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许多国家未能打破这一魔咒，公众意见调查与十余位顶级专家锐思激辩

　　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余年，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许多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专家认为，原因在于许多国家无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

　　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往往集中爆发，极易出现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表现与基本特征有：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严重的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腐败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民主乱象等。

　　当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6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喜的是，中国保持了30余年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当前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忧的是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各类陷阱已不同程度地凸显。可以说，未来五年，也即“十二五”期间，是中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人民论坛杂志本期特别策划不仅针对6575位网友和50位专家进行了采访调查，还邀请了10余位国内各领域顶级专家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就腐败问题、贫富差距、社会冲突、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滞后和经济停滞进行了重点分析，值得品读和深思。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

　　作者：胡鞍钢

　　当今中国社会主题已经是“转型是硬道理”，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转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转型的内涵已经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

　　十个关键词描绘“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以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

　　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当时被称之为“进步时代”，同时也被称之为“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 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

　　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或者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例如，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十年来，他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

　　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要素驱动的，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由于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

　　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这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高度空间集聚，产品高附加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国从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 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是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尽管中国一直保持政治稳定，但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治安案件数、刑事犯罪案件数为例，从1990年以来都是持续上升的。

　　实际上，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这充分表明，党中央早已充分意识到我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是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的，也是与当前阶段的发展特征紧密联系的。对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挑战—应战”模式，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当今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这其中既有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的外因，也有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缺陷的内因。但总体上来看，中国从1978年之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31年时间保持了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经济增长速度已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7%，4年(指2006-2009年)已累计完成“十一五”规划预期目标的104.6%，即中国已经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增长目标。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是G20国家中三个经济高增长的国家之一(印度为6.5%，印度尼西亚为4.6%)，不仅实现了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而且也促进了亚洲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复苏。

　　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有个适宜的增长区间。就中国基本国情而言，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从中国的经验来看，8%—9%的经济增长率是适宜的，而一旦超过10%，各方面绷得很紧，偏离了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各类代价极高，既得不偿失，又难以为继，其中2002-2008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因此，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从我们(第三方)独立评估来看，“十一五”规划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也没有实现，反而问题更突出，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

　　当今中国社会主题已经是“转型是硬道理”，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转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转型的内涵已经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十几亿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净福利最大化、各类发展成本最小化，要作为“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的基本思路。这就有赖于我们主动解放思想，破除新教条主义论(如增长就是硬道理)，破除GDP盲目崇拜论，破除唯经济论。

　　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地发现“陷阱”，准确地识别“陷阱”，智慧地避开“陷阱”。

　　转型期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

　　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改革得以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面对一些严峻挑战，每每能够做出富有成效的应战策略。1990年代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案例，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的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西方的民主引进来。这似乎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时期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都解决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开始出现民主诉求。政府要回应老百姓的诉求，主动或者被动地民主开放，因此容易形成所谓的“民主高潮”。但是，一旦任由这种民主特别是“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

　　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现代化必须在长期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既能促进现代因素发展，又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减小社会动荡。

　　我想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无论是党中央，还是人民群众，都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智慧，中国绝不会误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中等收入陷阱假说

　　作者：高伟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

　　“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

　　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增长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现在处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老挝、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地域优势(不靠海)、也没有FDI(国际直接投资)。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有FDI，有地域优势(靠海)，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让它们达到高收入。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有自然资源的优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

　　根据历史统计数据，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吸引外资阶段。这一阶段是积极的吸引外资，但是处于利用外资的初级阶段，制造业处于外商的绝对控制下。现在的越南就处于这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工业聚集阶段。这一阶段制造业虽然也处在外资的控制下，但是出现了支柱性的产业。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处于这一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吸收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已经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可以独立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现在的韩国、中国台湾处于这一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创造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可以实行全面创新，产品设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的日本、美国、欧盟就处于这一阶段。

　　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度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就是典型，其原因在于没有将国外的技术、管理消化，其工业化过多的基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基于内在的价值创造。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可以使得它们达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则需要它们采取主动的政策，使私人的创造力得到激发。如果增长仅仅是由于外部因素(地域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导致的，那么陷阱迟早会出现。

　　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迄今为止，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或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拉美各经济体(典型的如巴西)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和地区(典型的如马来西亚)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东和俄罗斯等资源立国型国家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几个基本特征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很多，而对于一个国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系统理论却很少。从既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腐败“落势化”倾向之忧

　　作者：林喆

　　陷阱一 官员腐败陷阱：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官员腐败”是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诱因，共有3445人选择此项，占总52%，排在第1 位。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 人们觉得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是有原因的，如腐败“落势化”现象等。在当今中国，官员腐败是否成为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诱因，值得商榷。

　　人们觉得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是有原因的。其中，腐败“落势化”就是其中之一。

　　较量的关键期：腐败出现“落势化”倾向

　　上个世纪90年代曾出现过腐败“落势化”倾向，当时主要表现为腐败行为向民众层面上的下落，只要与公共权力相关的行为都会发生异变，如医院收银员、仓库保管员、营业员等都会利用手上的那点权力牟取私利，这是社会权力意识的腐败。而现在的“落势化”主要表现为腐败从高职位向下落，即向科级干部及科级以下的干部下落，这表明腐败现象在向基层渗透。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普通干部。这种腐败“落势化”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具体表现为，在很多公职人员看来，只要有权就应该去“用”，实际上是将自己认作了权力的实质主体，故而将手中的权力当作个人谋生和发展的私权。

　　科级干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年轻。因此，2009以来，年轻干部成为腐败高发群体的问题一度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 其根源在于，很多年轻干部为官的环境已经形成了腐败机制，而且用人制度由于受到“干部年轻化”思想的影响，加上“60后”干部在教育上的先天不足，这就出现所谓“贪官低龄化”的趋势。

　　科级干部腐败现在非常严重，因为他们最接近基层，跟经济活动有最直接的联系，大批的项目投资最后都落实到基层。他们是直接的经手人和掌管人，最有机会接近大宗财产，进行贪腐。现在可怕的是，科级干部往往一动就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了。由于这个级别的干部人数众多，一旦扩展开来将危害极大，所以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制度反腐形态已经成型

　　2009年被认为是中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攻坚之年。中央颁布了历年来最为密集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出台了四部反腐败方面的政策和党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纪委印发的关于“小金库”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司法层面，“两高”新增9个刑法罪名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些法规、党规的颁布，在很多方面弥补了过去的空白，表明中央试图逐渐建立完善的惩防体系，尽管目前各项制度并不非常完备，但正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在中央带动下，地方政府在加强廉政建设方面也多有突破，如在官员财产申报、公车使用等方面大胆进行改革，他们的创新实践将对推动全国铺开具有积极意义。

　　这里，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管用？所谓管用就是指：第一，能发挥作用。即立法立规的目的实现了。第二，人们能够感觉到这个制度就在身边。第三，这个制度能够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来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能够管住干部最主要的有两项制度：一是收入申报制度；二是年终考核制度。但由于缺乏公示环节，制度的效应大打折扣。

　　同时，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反腐的经验，在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以党规的形式出台规定，—旦成熟了就会提升到法律层面，成为更为刚性的约束。这是近年来我国在廉政建设方面摸索出来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

　　可以看出， 中央对于制度反腐的长期规划“很有章法”，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反腐形态已经成型。

　　一部《反腐败法》的出台非常紧迫

　　《反腐败法》自上世纪90年代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提出后到现在还没有出台。中央提出到2010年建成反腐败体系，现在还剩两年，要有紧迫感。但难度确实很大，有几个难点，一是收入申报制度不成熟，二是赠与的最高限额怎么定，三是公务员第二职业的兼职问题。反腐败是双刃剑，要刮骨去毒，就会伤筋动骨。反腐时间表的调整也表现出制定者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反腐败法的出台是反腐败体系建成的重要标志。 这个法律必须包括世界各国反腐败法律当中所具有的这样一些制度内容：

　　第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二，接收礼品、接收馈赠的最低底线；第三，官员禁止从事第二职业的规定；第四，官员离任以后禁入领域的规定；第五，亲属回避规定；第六，反腐败的权威机构及其它们相互的关系；至于干部每年一度的考核制度、重大事项汇报制度和党政干部的问责制度及其复出的严格规定可以进入党规，如《党员干部道德准则》。

　　零零碎碎的这些规定我们都有，但是需要把这些规定全部整合到《反腐败法》当中，作为一部法典确定下来。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博导)

　　反腐败需“特别方略”

　　作者：王明高

　　反腐问题专家王明高：腐败现象尚未取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但需高度警惕官员腐败陷阱。

　　当腐败现象在中国尚未取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前，必须采取既符合世界通行惯例又适应中国国情的特别方略，在较短的时间和可控的范围内打一场漂亮的阻击战和歼灭战，谨防掉入官员腐败陷阱。其基本思路分为三个方面：

　　在政治上采取特别方略，开展阳光行动。“阳光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适时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并以此为契机，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在全社会全面推行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以及相关配套制度。开展“阳光行动”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消除腐败“呆账”，既坚决剜掉寄附在党身上的腐败毒瘤，又不致损伤党的健康肌体。

　　在经济上采取特别方略，设立阳光账号。鉴于家庭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的实施，一些腐败官员的不法收入无法长久得到隐瞒，为了使这些不法收入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为少数因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腐败分子寻找一条戴罪立功的退路，有必要动员和勒令有过腐败行为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将不法收入存入国家特定的“阳光账号”，其收缴的资金一律上缴国库。此举不仅可以动员和整合最广大的社会力量，使反腐败工作赢得各个方面的支持，而且可以避免韩国式的“资金外逃”，使经济社会发展得到强有力的促进。

　　在法律上采取特别方略，实施赦免制度。赦免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对在颁布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之前的规定时期内退还不法收入的，不论干部职级，不论问题大小，一律免除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法律责任，原政治、经济、生活待遇不变；对没有按期退还不法收入的，从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依法从重处罚。政治上，凡因贪污受贿触犯刑律的，一律开除公职(是中共党员的开除党籍)，并存档备案，永不续用；经济上，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高额罚金，让其正常的合法收入承担风险；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标准处罚，让腐败分子对号入座，以敦促其权衡得失，主动自首，自觉清退赃款。

　　如果说推行科学制度反腐是关系执政党前途命运的一项重大改革，实行特别方略则是这项重要改革的关键抉择。 (作者为反腐问题专家)

　　如何走出“分配窄圈”

　　——专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

　　作者：常修泽

　　陷阱二 贫富分化陷阱：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贫富分化陷阱是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诱因，共有2915人选择此项，占总44%，排在第2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此失衡，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反映了人权的某种缺失，特别是劳权的缺失。

　　不能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

　　人民论坛记者：收入分配问题是人们近几年一直热议的社会问题。2009年特别是2010年以来，进一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您认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如何借势来做新的文章？

　　常修泽：收入分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制度体系，其中蕴涵着经济社会的深层次问题。150年前，德国人拉萨尔曾抛开所有制问题，单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并把这一思想写入《哥达纲领》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评，认为应该超越分配问题，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来思考问题。今天，中国的情况与当年德国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超越“分配窄圈”的思维，围绕制度创新来作更大的文章，对我们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

　　建立“金三角”的社会结构

　　人民论坛记者：如何围绕制度创新来作更大的文章，能否谈谈您的具体想法？

　　常修泽：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此失衡，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反映了人权的某种缺失，特别是劳权的缺失。我们只要研究一下最近这些年劳动者报酬在整个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大幅下滑，就可以明显看出。2000年，这一比重为51.4%，劳动者在初次分配格局中还是“优势控股”的；而到了2007年，该比重已经下滑到39.7%，这一“优势控股”地位已经不复存在。由51.4%下降到39.7%，为什么劳动者的收入比重在过去七年中下滑了11.7个百分点？我认为这表明了劳权的弱化。

　　人民论坛记者：这里是不是牵涉到如何看待“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说”的问题？

　　常修泽：对这一说法应当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确实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的增长及其外汇储备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对此“优势”不应简单否定；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冷静地看到：这里确有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问题。而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实质，则是中国劳权的弱化。对此不应过多地去颂扬。

　　人民论坛记者：为什么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为什么劳权明显弱化？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关键还在于劳动者还没有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还缺乏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常修泽：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转型，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转型问题。

　　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具备一种“金三角”的社会结构，由工会代表劳方(雇员)，由雇主协会代表资方(雇主)，由人大和政府代表国家。目前来看，资方力量(含国有资本)在一些地方还比较强大，相对来说劳方的力量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劳资谈判”协商的机制。虽然一些企业也有工会，但是在关键之处(如通钢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等等)人们看不到工会的力量。只有社会形成“金三角”结构，才能从制度上为克服“向非劳动者倾斜”的问题提供支撑。

　　除了“金三角”结构外，还有政府自身的转型更是刻不容缓。我们不妨探讨一下，收入分配的三方面倾斜(向非劳动者、向政府部门、向垄断性行业)，哪个倾斜度最高？或者说，在解决“三个倾斜”的过程中，哪方面的利益约束最为严重？我认为是政府。从我们讲了多年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未见全面启动，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推进制度改革的“窗口期”

　　人民论坛记者：您在几年前就开始研究我国的资源环境产权制度问题，据我的理解，您在提出建立资源产权制度的观点时，就是针对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等现象。

　　常修泽： 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涉及深刻的产权制度。其中之一就是资源产权制度。规范和调整收入分配，建立和健全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这是绕不过去的。

　　考察目前中国社会的财富流向，第一位的集中点是房地产行业。另一个财富流向的集中点是矿产资源开发行业。比如煤老板暴富问题。为什么煤老板这些年迅速暴富？与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的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导致利益不合理分配。可以说，“不完全成本”是目前煤炭行业取得暴利的最主要原因，也是“煤老板”们超常致富的奥妙之一。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资源价格有所下降，目前正是推出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窗口期” 。

　　人民论坛记者：根据您个人的研究，还涉及到哪些主要的产权制度？

　　常修泽：一个是与房地产行业紧密相关的土地制度，另一个就是垄断性经营制度。

　　关于土地制度。在财富集中过程中，房地产商占的比重非常大。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双重垄断”：一方面，面对土地的拥有者(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权力部门是“垄断买方”，土地要转换性质，必须首先“卖”给政府，而且价格较低，农民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地位未完全实现。另一方面，面对“购房群体”这一最终消费者，权力部门又是上游要素——土地的“垄断卖方”，消费者要购房实际上必须先从政府处购买土地。这就导致利益分配的扭曲，在权力与资本合谋中，房地产企业获取较高的收入。

　　关于垄断性经营制度。目前，中国垄断性行业改革相对滞后，有效竞争机制尚未形成。一是市场准入环境不宽松，进入壁垒障碍依然严重。二是支配市场的原垄断企业与新进入企业不对等，使得有效竞争难以实现。特别是垄断性行业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问题依然严重，民营资本进入困难。可以说，当前社会热议的“收入向垄断性行业倾斜”的问题，与上述产权制度改革滞后有直接瓜葛。

　　总之，我们应由分配入手，源于分配，高于分配，切实走出拉萨尔式的“分配窄圈”。  (采访整理 人民论坛记者艾芸）

　“国富民穷”的局面怎么打破

　　作者：王占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王占阳：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其中一条就是行政开支太大，国富民穷的现象比较突出。导致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就是公共财政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有好的一面，也有恶化的一面。从好的方面看，应该说，社会收入的总水平还是提高了，民生财政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的大格局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有恶化的趋势。以基尼系数来说，最新的数字已在0.5以上，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富民穷。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也应是再分配改革。导致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致使我国严重缺乏社会公众对于财政收支的民主监督、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强大，“内部人”决策的公正性缺乏制度保障。缺乏公共财政制度的后果是国富民穷，它也只有通过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才能被消除。公共财政制度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民生性。民生财政包括财政收支两方面。首先是财政收入要适度，特别是不能过多地取之于民。目前我国的税费负担之重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2.5万亿元，政府总收入也约为12.5万亿元，基本上是1：1，这个比例实在是太高了。按照国际标准，政府总收入至少应当减少50%。这样实行还钱于民，总额可达6.25万亿元之巨。其次是财政收入要更多地用之于民。2008年，全国预算内财政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文化支出总计19665亿元，仅占当年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31.4%；如果再加上更少用于民生的预算外收入(预算内、外收入之比也是1：1)，这个比例更会降到20%多。而在国际上，与我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个数字一般都在50%以上，发达国家更是高达60%-70%。这就表明，我国的民生支出实在太少，其比重应当提高到50%以上。按2008年预算内收支计算，这就是应向民间返还1.25万亿元。如此少收多支，总计可向民间返还7.5万亿元之巨，相当于全国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立即提高60%多。若能如此，则国富民穷、内需不足、“新三座大山”等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二是公开性。公共财政就是公民财政，因而也是阳光财政。有公开性才能实现和保障民生财政。因此，今后几年应当大力推进阳光财政。应该是能公开多少就公开多少，至少是把大部分预算内外收支明细尽快地公之于众。

　　三是民主性。民主财政的核心是财政收支的决策权应该切实放到人大，执行权应该放到政府，司法权应该放到法院和检察院，监督权也应该独立于行政部门。这样才能在制度上确保民生财政和阳光财政。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的情况下，现阶段则可用发展参与式民主的方法弥补之。也就是说，目前应当大幅度地开放和扩大社会公众对于国民收入再分配改革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以广泛民意的力量直接推动和保障真正公正的再分配改革。否则，以公平分配为目标的改革就有可能被少数人再次篡改为加剧分配不公的假改革。

　　四是法治性。法治财政的核心是财政收支都须依法进行，违法必究。这样才能使公共财政的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得到切实保障。而人治财政的随意性非常大，几乎没有任何法律(特别是刑法)约束，这就给财政领域的腐败、特权和分配不公留下了很大的制度漏洞。所以我国也必须走法治财政这条路。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数 字

　　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1 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超过国际公认承受线。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城市蓝皮书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左右。

　　3 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4 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

　　不稳定幻像”与维稳怪圈

　　作者：孙立平

　　陷阱三 社会冲突的陷阱：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心不稳，社会动荡”也是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诱因，共有2319人选择此项，占总35 %，排在第3位。

　　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和其它的矛盾相比，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最理性的东西，是可以用讨价还价、协商、合议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尽管我们社会当中有着种种的矛盾，但是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近年来，有人说，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我就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引起多方面的关注。许多研究或明或暗地预示，如果这些社会矛盾得不到缓解，某种形式的社会动荡就可能会发生，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社会动荡的边缘。因此，如何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稳定的形势，就成为判断中国社会未来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动荡与“不稳定幻像”

　　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国人关注的一大焦点问题，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 “不稳定幻像”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谓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像”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换言之，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些年有人说，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一开始我就很不同意这样的观点。2003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其中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社会治安会明显恶化。对社会不公的反应方式之一，就是破坏社会治安。

　　近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观点，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冲突是一种利益的矛盾冲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位。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当做一个利益的问题来处理，这是我们把握这些社会矛盾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导致社会抗拒或社会动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主要还是失业、下岗、农民负担、拆迁等与人们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

　　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究竟是什么，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利益矛盾。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应当说是我们社会当中的一种惯常现象。

　　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和其它的矛盾相比，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最理性的东西。宗教的矛盾、文化的矛盾、政府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矛盾、民族的矛盾，经常是一个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东西。而利益的问题不一样，利益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少的问题。相对来说利益的问题是能谈的，能够讨价还价的，是可以用讨价还价、协商、合议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

　　“不稳定幻像”的形成，与我们对这种新型利益矛盾不熟悉、缺乏有效应对手段而产生的担忧心理有直接关系。我个人看法，和世界的其他国家比，我们的社会矛盾冲突虽然越来越多，但并没有到一个我们明显比其他国家要更严重的程度。

　　中国社会的弹性

　　过去的20多年中，人们曾经多次对中国社会做出过危机与崩溃的预测，但事实上，这些预测都没有得到事实的应验。于是，有人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国的预测为什么总是测不准？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人们往往看到了那些能够酿成危机甚或崩溃的因素，但却对这个社会自身的弹性，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

　　这个弹性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第一，三七开或者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我们有一个很大处理矛盾的空间。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矛盾和危机分散化的效益。比如说像劳资关系，这个现在跟政府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第四，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具有很强的运用资源的能力。第五，不同群体的追求出现更大的差异。第六，上层的精英结成了比较巩固的联盟，从坏处说有可能在利益分配上拿到太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联盟的出现也有利于稳定社会。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就是一种自我归因。第八，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八个方面赋予中国社会很强的结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往往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尽管一些问题被拖延下来后形成更严重的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存在着一种“社会矛盾严重——民众会起来造反”的惯性推理逻辑，其实这种逻辑往往是缺乏分析的结果。强调危机的威胁有积极的一面，即敦促政府解决某些问题；但也有有害的一面，即导致政府“过分反应”——不必要的控制，同时用“维持稳定”挤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

　　跳出“社会维稳怪圈”

　　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为什么会陷入“维稳怪圈”，与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僵硬的稳定观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社会为了这种稳定的思维定式，正在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 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状态估计过重；现在，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但正如有人说的，“稳定”压倒腐败了吗？压倒贫富差距了吗？没有。最后被压倒的是民众表达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

　　维稳需要新思维。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当前，不同的群体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方面出现了不平衡，有的群体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有的则没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需要通过权力的均衡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同时，政府还要注意防止用“运动式治理”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

　　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绝对稳定的问题，而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一时的太平，而是长治久安，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

　　说到底，某些群体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稳定，用稳定的问题来绑架社会。我们不应当夸大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我们这个社会要有自信，以正常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高瞻远瞩，进行制度化建设，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运动式维稳是不可取的

　　作者：杨宜勇

　　谨防社会动荡，维护社会稳定，就要切实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分配、社保等与群众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的民生问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社会问题的增加也是一个好事。这表示人们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了，社会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来理解这个现象。

　　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去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其他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谨防社会动荡，维护社会稳定，就要切实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分配、社保等与群众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的民生问题。有人讲房价太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里面公众情绪的渲染比较重，不宜将这种情绪化的渲染直接与一个社会的安定与否挂钩。以房价为例，都认为房价太高，为什么总是降不下来。房价也是买出来的。在房价这个问题上，应当三个板子一起打。即不仅开发商、政府有问题，消费者个体也有问题。这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的浮躁情绪。当然，从根本上来看，还是我们在住房问题上没有处理好。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但也是“矛盾凸显期”， 中国的人均GDP到2010年将有望达到4000美元。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和问题会增加，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从一个方面看，这些问题的增加也是一个好事。 这表示人们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了，社会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来理解这个现象。 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劳资纠纷，拆迁等问题没有处理好，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很好地保护，导致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也成为我们现在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用过多地担心，只要我们从机制体制上做好文章，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我是比较乐观的，中国会比较顺利地度过这个阶段。

　　民生安自然就天下稳。但稳定有多种状态，举例来说，一个钢球，放在平面桌子上，滚到哪算哪，这就是随机稳定；如果把这个钢球放到一个大球上，可以立住，但一旦破坏这种状态，就很难再回复；但如何有一个为这个钢球量身定做的槽，钢球无论怎样拿进拿出，钢球的状态都可以回到原点，非常稳定。在我看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第三种状态，而这个槽实际上就是各种体制机制的建设。运动式的维稳是不可取的，关键还是要靠制度建设。

　　维稳必须遵循社会稳定的科学发展规律。保持社会稳定有两种方式：一是勉强维持的稳定，即它组织的稳定，这是一种消极的稳定。“文革”期间就是一种典型的消极稳定，比如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二是百事畅达的稳定，即自组织的稳定，这是一种积极的稳定。2008年11月以来中央已下达的四批中央投资中，民生工程投资所占比重超过50%，对返乡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以及社会保障、贫困救助、增加居民收入、基础设施建设等都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一年多来我们所取得的明显成效世界公认。

　　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我理解就是低标准的广义福利社会。2050年我们要从制度上建成中等的福利社会。改善民生必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只有着力加强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才能达到打基础管长远的最终目的，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还没摆脱城市化冒进误区

　　作者：陆大道

　　陷阱四 过度城市化陷阱：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过度城市化问题是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之一，共有2120人选择此项，占总32%，排在第4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超出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能力的过快、过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工业化来推动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人口的失业所造成的，这是虚假的城市化和贫困的城市化。

　　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许多城市的发展超出了正常轨道，城市建设布局出现无序乃至失控，使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愈来愈严重，已经对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危害。

　　近年来，我曾多次上书中央，直陈我国城市化发展与规划建设中出现的盲目追求大规模、高标准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趋向，并用“冒进式”城市化来形容这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造城运动”。现在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城市化发展的盲目性和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比如“劳民伤财”的政府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等等。

　　实际上，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城市化冒进误区。在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这个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和日本分别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城市化水平应该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岗位的增加来决定。超出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能力的过快、过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工业化来推动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人口的失业所造成的，这是虚假的城市化和贫困的城市化。

　　蔓延式的城市建设。许多城市的发展，摊子都铺得很大，各项设施缺乏严格的占地标准，以致乱占土地。城市周围的开发区太多。在过去10年间，我国各类建设滥占耕地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冒进式城镇化导致城镇建设用地盲目扩张和无序蔓延，过度侵占了大量的优质耕地。

　　“大都市”，“大”规划。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城市不在少数。许多城市提出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倍、四倍进行大城市规划。一些城市运用超前标准进行用地和各项基础设施的规划，如会展中心、中央商务区、多个高尔夫球场等等塑造城市形象。许多中小城市，也将城市发展框架拉得很大 。

　　有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小城镇建设“城不像城、乡不像乡”现象依然没有改变。 在一些中小城镇周围及大城市的郊区，城市化发展很快。但却是：远看像城镇，但每家房子是独立的，缺乏必要的道路、给排水和环境卫生系统，形成了“城乡两不像”的状况。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对我国国情和城市化道路缺乏清楚的认识。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总量迅速扩张但水土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 大规划不一定带来大发展，却可能引起巨大的风险。其二，科学的城市规划工作没有跟上。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速度过快。一系列城市发展方针的制定和规划工作跟不上。在大规模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曾经提出了“经营城市”的理念和口号，使土地和水资源等过度开发利用。其三，政府领导的政绩观不全面。不少地区对“城市化”规模和速度纷纷提出高指标，形成彼此竞赛之势，以不适当的超前标准规划建设城市。更有甚者，以大绿地、大广场、大立交、大马路等作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其四，城市管理严重滞后。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的立法工作薄弱，缺乏符合我国城市化要求的指标体系。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症结所在

　　作者：迟福林

　　海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未来5—10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黄金期，我国将进入城镇化主导时代。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十二五”有望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性突破。

　　这些年，在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的同时，城乡失衡的矛盾和问题在某些方面又有所突出。例如，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有所扩大。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我们的看法是，在工业化主导时代，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城乡二元结构直接相联系。城乡二元结构失衡，不仅是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症结所在，也是我国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

　　未来5年，我国将开始进入城镇化主导时代。其主要标志是，我国的城镇化率将由46.6%提升到50%以上。第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主导向城镇化主导的历史拐点。从国际经验来说，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是城镇化快速提升的关节点。根据相关研究，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第二，未来3-5年，不仅东部，而且中西部的城镇化、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圈都处在一个较快增长的阶段。第三，中央明确3年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估计5年左右放开大城市的户籍是大势所趋。由此，城乡一体化将有重大突破。与此同时，改变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将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做出重要贡献。

　　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十二五”有望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性突破。

　　扩大内需对城乡一体化提出现实需求。 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8年的25.1%，30年中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率从1983年最高点的32.3%下降到2008年的8.8%，25年间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2008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只有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32%。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将会大大刺激农村的消费需求。据测算，把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到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也就是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60%，新增消费规模将达到3.2万亿元。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一体化提出现实需求。据统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差距占全部收入差距的比重在60%左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趋于放缓。近年来，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明显加大，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加快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通过改革土地、财税、金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城镇倾斜的格局，就能使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长远的保障，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基础。

　　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流动趋势对城乡一体化提出现实需求。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高出近30个百分点，服务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低出30个百分点左右。从我国就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看，以城镇化拉动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是解决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的战略性举措。第二代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由此，城乡一体化对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全局性与深刻性开始全面凸显，城乡结构的变化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十二五”时期，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为重点，形成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齐头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需要。 (作者为海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弱势群体边缘化的潜在风险

　　作者：许正中

　　陷阱五 公共服务滞后的陷阱：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公共服务滞后是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之一，共有1855人选择此项，占总28%，排在第5 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社会上开始出现相对集中的弱势群体，如果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并具有高能量时，就会出现所谓的结构失衡，社会解体的风险也就越大。

　　对大国兴衰史进行国际比对不难看出，一些国家之所以难以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原因在于缺乏支撑经济社会多元复合转型需要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3600美元，构筑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势在必行。

　　跃升的社会制度平台

　　放眼世界，无论是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英国，还是19世纪的德国、法国以及当今的美国，都相继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了主导或核心地位，引领和推动世界的进步。透视大国雄起史，其间蕴含着经济跃升、社会进步之规律，即构筑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为经济社会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都凭借社会制度的改进促进其从二流国家跃升为一流国家。英国创立了基于私有财产权的民事制度、法国成立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制度、德国创立了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保障制度在保证市场自由竞争的同时，又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由于市场自由竞争导致的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使竞争和经济增长的好处让全体人民都能享受，覆盖全体公民，使所有最低收入和无收入的人，都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住房和货币收入，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德国迅速崛起的社会基础。另外，英国推行民事制度、法国扩大公民参与权等使其成为一流国家。中国的和平崛起也需要跃升的社会制度平台，构筑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必然的选择。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要义是指市场主体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公共服务的社会公正性以及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

　　相对集中的弱势群体的潜在风险

　　人文普遍服务是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子系统。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包括医(医疗)、食(低保)、住(住房)、行(交通及通信)、教(教育)五个方面，主要解决民生的问题。保障社会发展的公平、公正与均衡稳定，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人均GDP接近4500美元的传统社会瓦解区，经济制度、行政体制及社会治理模式、主流文化形成互动格局，经济社会处在快速分化期。开始出现相对集中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城市失业者。社会学理论研究表明，群体成员越多，其相应的社会活动能量也越大。当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时，社会结构才能稳定平衡；如果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并具有高能量时，就会出现所谓结构失衡。社会解体的风险也就越大。建立社会普遍服务机制，把起点相同，机会均等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给予弱势群体充分的教育和发展机会，使他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处境，改善生存状态，保障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包括生存权的社会普遍服务、发展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和自由流动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生存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保障机会均等的基石。目前在中国构建人文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进程中，至少应当建立健全食物保障(低保)、基本住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和基本养老五个项目以保障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而这正是一个国家保持其竞争力的基石。发展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适应现代世界潮流的新时期的要求。发展权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促进发展权实现而做出的任何努力和实施的各项政策，其目的都必须是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保护本国人民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证男女平等；消除社会非正义等。自由流动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保障人们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生产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动权，是充分发挥要素潜能的保障。现代社会的生产要素，是在微观层面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知识流动的状况下，形成新型的社会复合资本。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受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的制约，劳动力和土地的自由流动性较小。劳动力、技术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才初见端倪。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该自由流动，这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一方面是可以保障追求生存权的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如从自然环境恶劣的区域迁徙到相对较好的区域中，另一方面可以保障人追求自身进一步的发展。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三个延伸”

　　人文社会普遍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基础教育保障体系、自由流动户籍制度等一系列旨在维护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自由迁徙权的普惠制度体系。其中，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安全网络，由此，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基础教育保障制度、自由流动户籍制度等成为构建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有力支持。政府人文社会普遍服务的目标，首先是履行保障公民生存权实现的义务，而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就在于通过人文社会普遍服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保障公民生存权的实现，进而促进公民其他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在我国，保障公民生存权的基本制度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Scheme of Minimum Standard of Living)。这是一项社会救助制度，是一种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

　　今后数十年，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模式的进一步设计，应考虑到“三个延伸”：

　　一是低保制度设计本身的横向延伸，即要探索和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相配套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二是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其他“保障线”的纵向延伸，即要探索保障线之间的纵向联动机制，促进公平与效率两大目标的同步实现。三是低保对象受众广度的延伸。

　　目前，我国政府的人文社会普遍服务项目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农村合作医疗等等，而在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住房保障普遍被纳入到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之中，成为其重要内容。所谓住房保障，就是政府要通过提供廉租房、移民安置房、拆迁安置房等非商品房政策和提供中低端的经济适用房，以实现“人人有房住”的保障目标。

　　当前，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积累着的结构性问题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凸显，亟待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及跃升的关键是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谨防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社会断裂和失衡。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具有均等化、全覆盖、可获得性、强制性、可持续性五大内在规定性。在提供社会“安全网”的同时，搭建起能够使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础性平台。借助于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中国数千年来的乡土文明死结将被彻底打开，中国将避免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沼而成功实现转型。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经济的几个隐忧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张卓元

　　陷阱六   经济停滞的陷阱：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的问题是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之一，共有994人选择此项，占总15%，排在第6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 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做不到，分配差距继续拉大，就极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代价高昂

　　人民论坛记者：有观点认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迹象在中国已经显现， 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已在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减速过程中逐步凸显。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在您看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产生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张卓元：“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产生，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发展战略没有转变。依然沿用从低收入国家跃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战略增长模式——强调增长、粗放发展的战略。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带来高速的增长，可是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甚至是惨痛的。造成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警戒线是0.4。所以，我们要坚持两个转变，一个是发展方式要转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造成资源环境代价太大。二是分配方式的转变，蛋糕做大了，怎么分蛋糕就成为核心问题。城乡、区域、群体之间差距太大，同样是工业，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是社会矛盾的源头。所以，中央提出一方面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在分配方面强调公平正义。

　　中央最早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1995年，现在15年过去了，效果还是不理想。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做不到，分配差距继续拉大，就极易掉入“陷阱”。

　　“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孩子”的承诺实现了多少

　　人民论坛记者：在大力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低碳经济的同时，令人遗憾的是，2010年第一季度单位GDP的能耗反而提高了。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增加了。发展方式转变难，究竟难在哪里？

　　张卓元：“知易行难”。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转型没有到位，仍是“GDP至上”。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发展方式转变很难。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包括储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都很难解决。

　　相应的是财政体制改革，从经济建设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财政。现在，很多地方热衷于“土地”财政，弄到了钱再去搞政绩工程。最缺的是公共服务 。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比较，公共服务投入相差接近20个百分点。面子工程太多了。高速公路里程越来越长，可农村中小学校舍依然破旧。“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孩子”的承诺实现了多少？这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消费不足。 老百姓的收入都用在医疗、养老、孩子上学上了。

　　人民论坛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中的高增长地区正在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中等收入转型难度很大，其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在现状之下拥有既得利益。一些情况下，这些利益集团的力量足以改变政策方向，使之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对此，您有何看法？

　　张卓元：这是中国掉入“陷阱”的最大的威胁，即来自权力和资本的结合。过去温总理讲过两条，一个是腐败问题，一个是通货膨胀。就目前来讲，通货膨胀的压力存在，但是还不构成根本威胁。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在中国当代是比较突出的。之所以如此多的人对政府权力“趋之若鹜”，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一旦拥有权力，就可以支配巨大的资本。另外，这也是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根源之一。比如，看似由环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实质上也是当地政府或官员同排污企业勾结。小平同志曾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更应引起高度注意的是：利益集团渐渐出现利益固化的趋势，利益集团的活动猖獗，利益链条越来越长，甚至有将国家机构和政策绑架的危险。

　　中国的改革是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没有大决心，就干不好，推不动。

　　“十二五”时期应解决的几个隐忧

　　人民论坛记者：未来五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有哪些？

　　张卓元：我希望“十二五”着力在解决失衡问题上取得突破。包括：一是内外需失衡。我国出口依存度上升较大，外需收缩、出口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二是投资消费失衡。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降到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下降尤其剧烈。这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根源。三是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失衡。目前，我国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已满足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四是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在上述四大失衡问题中，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最为突出。

　　总体来讲，各项改革的潜力很大并且任务艰巨。就改革路径来讲，我认为，从上到下要优于从下到上。垄断行业不可能自己改革、地方政府自我改革动力不足。 (采访整理：人民论坛见习记者 刘新圣)

　　高度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马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马克：中国刚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长期徘徊、甚至停滞的情况。

　　中国刚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长期徘徊、甚至停滞的情况。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结构失衡和扭曲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可持续增长面临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应该对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

　　实际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所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处于贫困和低收入阶段的国家也存在。只不过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它的调节和腾挪空间相对比较大，可利用的外部资源比较多，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方面发展空间受阻；另一方面社会各方面因素和经济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对经济增长形成更大的挑战。

　　对于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转型或者发展方式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担心。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市场经济，转型中面临两方面问题，一个是市场发育的成熟度问题，一个是政府转型以及政府转型是否和市场发展相吻合的问题。

　　转型是必须的，但是体制状况决定了转型也的确非常困难。上世纪90年代我们已经提出要进行增长方式转变，包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十一五规划中制定了很多结构调整目标，但是实现得并不理想。十七大我们提出发展方式转变，表明中央注意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不够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整体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的提法更加科学了。但是转型也不理想。

　　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为例，为什么投资结构的转变难？背后就是体制性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投资的快速增长含有很强的政府主导因素。我认为，在所有的转型和改革中，政府转型最为关键。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跨越陷阱的日韩经验

　　作者：张亚光

　　现在全球低收入国家实际上是少数，高收入国家也是少数，绝大多数国家是在中等收入这个层次，国际上公认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还处于徘徊、停滞不前阶段，没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和韩国是“东亚奇迹”的领跑者。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12年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漫长的工业革命进程对比，日韩两国的成功经验尤其值得借鉴。

　　产业升级造就经济奇迹

　　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衬衫换飞机的贸易中，双方国家的人均GDP是相等的。从统计意义上说，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区别也正在这个地方。通过产业升级战略，改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布局结构，使工人的单位劳动创造出更高的单位价值，这是实现人均GDP指标提升的最有效途径。

　　日本：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与升级。上世纪50年代初期，纤维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而到70年代、80年代，日本出口行业中机械行业占比大幅上涨，其中汽车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也因此大幅提高，机械电子类产品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1980年开始，日本政府觉察到，依靠基础工业延续的经济奇迹不会再出现，产业结构应转向以最终消费产业为主。在政府推动下，以文化创意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日本经历了“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过程，通过成功的产业升级，进入了具备完全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导者”行列。

　　韩国：从保护战略产业到鼓励创新活动。韩国上世纪70年代的“汉江奇迹”主要也是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此后韩国就开始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阶段。韩国政府意识到由于对技术开发重视不够，面临产业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因此韩国政府将产业发展方向从制订扶持战略产业优惠政策，如免税、减免关税、外汇支持以及其它保护措施等，转向了创新活动，并废除了所有的个别产业法，将全部产业置于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以激发它们内在的创新能力。在这一政策导向下，韩国将产业技术开发作为20世纪80年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同年出台科技发展15年规划，明确提出将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逐步转到企业；制定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积极推进产业技术开发促进措施的实施。投资方向也从轻工业和成熟的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

　　重视民生，缩小差距

　　日本和韩国之所以能够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国内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也有密切关系。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有效实施。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贫富差距相当明显，基尼系数一度高达0.47。但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收入差距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韩国：重视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韩国之所以能在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把总体收入差距维持在较低水平，重视农村地区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1971年政府启动了“新社区运动”(New Community Movement)，1973年至1978年，大约一半的政府投资通过“新社区运动”分配到农村地区，集中于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这些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日韩两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首先，产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升级是影响人均GDP增长水平最直接的因素，由农业到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高科技制造业和创意产业，日韩两国已经探索出了清晰的路径。

　　其次，社会收入分配可能是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工业化程度越高，贫富差距越容易扩大，社会越不容易稳定。社会一旦陷入动荡，发展就无从谈起。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期间，很好地控制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使初始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国民在面对经济发展机遇时拥有大致均等的机会，社会因此相对稳定。

　　最后，政府在跨越过程中始终处于强势的引导地位。日韩两国的历次产业战略调整和转型，几乎都是由政府率先制订政策并加以推动。一方面依靠市场的自由竞争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某些措施扶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未雨绸缪地引导经济向更高层次跃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中等收入陷阱困扰东南亚国家

　　作者：高伟

　　越南：

　　越南自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发展令人瞩目。1991- 2000年越南的GDP年均增长率达7.6%。但是近期越南经济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主要表现为：

　　通货膨胀严重。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越南通货膨胀呈现持续上扬。

　　贸易逆差迅速扩大，越南盾大幅贬值。越南近几年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主要原因是国际能源、建材和化肥价格的上涨，使越南的进口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越南盾自2008年3月下旬急跌后，其汇率持续下滑。

　　股市楼市双双暴跌。越南的股市和房市已接近崩盘。

　　国家信用评价下降，国家财政力量薄弱。标准普尔、惠誉、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纷纷将越南长期债务评级展望由稳定调低至负面。这将导致越南主权信用的下降。已有大量资本外逃，这可能导致越南盾的继续贬值，引发恶性循环，同时这也将使越南政府向外举债，吸引外资变得困难。

　　越南潜在的经济问题：

　　东盟(AFTA)，世贸组织(WTO)，自由贸易协定(FTAs)——(东盟产品特别是日本产品)的大量涌入可能摧毁越南的工业基地。

　　泰国自1961年起开始实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他信政府执政以来，强调“双轨式”经济发展战略，主张拉动内需与外贸外资并重。泰国是东南亚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2000年GDP总量为1654亿美元，人均达到2738美元，是次区域六国人均GDP最高的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海湾战争和国内政局的影响，泰国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年均增长率仍有8%左右。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崛起，泰国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主要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农业国逐步向新兴工业国转化。1995年，泰人均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世界银行将泰国列入中等收入国家。

　　然而，1996年，泰国经济增长率急骤下降，仅达6.9%，为过去13年来最低水平。尤其是外贸出现严重滑坡，增幅猛降到不足1%。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 8.3%，通货膨胀率也上升到6.2%。

　　越南有可能失去批量生产的基础，而只能作为销售代理。越南的工资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太高，但是技术水平对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又太低。

　　过早放开资本项目助长了国际游资投机行为，打乱了越南的金融秩序。越南在2006年加入WTO后，开始放开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放宽到49%。而这些对游资的宽松政策为越南的股市楼市暴跌，本币贬值，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埋下了隐患。

　　泰国：

　　泰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薄弱，缺乏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和科学技术滞后。具体表现为：

　　农村贫困问题成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威胁。泰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不平衡，曼谷及邻近的5个府发展最快，与这些地区毗邻的另10个府次之，其它府、特别是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区，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

　　经济不景气的预期导致外资流入下降。金融危机后，泰国通过调整金融部门的资本结构，引进了大量外资，出现了一个外资流入高潮。近年来，外国赴泰投资明显放缓。

　　泰国对于国外经济的依赖过于严重。近年来，美国经济放缓、日本经济也持续萎靡，使泰国对美国及亚洲地区出口下降。

　　金融危机后金融部门的巨额坏账一直困扰着经济的健康发展。

　　产品附加值过低，很难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

　　马来西亚：

　　从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很快。20世纪50年代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到80年代已经成为亚洲的“四小虎”之一。这一飞跃主要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的。但是随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

　　马来西亚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它依然在使用1970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NEP)。这一政策在当时是成功的，但是现在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这一经济政策与知识导向型的增长不一致，导致了私有经济的投资额大幅下降(1995年占GDP的32.7%，而到了2007年只占9.3%)。这一政策过多地关注收入分配，而不是收入的增加，法制不健全，种族主义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形成。

　　具体来说：

　　价格控制。1946年，马来西亚执行了价格控制政策，而且直到今日这一政策依然存在。价格控制的产品包括基本必需品如大米、面粉、糖、肥料、牛奶、鸡肉，甚至出租车费。由于价格控制，这些商品在马来西亚的价格较低。这直接导致了马来西亚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由于劳动力的低廉，导致了马来西亚的生产主要依靠原料和劳动力，而不是机器设备。这使得马来西亚生产的产品价值较低，生产率增长缓慢。

　　补贴政策。马来西亚的补贴政策开始于1961年，补贴的项目包括汽油、天然气、糖、大米和其他的基础物品。这些补贴项目到了20世纪70年代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负担。导致政府鲜有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兴建，拖慢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

　　产权控制政策。马来西亚的产权控制使得成功的中国企业不能在股票市场上大量融资，许多中国企业都将总部搬出了马来西亚本土。 (资料提供：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高伟)

　　拉美国家的反面教训

　　作者：张勇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与起步时间相近但用时不到20年就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某些东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引人深思。

　　“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惑

　　早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就被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危机频发则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前有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有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有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这一切都表明，奉行“先增长后发展”的主流意识及其政策导向，并没有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反而使两者同时受损。

　　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一直很严重。资料显示，1970年前后的收入分配已呈现非常集中的状态，基尼系数最低者为0.44，最高者为0.66。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收入分配最不公的是巴西，基尼系数达到0.64，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低于0.48，但仍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就业不足和非正规经济成为持续存在的现象。 正规就业大幅缩减，非正规就业比重显著增加，1990-1998年非正规部门(自谋生计者、家庭服务和微型企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61%。

　　与此同时，社会结构被长期固化，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的职业分层不利于向上的社会流动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贫困问题虽然在经济扩张周期中有所缓解，但是程度依然严重。整个拉美地区贫困率1990年达到48.3%，创历史纪录。至2008年拉美贫困率降至33.2%，但是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贫困率再度反弹。

　　拉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失衡之谜

　　发展模式转换错失良机，贻误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而拉美的失误在于，在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直接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也没有像东亚一些国家那样及时转换发展模式，反而继续维持着“举债增长”的发展战略，使进口替代模式前后延续了半个世纪。

　　利益集团之间始终存在“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在拉美国家作为“精英意识形态”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扩张，要求保持传统，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至少要把这类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拉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社会财富占有的不断集中。经济财富的这种集中，即使在民主制度中，也会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与此同时，这种不稳定的极端情况必将导致中产阶级的流失。

　　宏观经济政策偏差放大了经济的波动性。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对经济所具有的“稳定器”作用在拉美几乎丧失。选举周期对预算执行的影响、各级政府之间对财政安排的博弈等都对财政政策制定产生作用。由于缺乏充足有效的制度框架，经济快速增长带来债台高筑，顺周期性最终导致危机和经济崩溃。当高失业率、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交织在一起时，情况更糟。因此，在政策不能提供稳定预期的经济环境中，社会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国家作用在不同时期都走向极端，公共政策难以发挥效果。进口替代发展模式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作为保障，例如，特殊的关税、税收、货币等，国家的作用可以说无所不在，然而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如：阻碍市场运作效率，滋生寻租、投机和腐败行为等。而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改革时期，市场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的作用被极度削弱，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而此时日渐式微的国家已经没有能力通过公共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

　　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已经无钱可存的老妇人：“我来银行存点东西……”(注：按西方老百姓的传统说法，家里的钱是“藏在床垫底下的”。)

　　拉美启示：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应“显现化”

　　拉美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同时必须将涉及社会平等的因素考虑进来。实施这种融合发展战略的前提是建立一个能够制定一体化政策的制度。该制度应该以促进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应“显现化”为指导原则；应该让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积极参与，特别是要重视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应该完善经济和社会权力部门的协调机制并使社会领域成为主流经济政策强调的重点。简言之，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正因素，政府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引导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从拉美国家经验教训中获得的重要启示。(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