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首先以GDP翻两番为目标，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数量标准。在此之后，中国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保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现在，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发展水平上看，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的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水平的、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在赶超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是把规模做大，那么从现在起，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则更为重要。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改变经济增长中最终需求的优先顺序，对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经济增长中最终需求的优先顺序和矛盾

　　对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从生产领域看，主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如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渐进的市场化过程和改善政府宏观管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并合理配置资源；而从需求领域看，就是发展以出口带动的外向型经济、增加积累和扩大投资、改善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从投入产出表来考察，国民经济活动就是通过进口、中间投入及创造增加值，来提供货币和服务满足最终消费、投资和出口的过程。2000—2009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9%、11.6%、18.8%和19.1%。而从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看，GDP增长率达到了9.7%，出口同比增长26.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3%。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经济起飞并保持以后的高速发展，增加积累和扩大投资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扩大投资，才能实现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转化，实现加速增长。但对于落后的封闭经济来说，靠自身积累取得超常规发展是很困难的，因此，发展外向型经济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过去20年最终需求增长的优先顺序中，外向型经济是首选；其次是投资，深圳、上海、北京、宁波的发展都是投资驱动的，而不是消费驱动出来的。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发展较慢的地方的所谓投资冲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全国的情况看，发达地区的投资没有降下来，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又在上升，这样，加速的投资扩张会继续下去。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想继续保持高增长，只有不断扩大出口和增加投资在GDP中的份额，而消费的份额会不断降低。这就意味着，在GDP和最终需求总量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消费增长率是递减的，经济增长的最终效率是下降的。

　　在改革开放中前期，这样的模式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的起点太低，不经过加速积累扩张和增加投资就不能实现经济起飞，而外向型经济发展又是推动中国增长的重要手段。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经济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十一五”规划完成时，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达到8%以上，出口占全球的比重达到10%以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依赖都在增强。这也是近几年来，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全球危机时，我们采取的是扩大投资的措施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但带来的负作用是明显的。即使不发生危机，由于采取的鼓励出口政策，使我们经常项目下长期存在大额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在国内形成大量外汇占款，在国外则形成大量金融资产，总体经济风险不断加大。而很多出口在昨天看来赚了一点小钱，今天看来根本没有效益甚至是亏本的。中国的出口不能再这样扩张。

　　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的效率也在降低。在众多的投资中，有些会形成未来的公共消费（如铁路建设）和私人消费（如住房），有些改善了当地的环境和生产能力，但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重复建设，很可能在将来闲置甚至浪费，如果这种浪费发生（事实上现在已经发生），那么我们今天创造的GDP，在将来看很可能就是无效投入，那样的增长是没有意义的。

　　消费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邓小平提出的GDP翻番的目标，无论从哪个时间段看，都已经提前实现，中国现在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当年的20倍以上。但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平和全面小康要求达到的目标仍然有差距。无论从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看，还是从经济增长的要求或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都需要居民消费有比较大的提升，环境、资源等方面对发展的约束却在明显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GDP指标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或主要目标。由于中国人均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同时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适度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需要的。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由于各方面条件的约束以及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们可以适度放慢经济增长。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年均增长率达到7%，同时还要求居民收入改善不低于经济增长，这种调整是积极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艰巨的任务。这事实上要求在经济增长率下调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实际增长仍然保持不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加均衡、更有效率。这不是短期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能解决的，而要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加强环境保护等，即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从最终需求上看，这就要求我们调整传统的通过扩大出口、扩大投资来实现规模扩张的做法，结合我们在本世纪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把保持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作为更重要的发展目标。从考核指标尤其是地方的考核指标看，对GDP的考核应该更加重视结构改善。从长期看，GDP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是GDP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从最终需求看，经济增长的优先顺序应该掉过来，即消费、投资和出口。考核各级政府的政绩，重点要看是否改善民生，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是否提高。有了正确的政策导向，制定政策才会有合理的原则和明显的方向。从优化的观点看，就是要以较低的出口、投资和GDP增长率，获得较高的消费增长率。而我们的制度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尤其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也应该服务于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