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毋宁说是大城市化。形成这种城市化模式的根源在于，资源完全由权力来分配，而官员们当然乐于把资源集中于自己居住的大城市。有一些经济学家也滥用规模经济理论，基于狭隘的经济效率，为这种大城市化提供依据，而全然不顾这种大城市化模式所带来的严重社会、文化与政治问题。

    这种城市化模式造成严重的大城市病。但其最大的问题，还是庶民之难以城市化。也就是说，大量教育和收入水准都比较低的农民无法顺利地实现城市化。道理非常简单：大城市的数量毕竟有限。在人口不超过一亿的国家，大城市化之路也许走得通：只要有几个大城市，这个国家就差不多能完成城市化。但中国不同，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哪怕有几十座大城市，也无法满足人口城市化的需要。更何况，这样的国家，必须以与乡村紧密相连的小城镇作为其文化、文明的中坚。

    事实上，在中国，大量外来人口集中于县以下之镇，因为，中国之现代化乃以工业化为基础。新兴加工工业为降低成本，通常集中设立于土地等要素价格较为低廉之镇甚至村。这一特征，在珠三角、长三角、温州、潮汕一带，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地方集中了中国最多的外来人口，如果加上本地人口，人口总规模或在3亿左右。这些地方之经济、社会、文化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其人口之城市化，当是城市化之重头戏。

    不幸，按照现行制度，按照主流城市化模式，这些地方几乎不大可能城市化。当然，这些地方发生着城市化过程，但城市化只能在市、县两级政府所在地进行，镇、村完全不可能设立建制市。由此，自发形成的现代工商业和社会格局，与城市化政策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那些已经相当发达的地方的人民不能享受现代城市的公共品，尽管当地的财富已经完全足以支持此类公共品的生产与供应。

    大量外来人口也因此被拒绝在城市化过程之外，或者说，他们无法以最低廉的经济与社会成本完成城市化。他们聚集于镇、村，尤其是80后、90后，已永久性脱离乡村，常年居住、工作、生活于城镇。他们具有城市化的愿望，他们为企业、为当地政府所创造的财富，也足以支持他们所居住地的城市化。但这些地方不能城市化，他们也就不能就近成为市民，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正是这一点，妨碍了这些地方的经济结构之转型升级，也制造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那就是让这些工商业比较发达、人口高度聚集的镇甚至村，成为建制市，也即镇级市，或者说县辖市。从行政上，它与镇平级，但它将完全按照建制市的政治、行政模式运转。也即，它拥有较强的财政能力，可以建立与人口相匹配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体系，也可以向市民提供比较充裕的现代公共品。这些地方的户籍人口本身就比较富裕，他们希望过上城市生活，设立建制市可以满足他们对于城市公共品的渴望。

    最为重要的是，数量较多的县辖市可以大量吸纳外来打工者称为市民。广东已经意识到吸纳外来人口对于经济转型、社会建设、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近两年来一些地方也已经采取措施，比如打分制，每年授予一定数量的农民工以城市户籍。但是，这些城市通常都是大中城市，其所能吸纳的人口之规模终究是有限的。更何况，大量外来人口聚集于村、镇，目前的制度对他们多有不便。

    把工商业发达、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的镇或者几个村合并，设立为建制市，这些星罗棋布的建制市就能够大规模地吸纳聚集于沿海工业区的外来人口。不论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外来人口的角度看，这恐怕都是成本最低的城市化之路。这些镇目前本来就已经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目前需要进行调整的只是财税制度和政府架构。而一旦大量人口在基层完成城市化，大中城市的规模扩张压力也可以减少。那么，逐渐减少对底层的财政汲取，将财政资源留在县辖市，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这样基层的庶民的城市化过程，也可以极大地推动这些加工工业中心的经济转型升级。

     也就是说，从现有的经济、社会之内在逻辑来看，以县辖市为枢纽的基层的庶民的城市化，乃是城市化的正道。对此，笔者过去几年已经再三论及。这种城市化模式适用于全国，在东南沿海地区，如此城市化的条件更是已经完全成熟。最新事态表明，条件甚至已经烂熟，这些地区没有及时地就地城市化，而进入了社会问题的爆发期。县辖市几乎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法门。(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