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在上海召开得如火如荼。而后世博时代的上海,下一步该怎么走,也正在当地热议。
毕竟,此时的上海,同时面临着另外一个困境:由于土地和资源的限制,使得上海的城市化发展已近瓶颈。
最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会长王新奎指出,上海应率先突破旧的增长模式瓶颈,加快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再向高级服务业的产业转型。
王新奎认为,本届世博会正是上海进行产业转型的一次重要契机,尤其是位于黄浦江两岸的世博园区土地的合理规划利用对于未来上海的发展非常关键。“这么宝贵一块土地,将是上海经济转型的重要砝码,把它放上去以后,上海产业转型就有了很大的空间。”
他透露,目前世博会后世博园区的土地利用计划已经在研究当中。
再次城市化的挑战
《21世纪》:世博会为上海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
王新奎:世博会加速了上海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为上海未来的城市发展作准备。现在已经有400多公里,到2012年即将建成的500多公里的轨道交通,要做到让每一户人家出门500米都有一个地铁站。
另外一个就是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扩建,新建航站楼,为世博后的物流、客流流向和规模变化创造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虹桥交通枢纽一旦建成后,将来京沪高速铁路、沪杭高速铁路开通以后,整个长江三角洲同城化效应就形成了,这将极大地促进整个长三角的发展。
《21世纪》:你认为,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目前上海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新奎:上海到目前为止仍是国内经济规模最大、最发达、最国际化的城市,也是城市化历史较早的城市之一,但是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当年我们开发浦东的时候没有预料到,这20多年遇到了一个比早年更大规模的移民潮,城市文化变得更加多元化,内部各种族群的界限变得非常明显;另一方面,经过了20年的发展,各界的贫富差异也大大拉开,引起了社会矛盾激化;第三,由于人口大量集聚,怎么按照21世纪的标准,为一个刚到城市的人提供一个可以生存的环境,比如住房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
实际上,上海在十几年的城市化之后遇到了一个需要再次城市化的过程。2010年世博会正式举办,使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更加紧迫的放在我们面前。
《21世纪》:为什么叫再次城市化?
王新奎:上海6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了将近2200万人,从工业、制造业到各种重工业、轻工业、服务业门类已经非常齐全,导致上海发展空间 已经很小很小,原先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
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也就是高速城市化、工业化、要素集聚化的发展道路在上海已经走不下去了,如果再按照原来的模式发展下去,这个城市就会变得越来越不美好。
这个问题上海先碰到,但是全国其它城市也会碰到,有的城市尽管没有上海这么严重,但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北京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遇到了发展瓶颈。
国家觉得上海基础这么好,发展需求又很迫切,胡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来了几次都希望上海能够“先行先试”,率先走出一条路,拿出些新的经验来,就像当年浦东开发开放一样。
“先行先试”的瓶颈
《21世纪》:再次城市化的过程中,上海应该如何“先行先试”?尤其在产业转移这一块,会不会对上海带来挑战?
王新奎:现在上海面临着三个大的转型。一个是城市功能的转型,大概是从过去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格局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格局;第二个,城市定位的转型,从过去的低端服务业、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第三个,城市发展理念要转变,发展政策要关注人,关注城市本身,才能有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我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有很多内涵在里面。
今后的上海要重点发展的八大行业如核电行业、造船、汽车,是上海原来就具有工业基础的,放弃不合理,还有就是装备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包括飞机、IT。
转移的主要是大量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实际上过去十多年中已经有很大规模的转移了,大部分企业把总部、设计留在上海,生产环节转移出去,有的转移到沿海其他地方,有的转移到中西部,这也是今后的一个必然趋势。
从服务业上来讲,中央要求上海率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出台了“19号文件”,上海市政府针对“19号文件”又制定了相关的文件,里面有80多条计划,一项一项在落实,比如说近期的股指期货、外资企业的A股市场上市,人民币的贸易结算等等。 但上海向发展现代服务业转型牵扯的问题太多,转型还需要时间。
《21世纪》:主要问题在哪里呢?
王新奎:现在,从长三角到中西部还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二阶段是制造业的发展,下一个阶段才带动服务业发展,这需要一个过程。
目前包括整个法律、法规制度,特别是税制和会计制度都是按照发展制造业的需要,适应货物贸易的需要建立起来的,现代服务业要发展必须要突破这些旧的制度空间,但突破起来也很困难。
中央现在要求上海“先行先试”,也给了很多支持,但是现在这个阶段还有很多政策在进行“先行先试”很困难,制度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例如税制都不可能太特殊,这是一个大的瓶颈问题,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海的转型。
例如,营业税在服务业是重复征收的,都去搞小而全,大而全,而不去搞分工,因为分工是要征两次税,是不是要引进服务业的增值税?还有所得税的政策,例如一个高新技术企业没有什么固定资产投资,没有什么折旧,绝大多数都表现为利润,而工资很高,因为人力资本很高,还要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么一征两征,高新技术就发展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