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  苏振兴 

　　19世纪前25年，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先后摆脱了欧洲殖民统治。独立200年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成为拉美各国追求的永恒的历史主题。经历了独立后前几十年内部政治纷争与外部强权干涉的政治动荡时期后，拉美国家于1870年前后启动了国家现代化进程，是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先行者。此后140年，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体以1930年为界分前后两大发展阶段，前期发展顺利，后期则陷入危机，两度辉煌，又两度失落。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欧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边扩散，形成了推动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并对拉美的农、矿业等初级产品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拉美国家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模式”。短短几十年间，拉美地区兴建了8万多公里铁路，引进约8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大片土地被投入农牧业开发，蒸汽机的引进大大提高了生产和运输效率，冷藏船的使用使南美的鲜肉可以直接运抵欧洲，从而促成初级产品出口的空前繁荣，并推动了早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当时的工业发展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出口加工业和国内需求快速增长的日用工业品生产。1913年前后，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巴西等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达12%—17%。1869—1914年，阿根廷城市人口翻了一番；1890—1914年，巴西政府创建了约500个新的市政建制。

　　然而，这一阶段的经济繁荣并没有持续下去。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拉美国家没有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减少，同时，亚洲、非洲在国际市场上与拉美存在激烈的竞争；此外，出现了多种可替代初级产品的合成材料。当时，许多拉美国家并没有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甚至进一步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规模，最终导致实施了60年的“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模式”走向崩溃，并陷入1929—1932年的深重危机。二是广大民众未能分享到经济繁荣的成果。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思想偏重于维护秩序和等级制度，从初级产品出口繁荣中获取巨大利益的主要是大地产主阶级和部分工商业主。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斯（E.Bradford Burns）曾指出：“在20世纪初，大多数拉丁美洲人的生活并不比一个世纪前更好。实际上，可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说明他们比原来生活得更差。”

　　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崩溃，促使拉美国家重新思考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从20世纪30年代起，部分拉美国家开始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增长模式”的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这一新模式的试验提供了有利契机，特别是拉美地区没有受到这场战争的直接破坏。战后初期，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一批拉美经济学家在总结战前“进口替代工业化增长模式”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这一模式推广到整个拉美地区。1950—1980年，拉美经历了一个工业化的高潮期，地区经济出现持续30年平稳、较高的增长；一批拉美国家在六七十年代先后跨越人均GDP1000美元的关口；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加入了新兴工业国的行列。

　　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一场新的危机又开始逐渐形成。进口替代工业化这种内向增长模式有其自身的诸多局限，如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工业部门需要不断引进技术设备和中间投入，而自身却不能创汇；工业部门创造就业的能力较低，等等，从而会引起诸多的结构性失衡。这种增长模式延续的时间越长，结构性失衡问题也随之加剧。这种结构性失衡现象最先是在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出现，并逐步扩展至其他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期，很多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已经由“活力不足”逐渐演变为结构性发展危机。

　　结构性发展危机的出现充分说明原有增长方式的失效，而拉美国家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贻误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导致爆发了1982年的债务危机和长达20多年的经济大滑坡。此外，在战后经济繁荣期间，拉美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就已处在40%的高位。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了拉美国家社会的两极分化。1990年，拉美贫困发生率创48.3%的历史记录。可以说，在20世纪最后的20余年里，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政策的调整，自2003年以来，拉美国家呈现出政局基本稳定，经济增长加快，社会贫困现象减少的良好局面，并成功地应对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作为拉美大国，巴西更是呈现出快速崛起之势。

　　我们衷心希望，拉美国家在纪念独立200周年之际，通过认真总结100多年来现代化道路的实践经验，顺利地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