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然而然地，人们开始讨论中国何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治国如同管理企业，赶超一个国家如同赶超行业里的竞争对手，光有愿望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审时度势，把握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知己知彼，不亦步亦趋，以差异性为突破点，集国家资源而扶植之，建法律和各种机制而保护之，实现质的超越而不是量的超越。
　　这其实是治理公司的基本原理。翻看世界当代史，公司诞生、发展、壮大、衰落和死亡的篇章，竟与国家和民族的成长、崛起、辉煌、潦倒和消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练过毛笔字的中国人都知道，描红是一个必要过程，但是，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和赵孟这楷书四大家之所以自成一家，却在于他们模仿后不再拘泥于“像”，转而专注于自我特色的探索。这种独具一格的风格放在企业管理上就是差异化和创新，用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就是符合国情的国家竞争力和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急需描红，其主要范本是基本代表资本主义最成功典范的美国模式。饥不择食之中，难免囫囵吞枣，有时甚至如东施效颦，没有把握好学什么的问题，或如邯郸学步，没有处理好如何学的问题。然而，继续这样的描红，我们永远不可能超越美国，即使中国的GDP某一天超过了美国。因此，从反面探讨一下美国经济和社会经验中哪些不该学，哪些该学但我们不应该丢掉自己特色，显得尤为必要。美国模式中，尤其不值得中国学习的就是城市化模式。

　　美式城市化利先弊后，
　　隐患无穷
　　美国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市郊为外围的蜘蛛网形的城市扩张（urban sprawl）。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大规模市郊扩张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市郊人口既超过城市也超过农村的国家。
　　美国的城市扩张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当现代农业将越来越多人从农田里解放时，恰逢工业化的蓬勃发展，大批农业人口加入移民潮涌入城市，城市变得拥挤不堪。于是，为追求宽敞的住房，人们开始搬往新开发的市郊，也就越来越依靠汽车作为交通工具。记得我刚到美国时，为第一次买房征求老板的意见，他说：“这完全由你定，基本规律就是从市中心向外每开十英里，同样的住房就要便宜十万美元。当然，你每天花在汽车上的时间要增加20-30分钟。”蜗居了半辈子的我，那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汽车追房子的大潮，一追就是1/4世纪。
　　市郊化居住虽然给人们带来了较大的空间、更好的学区，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人们常把美国称为“轮子上的国家”，其实，当一个国家如此依赖汽车时，它也面临许多挑战：交通的拥挤，环境的污染，时间和生产力的浪费，捉襟见肘的道路导致基础建设的大量投入，公共交通费用的迅速上升；因为以车代步减少运动引起的肥胖和亚健康；家庭成员之间越来越少的交流；越吃越快的垃圾食物（坐在汽车里买和吃）等。郊居化还给美国社会带来许多意料不到的弊端，比如，白天繁华的商业办公区到了晚间就沦为毫无人气的鬼城，很多城市中心都是犯罪高发区；很自然，这又导致了合法的种族隔离，有钱人迁居市郊，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留在日益破落的市区；而市郊千篇一律的新建房失去了建筑的美感，美国人称之为“点心模子倒出来的房子”（cookie-cutter houses）；人均更高的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使用等等。
　　近年，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些弊端的严重性，很多城市实行了城市复兴计划（urban revitalization或urban renewal），成为“空巢家庭”的婴儿潮一代带头掀起了一个返迁市区的移民浪潮。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1984年到美国留学时，我曾在破落的市区与黑人为邻；工作后，都是随大流住在市郊；2004年搬到达拉斯后，已经空巢的我和太太决定在市中心附近买房，终于找回了当年在中国大城市熟悉的东西：博物馆、公园、剧院和各具特色的风味餐馆。虽然仍然离不开汽车，但花在汽车上的时间却大大减少。在华盛顿的儿子干脆买了个靠近地铁站的房子，根本不要汽车。
　　美国以市郊化为特色的城市化给我们最大的启迪，倒不是城市化本身的利弊，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弊常常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来检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有后发优势。英谚说：“先行者中箭”（Pioneers take the arrows），我们跟在后面的当然要研究研究先行者为什么中箭，并或是改道，或是拿起盾牌，从而避免中箭。

　　中国大城市病初显
　　遗憾的是，中国很多大城市正在走美国当年的市郊化发展之路。比如，北京的环城公路就是修了五环建六环，六环未完谈七环。汽车追房子越追越远，房价越追越高。美国城市化的利在中国虽然也有，但是更加不具备可持续性，而其弊端在中国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而中国大城市的人口目前已经动辄是美国大城市的数倍！
　　同是国家商业中心的上海和纽约，人口有着天壤之别，号称美国最大城市的纽约不过区区800万人口，而上海人口为2000万。再比如同是首都的北京，人口有2200万之众，而华盛顿不过60万，是北京的1/37。是的，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堪称一流，120公里的路程不过29分钟，可是笔者最近从北京嘉里中心酒店乘车到火车站，居然用了1小时47分钟，再从天津火车站到喜来登酒店，竟然又花了一个半小时。这样的高铁又有什么意义呢？
　　恰恰就是人口13亿这个国情，决定了中国根本不能走市郊化扩张的城市化之路。13亿人口是把双刃剑，可以是负担，可以是资源。美国城市化模式在中国这个国情下，已经因为地少人多而凸显出越来越多的弊端：物价越来越高；房子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离婚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弱；孩子的入学越来越难；大学毕业找工作越来越难；空气越来越糟；垃圾越来越多；交通越治越乱。一言以蔽之：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口收入越来越多，可是生活的品质却越来却差，幸福感越来越低。事实已经证明，城市的大小、GDP的高低甚至居民收入的多少，和老百姓的满意度并不成正比。一句话，此路不通。
　　其实在美国，以汽车追房子的模式已经受到质疑。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预言：“20世纪后期，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居民密集、高楼林立的城市形态，似乎不可避免地开始衰退。由于现代通信的广泛使用，普通员工在一起工作的必要性显著降低我们曾经熟悉的城市景象似乎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低层建筑，偶尔有几栋十层高的办公大楼厕身其中。然而，事实证明，上述情形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已。首先，在高油价和环境许可制度的约束下，一人一车的交通模式已经变得不可行。”

　　城镇化更合中国国情
　　那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呢？笔者以为，以本土化为核心，因地制宜，星罗棋布的城镇化才是符合国情的城市化。如果以汽车追房子的城市化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对中国而言，这恰恰是一个应该跨越的阶段。
　　中美文化不同，美国是移民国家，我周边的同事和朋友，那真是来自五湖四海。美国人骨子里就对家乡的概念比较淡薄，美国的孩子从高中毕业开始，就为追求学业和事业频频迁居，我在美国迄今27年，前后也换了7个城市。而中国传统中有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价值观念，中国城镇化应紧紧围绕这一观念，就地发展，村变镇，镇变区，区变小城市，小城市变中等城市，而不是让大量农民工离乡背井，抛妻别雏，涌入大中城市。
　　中国的“农民工”这一特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弊端。农民是他们的属性，工人却是他们的职业，既荒唐又滑稽。因为户口、教育以及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等悬殊，他们始终不能和城市人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不但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成功，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下一代的成功，结果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形成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扩散。以研究贫穷现象而知名的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利普顿（Michael Lipton）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世界贫穷国家最重要的阶级矛盾并不在劳工和资本之间，也不在外国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而恰恰在农村和城市阶级之间。”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中国流动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洪流，对其最有效的疏导恰恰是建立星罗棋布的城镇和中小城市，这也是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最有效的方法。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已被证明并不能控制日益严重的大城市问题，流动人口的衣食住行、就医、失业、犯罪、教育、婚姻和生儿育女并不会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而变得无关紧要，相反可能会隐藏危机的存在。我常常看到一些专家建议用废除户籍制度的方法来解决民工荒的问题，虽然我赞同废除户籍制度，但并不以为国内大城市还能承受更多的人口。
　　事实上，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将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不过依笔者之见，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并不难，难的恰恰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因为这难以测量，执行中常常会成为保数量的牺牲品。这样的教训在过去30年中实在太多了，盲目追求GDP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要真正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最重要的是从提供就业与发展公共交通两方面发力。

　　就业与交通，
　　城镇化的社会基础
　　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勃克库尔（Philippe Bocquier）在《未来学家》杂志（THE FUTURIST）曾指出，到2030年，全球城市化率约为50%，远低于联合国预计的60%，因为“快速城市化带来的脏乱差”不可持续。虽然菲利普和联合国都预测更多的人口将流往城市，但是菲利普则预言“很多的人将会在发现自己在那里既无工作也无处可居后，失望地离去”。
　　城市化的最大动力来自人们对更好工作机会的向往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以，发展城镇、中小城市最重要的就是提供就业机会。眼下中国出现的“用工荒”，并不是劳动力短缺的表现，更不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的体现，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沿海企业北上和西行所致。从城镇化的角度看，这至少是一个健康潮流的最初迹象。
　　笔者最近邂逅一位国营服装进出口公司的朋友，当我问起配额取消了、劳动力短缺了、工资上涨了、原材料上涨了，企业如何生存时，他说该企业几年前就将生产基地从京郊迁到邯郸，北京的工厂则成为研发中心和赶制交期紧、数量小订单的“特种部队”。无独有偶，富士康也正将生产基地从深圳搬迁到四川、湖南等内地，涉及的就业机会将在20万人以上，深圳的生产基地则逐渐转为“工程基地”（engineering campuses）。虽然这两家企业的产品有着天壤之别，但同属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产业，其不谋而合的产业迁移为中国的城镇化提供了及时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交通是城镇化发展的另一基石。无论大中城市还是城镇、中小城市，都应该大力发展市内公共交通，并提倡使用自行车这种既环保又健身的“私家车”。像我在美国，每天早上先在自行车健身器上折腾40分钟，然后开车30分钟去上班，真是劳民伤财。此外还应大力发展城市之间的高铁和高速公路，没有了市内多环的堵塞，城际高铁和高速公路才会充分发挥效益。
　　此时此刻的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中的世界里，实现超越的历史机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青睐中国。而选择合乎国情的道路，将决定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能否真正从描红走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