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一早，香港海洋公园万豪酒店的大宴会厅里人头攒动，很多嘉宾早早到场。宴会厅门口，一块大湾区展板吸引了不少人观看，很多人举起手机拍照留念。

　　会场内，近800个座位几乎座无虚席，在每位参会人员的座位上，都摆放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的中文版、英文版和概要简介三份文件。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月18日公布后的首场官方宣讲会。参会嘉宾除了各级政府官员外，还有港澳特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与企业界人士等，此外，广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也有代表出席。

　　上午10：30，宣讲会正式开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林念修、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依次发言，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期间，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对规划纲要进行介绍。

　　首场宣讲会选在香港举办，显得别有深意，正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所说，“香港在建设大湾区的角色需要从联系人转向更加积极的参与者、促成者和推广者，这有利于香港参与大湾区的建设，让全港市民都成为大湾区的受惠者。”

　　随着规划纲要的出台，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涉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有着7000万人口，经济总量达到1.5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迎来了相互“拆墙”、彼此深度融合的契机。

　　国家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原副司长陈宣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广东省面对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而提出来的。

　　当前，世界上有三大国际一流湾区，即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都具有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际化等重要特征，湾区内以其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

　　彼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广东省逐渐形成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城市群。

　　2008年底，国务院下发《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这九个城市为主体，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规划。

　　但在实践中，由于体制机制的障碍，港澳并未完全参与到珠三角的建设中。而在民间，已经出现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声音，并通过学者的文章，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声势。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提出，广东省有些着急——三大区域性重点战略都在北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广东却参与不进来，加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即将结束，接下来该如何发展无所适从。能不能从中央层面出台一个专门的规划，推动港澳和广东的合作发展？

　　2016年8月，广东省找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委托其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可行性研究。为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中心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宣庆担任课题组组长。

　　课题组集合了国内顶级的经济研究机构，还包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科院、中科院、中山大学港澳研究院等院所和学者，参与深入讨论的团队成员达六七十人。之后，课题组多次赴珠三角九市以及香港、澳门调研，还到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考察。这一课题也引起国家发改委的重视，在课题组调研时，国家发改委都至少会派一名处级干部参与研究。

　　2017年，国家发改委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规划列入当年上报国务院的计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正式被提上了议程。2017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在后来做课题讨论时，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提法陈宣庆并不认同，他的理由是“十三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打造13个国家级城市群。

　　“城市群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人口大国城镇化推进进程问题。因为城市群是城镇化人口最大的载体，但对于香港、澳门来说，没有农村人口，也就没有城镇化，再叫城市群不太合适。”陈宣庆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当时的想法。

　　陈宣庆建议用“合作发展”这一提法，事实上，在接受广东省委托时，用的也是“合作发展”，“城市群的特点是高度的融合，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三地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框架，用‘合作发展’更为合适。”

　　这一意见最终被国家发改委采纳，去掉了“城市群”三个字，尽管没提“合作”，但基本确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提法。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国家发改委广泛征求国务院各部门、港澳办和粤港澳三地政府的意见，数易其稿，最终形成现在所看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用好香港优势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即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在过去40年，粤港澳地区是我们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未来40年怎么发展是核心问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燕生分析，从规划来讲，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如何在未来变成现实？对此，规划分2022年和2035年的两个阶段，对粤港澳大湾区近期和中长期的目标进行了规划。

　　根据规划，到2022年，“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到2035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大湾区内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各类资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

　　从一开始，粤港澳大湾区就已经直接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早在2017年7月，在课题组提交的课题报告开篇，曾这样表述，“无论是经济规模、外向程度、产业形态，还是在城市竞争力和区域一体化水平，都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如何学习借鉴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是这次规划纲要中的一大亮点。”张燕生说，旧金山湾区的核心竞争力是科技创新，纽约湾区的核心竞争力是现代金融，东京湾区的核心竞争力是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如何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使得湾区在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以及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方面进入国际一流水平，是这次规划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这就涉及如何发挥香港的作用。在张燕生看来，香港是目前全球经济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营商环境排名全球第四，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其货运效率全球第一。香港有着一流的金融，在1997年面对金融大鳄索罗斯，成功打赢了金融的“光荣之战”。香港还拥有一流的现代教育，拥有4所世界一流大学。

　　“这些充分证明香港有着非常好的商业模式、管理制度和治理模式，如果能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通过珠三角，甚至整个内地和港澳的合作，从而实现中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价值。”张燕生认为，在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方面，香港具有独特的优势。

　　过去40年，广东通过与香港合作，成为中国内地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和法制化最高的地区，但在张燕生看来，此前广东和香港的合作，还没有真正用到香港的高增值优势。

　　“而在新的40年，我们要真正用到香港的优势，通过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来推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张燕生表示，在规划纲要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巩固提升”，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会议展览及采购中心的地位。

　　“也就是说，在香港的优势领域，规划纲要将其放在一个重点位置上，而将广州、深圳放在一个配合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终于认识到要用好香港这一点。”张燕生认为，未来40年，中国应该更多地用好香港优势，以700万人口的香港，带动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从而辐射撬动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内地实现国际化、现代化和法制化。

　　然而，目前香港的资质、标准、规则等都是按照英美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张燕生认为，香港的优势是国际化，因此应该更多地向外走，进一步开放，而非更多地向内地开放。对标借鉴香港，更多的是联合香港的优势一块向外走，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

　　极点带动，轴带支撑

　　按照“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简称“珠三角九市”）。

　　实际上，目前大湾区内部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协同性、包容性有待加强，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香港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稳固支撑，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发展资源有限，珠三角九市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区域发展空间面临瓶颈制约，资源能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人口红利逐步减退。

　　此前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粤港澳三地对于自身的定位尤为关注，课题组副组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香港此前一直有较大顾虑，担心自己的三大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被取代，而这一定位是写在香港基本法中，不能动摇。

　　而江门、肇庆、佛山几个城市则为自己是否是辐射粤西的门户城市而争辩。此外，各个城市关注于自身的发展重点，特别是产业方面，希望国家能支持某一种产业，某个产业集群，某一个项目在某个地方落地，明确每个地方的发展方向。

　　“因此，在定位的时候，要考虑各城市的现实性、前瞻性和继承性。”王福强说，也正因为如此，在规划纲要中，只对四个中心城市予以定位，对于其他各节点城市，只是从总体上指出了一个方向，并没有强制要求珠江东岸一定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珠江西岸一定是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规划纲要”中作出这样的安排也是考虑与广东省现有的产业规划进行衔接。

　　王福强认为，产业的定位不宜通过规划纲要的方式予以明确，而应让各地根据自己的现实基础，技术条件，结合自身的谋划，市场主体的参与度，以及国内外的外部环境，形成自身定位。“在一种此长彼消的发展过程中，由市场主导自动形成。”

　　在“规划纲要”中，香港、澳门、广州、深圳被定位为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据陈宣庆介绍，成为中心城市，不光是要考虑经济规模，地理位置，还要考虑国际影响力和政治因素。也正因为如此，澳门尽管经济规模在大湾区并不靠前，但因特殊的地位及与葡语国家的联系，在规划中，将其定位为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对香港的定位则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之所以这样定位，在张燕生看来，香港正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短板，亟待转型。从物流和运输角度，广州和深圳的集装箱吞吐量都远超香港，主要原因是香港的航运太过昂贵，因此，从规划而言，希望香港在航运方面更多转向租赁、注册、融资、保险、仲裁，即转向跟航运相关的现代服务业。而从金融角度，目前香港的金融更多的是财富管理，为最高端最高增值的一小部分人服务，从“规划纲要”角度，希望香港的金融今后能够转向更多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为绿色发展服务，为普惠金融服务。

　　而对于广东两个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而言，分别被定位为国际大都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也与两个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重点息息相关。

　　四个中心城市确定后，规划通过三个极点，将七个节点城市带动起来。张燕生认为，三个极点实际上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个都市圈，一是港深加上惠州、东莞形成的都市圈，主要面向珠三角东岸，更多的是发挥好香港的金融优势，香港的国际化、法制化、现代化的优势和深圳的创新优势，辐射带动像东莞、惠州这个地区，在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等领域，形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二是广佛加上肇庆形成的都市圈，集合广州的商贸，佛山的制造，肇庆的宜居优势，共同构筑这个地区成为国际商贸中心，成为综合交通枢纽，成为科技教育文化中心，而广佛肇与港澳的合作，决定珠三角西岸形成重要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带；三是澳珠带动中山、江门形成的都市圈，主要立足于绿色发展，旅游休闲、文化创意，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张燕生表示，粤港澳大湾区从表面看是由四个中心城市和七个支点城市构成的，其实是由三个都市圈组成，而三个都市圈连接的合作点就是港澳。从空间的布局来看，如何让三个都市圈，对外对标国际的三个一流湾区，对内形成三个交错的城市群，与港澳开展合作，是规划空间布局的逻辑所在。

　　这11个城市，通过陆海以及公路、铁路、高铁、机场所形成了轴带的支撑作用，辐射粤西粤东粤北地区和9+2城市周边地区的辐射，最终通过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向东南亚地区辐射。

　　协同合作是规划的核心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副组长王福强看来，规划纲要是一个跨越制度的规划，是首次由国家规范性文件进行两种制度的规划，也是首次将港澳放进规划之中。此前，在“十五”“十一五”的规划中，都只是有一段涉及港澳内容。在“十二五”“十三五”的时候，将港澳做成专门的一章。而这次是将港澳统一放在规划方案的规划范围内，体现了中央深入推动港澳融合发展大局的导向。

　　同时，在指导思想或推动理念上，过去多是单一行政区的规划，更多强调发展，而此次规划是跨区域跨制度的规划，更加强调合作。

　　“要解决单一城市单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污染共防、环境共治、产业协作等，必须各方协商合作，携手共赢。”王福强说。

　　在合作发展的主题之下，创新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说过，建设大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在王福强看来，创新不光是传统理解层面的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一个是代表国际先进规则的港澳自由市场制度体系，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优劣，如何发挥两种制度的优势，形成集合两种制度优势的一个大湾区治理规则，这是创新的主线。”

　　在规划纲要中，首要的合作就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王福强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北京、上海的科创中心不同，北京的科创中心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因为有大院大所，有很好的国家级科创资源。上海的科创中心则更加重视国际影响力，发挥上海的影响力，整合国际国内的创新资源，提升科创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中心则定位为协同创新，重点就要利用好港澳的创新资源，整合国际的产业资源，因此，除了地域的协同以外，还有创新链条的协同。比如广州在基础研究领域有一定的优势，深圳在创新链的前端和后端都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可以对相关科创成果进行转化。

　　3年前，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在成立之初，就对大湾区科创就有布局，他们立足香港，在前海设立港深合作总部基地，聚焦创业孵化、创投及科研实验室等业务范围。

　　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联合创办人、香港大学陈冠华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为了加深大湾区科创布局，香港X计划在深圳前海建立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科技等实验室，利用香港高校教授资源，在深圳做应用导向的研究。最终也在深圳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及项目孵化。

　　张燕生习惯于从三个指标评估一个地区的创新力，一是看创新的投入，即研发强度，也就是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二是看产出，也就是创新投入所带来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和授权的增长；三是看影响，看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看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增长。

　　张燕生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研发强度这一个指标来看，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的研发强度是4.13%，2017年投入创新的经费是900亿人民币，广州的研发强度是2.5%，超过了OECD的平均水平（2.4%）。而香港的研发强度只有0.76%。2016年的时候，香港的研发投入只有155亿人民币。香港特区政府尽管提出在2022年，研发强度达到1.5%，但从投入来看，也只有450亿港元，不及深圳目前的一半。

　　“仅从科技创新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即使深圳有如此高的研发强度，依然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而香港有四所。”张燕生说。

　　对此，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深有感触，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香港受限于地域、历史等因素，经济形态比较单一，大湾区的建设可以让香港的创新创业在更丰富健康的形态下发展，有助于科技初创企业的成长。

　　“香港在法律、知识产权保护、国际金融方面的优势有目共睹，但目前香港大部分的科研主要集中于各大专院校，而中游的技术转移及下游的工业创新仍比较缓慢，政府除了要在中下游加大资源投放，也需要更加积极与工商界对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创生态链。”史维表示。

　　科创如此，金融也是如此，在广东，间接金融比较强，而直接金融比较弱，香港则强于直接金融。此外，从产业来看，香港现代服务业虽发达，但制造业空心化，澳门则是产业结构单一，随着周边其他国家博彩业的逐渐放开，势必会遭到巨大冲击。而珠三角九市则发展不平衡，处于不同阶段，有的在工业化后期，有的在创新经济发展阶段，有的在服务经济阶段，形成了一定梯队。

　　从现代产业体系来说，就会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协作的局面，比如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必须依托内地的制造业基础，才能发挥其优势。而内地的制造业要转型升级，占领更广阔的市场，也要走出去，需要更高的平台。

　　因此，“无论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四个中心城市来看，还是七个节点城市，彼此存在较大差异。一旦合作，就会发挥强强联合的综合优势。因此，在科技创新，现代金融，现代产业体系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强强联合以后所形成的区域发展优势和前景非常看好。”张燕生说。

　　“可以说，这是科创和创投的新起点、新篇章！”陈冠华认为，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深厚的科研沉淀及人才培养，配合大湾区的产业基础，将会促使大量人才涌入，同时，规划将为香港及大湾区发展带来新空间、新机会，激发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合作的新形式和新内容。而大湾区本身拥有巨大的市场，市场驱动型科技创新在大湾区能找到众多的应用场景，向全国全世界推广的潜力更大，这无疑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及创新型人才的大好机会，必将推动社会对科技的重视和推崇。

　　尽管目前中央和香港都在科创合作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在史维看来，大湾区各个城市不可单靠这些政策就完全自成一体，他建议在科创方面，各城市可以错位发展，资源共享，比如共建大湾区人才库等，形成一个竞争合作的良性体系。

　　除了陆域的协同合作，王福强更看重的是海域的协同合作。在他看来，大湾区的基色是蓝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基色也是蓝色，中国必须实现从一个陆权国家走向海权国家的转变。而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大湾区应有所担当。

　　航拍港珠澳大桥人工岛。港珠澳大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中新

　　一是海洋经济，积极推动路上科技下海，提升海洋经济的技术保障能力，通过产业的支撑，成为国家重大战略保障实施区。同时，要积极谋划，携手港澳共建海洋协同发展区，以这个平台为载体，承载大湾区由浅蓝走向深蓝的各种探索。

　　二是对外开放要实现一个重大转变，从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性开放。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端，通过粤港澳三地携手，借助集装箱吞吐量世界排名第三、第六和第七的三大港口，形成合力，在代表中国参与国际航运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发出大湾区的声音，参与国际海事行业规则的制定，国际航运体系规则的制定，“我们所争取和对标的，应该是伦敦，是赫尔辛基，是哥本哈根，至少是新加坡，推动国际海洋国际航运规则体系的重塑，由一个搬运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王福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做好这件事情的物理本体，只是缺少协同和向航运价值链高端演化的规划设计，而在这次规划纲要中，对海洋经济的着墨，使得这种合作协同成为可能。

　　三道“关”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这座经过6年论证，9年建设完成的跨海大桥，却因通车率不高而受到诟病。按照规定，凡是能够通关的私家车和货车都可以上桥，但目前这部分车辆数量并不多。为了满足更多旅客的需求，特别开通了穿梭巴士和跨境直通巴士两种客车交通方式，此外，还有少数具备两地牌照的商务出租车。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港珠澳大桥横跨三地，涉及三个海关，三种制度，尤其是港澳与内地车辆通行规则不一致。

　　按照“规划纲要”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将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更好发挥港珠澳大桥作用，加快建设深（圳）中（山）通道、深（圳）茂（名）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但在王福强看来，根据规划，未来除了注重硬连接外，更应注重软连接，即通关的便利化。

　　以港珠澳大桥为例，过去的重点是建设，今后的重点则是运营，如何让三地的车更便利地通行，如何激发港澳单排车的用桥热情，如何为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些都是软连接。

　　张燕生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有三道“关”，一道是物理的“关”，即海关；一道是信息技术的“关”；还有一道是规则的“关”。“所谓的要素自由流动，是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自由流动，是在多个关税区的框架下自由流动，一定是有界的。”

　　在张燕生看来，内地和港澳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三道“关”的存在。香港是国际化的，是低税率的，商品供给是有限的，如果取消海关，势必造成走私泛滥。“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就在于‘一国两制’，是在多个单独关税区之间建立起的合作，因此，开放是一个方面，便利化是一个方面，但是怎么能够保证有序，我认为才是更重要的。”张燕生说。

　　张燕生认为，从通关便利化来说，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珠海、澳门之间采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取消了两地口岸之间的缓冲区，直接把两个口岸连在一起。

　　除此之外，海关和边检共用“一站式”电子验放系统采集的信息，通过指纹和人脸识别系统对同一台出入境车辆和驾驶员进行同步验证、自动放行等方式；此外，内地和港澳推行电子签名证书等文件互认，一个文件只需给海关审核一次就可以，这些都大大提高了通关的效率。

　　然而，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为了解决港澳长期发展稳定的问题，给港澳打开发展的物理空间和产业空间，因此，“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目前，为了有效拓展港澳的发展空间，珠海的横琴、广州的南沙和深圳的前海，三个自贸区都为港澳提供了多元的物理载体，珠三角九市为港澳提供了若干平台，包括飞地、园区等，支撑港澳的再工业化。

　　这些合作平台不但支撑了港澳的发展，解决了就业，也为内地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引入香港的一些元素进来，比如鼓励港澳医师在内地执业，香港教育机构在内地独立办学等，既解决港澳的空间问题，也有助于倒逼国内深层次改革。

　　然而，物理空间拓展的背后，需要人员、物资、资金、信息的便捷有序流动，而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诸多有形和无形的壁垒。王福强认为，以行政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客观造成了内地区域分割，无法形成统一市场，不但是内地与港澳的要素流动存在障碍，珠三角九市之间也存在要素流动的障碍。

　　而从未来的愿景来看，大湾区将实现从行政区域发展的模式，向功能区域发展模式转变。从一个地理的共同体，向经济的共同体，再向社会的共同体转变。在王福强看来，除了四个方面的要素自由流动外，还需要粤港澳三地实现资质互认、标准对接、民生合作、治理协同、税制改革、空间拓展，“这十个方面，将是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点工作。”

　　由市场起主导作用

　　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远景目标还是战略定位，宜居宜业宜游都成为规划纲要中的一个亮点。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人民的共同关切！”王福强表示，经过了40年的发展，珠三角地区积留了若干深层次的矛盾，透支了环境的容量，如果后续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话，必须补足生态环保这一个短板，对港澳民众而言，大湾区经济发展怎样并非他们的首要关注，相比之下，这个地方是不是生态环保，是不是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湾区，才是他们的共同期望。

　　因此，建设一个生态湾区、绿色园区、人文湾区、教育高地和健康园区、民生湾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前瞻性愿景。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医疗教育这些香港绝对领先于内地的优势领域，是否能利用香港的教育、医疗资源，打造一个教育高地，建成一个面向国内，甚至整个东亚市场需求的世界级诊疗中心，推动港澳的长者到内地旅游、休闲、养老。这些，都是大湾区宜居宜业宜游的最好体现。

　　然而，在规划推动过程中，内地与港澳发展模式有着巨大差异，内地的相关规划更多是行政力量起主导作用，社会各界参与，而港澳因为奉行自由经济的政策，愿景的实现是多主体推动的结果，由市场起主导作用。在这样不匹配的动力机制之下，如何推动大湾区规划顺利落实？

　　对此，王福强认为应该更多地向港澳借鉴，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手段推动规划落地，更多的是要体现民意，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种决策的过程中，要倾听民意，征询民情，力图形成最大公约数。

　　而在三地政府协同的过程中，可以借鉴港珠澳大桥建设的管理模式，从中央层面有个专责小组，协调中央各部门和港澳的关系，在地方层面，有粤港澳三地办公室，具体执行层面有大桥管理局。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一些需要中央跨制度协调的问题，由专责小组负责协调，日常工作由三地办解决，具体的落实则由大桥管理局执行。

　　“这一方式可以用在今后规划的推动执行上。”王福强表示，现在中央层面已经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港澳特首被吸纳到领导小组中参与中央的决策与协调，大大增加了沟通的效率。三地和珠三角九市也都成立了相应的协调机构。

　　“但从推进路径上来说，更多的事情，尤其是港澳的事情，最好还是让市场主体来做，让行会协会来做，让专业机构来做，将决策权更多的交给民众。”王福强说，比如，邀请专业人士参与大湾区的建设，这些专业人士，既包括律师、会计师、税务师，也包括社会义工，共同发挥市场的力量，凝聚共识。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已经水到渠成，建设国际一流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和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这一美好前景只需顺势而为。”张燕生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实现三地共享共治，还需要一段较长的过程，“有可能是40年，有可能是50年，甚至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