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背景：

1953年毕业于苏北泰州师范，1956毕业于天津机器制造学校（现河北工业大学）、1961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机械系（天津机校保送）、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在职就读）。

工作经历：

1953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一机部汽车局工作；1959年至1996年先后在农机部科技司、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技术室、研究室、机械部政策法规司工作，历任科长、处长、中国机电日报社副社长、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委员。

1996年至1998年，调任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法律顾问、司长兼国企优化配置研究中心主任。

1993年至2003年，同时担任八届、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国有资产法》起草工作组组长。

1999年起任中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同时先后兼任上海理工大学、江苏理工大学、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2003年起兼任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副理事长。

2005年起兼任国家开发银行装备制造业投资顾问。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一是产权不明和政企不分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一是城市与农村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通的二元结构体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体制问题，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以建立，也不能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是继国企改革之后又一项带有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要求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环境，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加强城镇化进程”。规定“在城市有稳定职业的住所的农业人口可以在就业地居住地登记户籍”。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户籍制度和土地承包经营及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或抵押，这两个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得以解决，使农民及其家属按新迁入城乡工作生活，大大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有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以农产品为经营对象的龙头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大发展。

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将使中国农民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待富”群体，从而带来内需的大突破。由此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作用与影响将无法估量，中国经济增长逐步从以投资带动为主向以扩大内需为主，全世界最大的待开发的市场在中国农村。八亿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走上富裕之路，中国必将发展成为世界头等强国。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urbanization，又称城镇化）的概念是指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具体反映在人口的集中过程，城市建筑用地的扩展，土地景观发生较大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变，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区扩散。

这个过程，欧洲大约用了100年，美国是移民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些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城市化水平已达53.8%，到上个世纪80年代30年中上升16.4%，2000年已达74.4%。预计2010年将达到76%，有些国家城市人口增长已趋稳定甚至出现了向郊区和农村倒流现象。发展中国家到2000年城市化水平为39.3%，到2010年才达到46.2%。

中国的城市化步伐已加快，国家统计局统计，1978年城市人口1.72亿，1989年2.95亿，1997年3.69亿，2004年4.8亿，到2004年底达到5.43亿，城市化水平接近40%。。

城市化是世界性潮流

20世纪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1900年世界城市化率达13.6%，1950年达29.2%，1980年达39.6%，2000年达46.1%。

尤其是特大城市迅速发展，1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1900年只有英国伦敦，到2000年已有408个。全世界每8个人有1个人在特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1960年29.5%，而到2000年达40.8%。并且出现了巨大城市带，即大城市之间新城镇不断出现，城市连成一片，形成连绵密集的城市地域，即城市带。

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进行，新技术广泛应用，服务行业大发展，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进步。在城市带内有农田、林地相间，作为获取新鲜农产品，提供旅游休憩场所，改造环境，形成产业和城市分布走廊。出现英国南部、欧洲西部、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北美五大湖、日本东海岸以及中国长江三角洲六大城市带。

但城市化对地理环境发生影响，出现大气、水、噪声、垃圾污染；改变了原生态系统和环境、交通堵塞、事故严重；既缺乏住房，城市边缘贫民窟多，而城市中心又空房多就业难，贫困人群、社会争端多等弊病。需要控制城市规模，进行合理规划，加强城市管理。

二战后世界进入逆城市化

二战之后世界城市化进程出现新现象，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多次郊区化潮流，居民甚至迁向更远的小城镇和农村，城市人口负增长，出现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如英国伦敦人口在30年下降后于1985年开始微弱增长，制定了城市复兴计划，称为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

中国的北京、上海、杭州中心城区人口也出现下降，郊区人口大幅增长标志着这些城市已进入人口郊区化阶段。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北京市中心区人口242万，郊区人口284万，远郊区人口397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北京市中心区人口则为234万，增长率为—3.31%，郊区人口397万，增长率为39.79%，远郊区449万，增长率为13.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心区人口211万，增长率为—9.65%，郊区人口639万，增长率为60.15%，10年增长了240%。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及城镇化的历史意义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及城镇化被提到议事日程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协调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让广大农民共享发展与改革成果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推进的，不解决户籍一元化，农民进到城镇，身份地位不改变，难以让农民到城镇安家立业。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既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又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在坚持农村基本制度——土地承包制不变的前提下，由农民根据自愿原则，采取转包、租赁土地使用权入股等方式，实行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农民的宅基地可以置换，农民及其家属才能安心迁入城镇工作生活，才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有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以农产品为经营对象的龙头企业的发展。

只有通过户籍制度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的改革，才可望促成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面实施和城乡人民的权利平等。农民自主经营的积极性才能得到空前的大解放，农业得到大发展，农民收入才会迅速增长，整个农村建设特别是城镇化的速度才会得到大大加快。

城镇化试点工作势在必行

为了加速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必须首先转好城镇化试点工作。重点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经过政府主导和批准的城镇化规划及若干政策措施。

与许多中心城市政府为其政绩任意扩大城市规模的出发点不同，指导思想应当立足于有条件的城郊与远郊区城镇化的实施规划。

1、城镇化试点区的综合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包括住宅、商业、产业化以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自来水、污水、垃圾处理、医院、学校等。

2、农业规模化经营及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农产品为经营对象的企业发展规划。

3、当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规定及采取转包、租赁、入股的办法，宅基地置换、抵押贷款的若干规定。

4、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就业养老、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制度等。

5、财税优惠政策。

第二、以房地产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投资计划及自有资金状况。

第三、在当地金融机构支持下，和有实力的投资企业共同合作建立城镇化发展基金，大力做好融资工作，加快试点城镇的发展速度，为全国城镇化探索经验，做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