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毕业院校:天津财经学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工作经历:曾在天津银行任职;
1996年,任京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9年,组建北京通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
2001年,任北京诚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6年,任北京诚通嘉业集团董事长。
开发项目:“耕天下—菁华茗邸”;“朱雀门”。
兴趣爱好:旅游、登山
科学规划是城市发展的前提
城市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空间载体,科学的城市规划是科学配置城市资源的第一道闸门。王嘉敏认为,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表明,中国不仅要快速发展,还要科学发展,而科学发展的结果是要在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出来的。对于城市来说,城市规划不到位,就不能够建设百年建筑,没有百年建筑,建设百年城市也无从谈起。
她说:“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是城市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越有历史的品位,就越有吸引力,个性越强,就越有包容性。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我们去过欧洲的一些城市,感觉这些城市都十分显现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很有历史的烙印。相比之下,虽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发生了巨变,却留下了很多遗憾,北京、上海等城市虽有百年历史,却无百年的厚重感。”
此外,她还从微观的角度例举了城市规划不到位引发的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望京、亚北地区、回龙观、天通苑等区域出现的‘睡城’现象,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城市规划出现了问题。虽然政府在不断地修正,也能起到一定的价值和作用,但事实上,‘睡城’现象已经产生了。而且对城市的负面影响很大。”
她认为,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城市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情况下,城市规划不到位,必然会出现交通半瘫痪等城市问题。城市主管者、建设者要不断反省,怎样的城市规划才能够契合城市发展的需要。首都北京发生的这种现象,要让其它城市引以为戒,要让其他城市的主管部门能够认识到科学规划的重要性,避免这种状况的重复发生。特别是未来若干年将要飞速发展的中、小型城市的规划更应注意。
对于如何跳出这个“怪圈”,王嘉敏直言,虽然开发商为了项目的利益作各种突破的现象大大减少,个人利益唯上的状况有所改观,房地产行业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开始将城市景观的塑造和对城市的影响摆在了更高的位置,但要靠企业或者企业家的自发力量推动城市化进程,力量比较薄弱,影响力较小。她认为,要将城市化做出力度,做到位,一定要靠政府的执行力。
“目前,从建设部到各级政府领导,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予以规范。但城市中相邻的两个项目不协调的现象还非常普遍,影响城市的美观。这些只有在城市统一调控下,才能产生效应。”
但她也表示,政府在做一个城市的规划和定位的时候,有必要征求企业家的意见。“尽管企业家是个体,但他们是在一线的工作者,对于自己从事的行业有一定的了解、经验和悟性。我觉得企业家的意见会对政府制定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她举例说,美国房地产商会之所以能够影响美国的城市规划和房地产的发展,就在于这些房地产投资人总是在不断研究房地产的发展,政府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设性意见。
产业定位要注重分工协调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对同处于一个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城市,彼此间的竞争固然在所难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城市的分工与协作的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今后,中国不仅将不断出现新兴城市,而且目前的中、小城市的规模将不断发展扩大,对城市定位、产业布局、区域经济发展与协调等问题将日趋迫切。那么,怎样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定位与布局?怎样才能更好地招商引资?怎样才能让各个城市协调发展而不是竞争的关系?
王嘉敏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做好城市产业体系的配比至关重要。她说,曾经一段时期,由于彩电、冰箱等集中上马,银行出现了很多呆坏帐。更重要的是,许多厂子面临倒闭。就是因为城市产业体系的配比出现了问题。
在她看来,每一个城市不仅要有符合城市自身需要的产业体系配比,还要和周边城市的产业体系协调发展。并且中小城市一定要根据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关系有机疏散,各归其位,重新研究、调整自身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产业定位,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而投资商也必定会根据国家的产业导向和城市定位、或者区域定位去找项目。“要知道,产业定位会引发资金流、人流、技术流等问题,所以,科学性不容忽视。”
她建议,政府不要轻易地支持某一个地区的产业园,要注意产业配比平衡。这不仅能够抑制每年飞快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其平衡发展,而且对于抑制经济过热会产生一定的作用。
城市配套要有前瞻性
就目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王嘉敏主张“以大城市为核心,发展不同规模的中小城市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未来一定会限制性发展。中国会在各省市出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周边有若干个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或者小型城市,这对整个国家的投资、产业协调都会产生一定的聚散力。但无论是一个新兴的城市,还是一个旧城改造的城市,一定要对这些城市的规划和配套有前瞻性。”
她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一定要借助外力,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将北京、上海这样具有号召力的城市,过于集中的人文、医疗、教育、市政等资源进行有效分配,让各地具有一定的聚散力,吸引人们前去这个城市生活、就业,同时减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压力。
由于工作的关系,王嘉敏经常需要去各个城市考察。她发现,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城市在棚改的过程中带来的城市面貌失衡,正影响着城市景象的美观。
“我最担忧的就是棚改,它带来了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城市的美观性问题,另一个是区域土地价值问题。目前的棚改区都在城市的核心区域,商品房与回迁房捆绑开发,建筑是组合式的,高低档楼盘混杂在一起,城市面貌失衡,建筑与建筑之间很不协调。并且回迁房大多存在着规划和配套不完善的地方,这会给城市核心区带来新的不便。”
“城市建设要兼顾多方面的因素。回迁政策若要作一定的修改,政府是否可以考虑在城市里某一区域相对集中建设回迁房,一方面有利于配套的合理规划,另一方面,可以体现不同区域的土地价值。这既可以提升城市的美观度和城市价值,也能够让土地价值做到最大化。”
要从根本上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
对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王嘉敏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说:“首先我们不要对农民带有歧视的眼光。当前,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向农村推行医疗、劳动保护等各方面的福利政策,就是要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农村和城市享有同等的福利。我想,当城市和农村差别越来越小的时候,对农民的歧视也会自然消除。”
但她直言,“要打破从出生就将身份定为城镇人和农村人的结构,会有很大的难度。中国人口太多了,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农村人口占很大比例的现状。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会像国外一样,城里人和农村人只是对生活在一个区域的人的称呼,农民会成为一个工种。我认为,只要城市化做到位,农村人口自然就会大量减少。”她预测,二三十年后,城乡二元结构会逐步解决。
在谈到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问题时,她说:“我们不仅要保护失地农民,而且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城市化的运营和发展,让农民靠天吃饭的比例逐渐减少,但最重要的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和价值的体现。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农民利益的根本保证。国家应该赋予农民一定的土地权利。如果能够将土地价值进行一定的量化,农民的根本利益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实现。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政府下决心。”
就时下“城乡统筹发展商”这一热点,她表示,有机会会去做,也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做好。但“如果让发展商负责把农民、投资人和企业三方在某一个项目做一个利益的平衡,很难做到区域整体规划、整体利益的平衡的。这种做法只会让区域的发展化整为零,那么,区域的和谐谁来统筹?我认为,如果真要这样做,首先政府要出台很好的规划和控制体系,然后,再去对区域不同地块进行招商引资,而且一定要解决农民的具体问题。”言谈中,王嘉敏时时不忘区域整体的发展和农民的切身利益。
坚持“文化地产”发展
21世纪是文化竞争的世纪,文化建设在城市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以文化为基点,城市发展可以进行重新定位;而同样以文化为基点,在富有智慧的活力演绎下房地产的价值将得到全方位提升。文化在房地产中的作用已经不再是潜移默化,而是触手可及。
作为“诚通地产”的领航人,王嘉敏表示,城市化的发展给房地产带来很好的前景。集团从行业发展趋势出发,在立足京津的基础上,逐步将业务向全国拓展,目前在北京、天津、广州、长春等地投资开发了多个房地产项目。她向记者透露,集团仍将以“诚通地产”为品牌,坚持“文化地产”的特色路线,为城市创造建筑精品。
“文化对于城市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城市建设中,地产商要根据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不同项目的特点去挖掘土地价值。虽然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朴的,都是一种表现方式和表现效果。但我们更希望根据每块土地的地域特点,通过继承传统的文化,让建筑符合当地的文化脉络,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演绎,提高地域价值。这是地产商应该具备的使命感。”
对于“耕天下·菁华茗邸”、“朱雀门”被业界称为“豪宅”的说法,王嘉敏并不认同。她说:“我认为,我的项目不是豪宅,而是高档楼盘。真正的豪宅是为少数人打造的,无论是建筑、内部装修,还是软件设施,各方面配置都要更全面,要求更高。别墅属于其中的一类,但目前的产品都普遍缺少软件。如果能够做到位,就可以叫做豪宅。”
另外,她还对精品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精品就是精心打造的产品。我相信,没有一个开发商不愿意去做精品,但我对精品的定义是,一定要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来。我希望通过多种元素的综合赋予它更多的价值,体现更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她坦承,在两个项目的设计里下了很大的功夫,虽然目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水准造成施工方不能完全将原设计体现出来,需要不断修补细节,但消费者对于项目的认可,让她感到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