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南部的青田县，全县户籍人口约55.6万，却有华侨约33万，仅2000年一年批准出国的人数就近3万。侨乡故事多，最夸张的说法是青田的菜场竟能用欧元买菜。在当地随机找人采访，几乎都与华侨沾边。一位干部说起父亲有兄弟姐妹7个，其中3人在国外，母亲家这头也是如此。外地来人惊讶：怎么总见一位老人身边带着六七位孩子？

　　侨乡并不广为人知的，便是这些父母在国外的孩子们。据当地教育部门统计，2015年青田在校学生中，双亲或单亲在国外的，占比为34.91%，而有海外关系的学生，占总数的88.66%；他们中最小的仅1个月大就被送回国，寄养于祖辈或亲友家最长达16年。青田县少年宫主任刘晓君曾与同事做过调查问卷：“多久与父母见一次面？”占比最多的是“一年一次”，超四分之一；“很多年不见的”达22.5%，甚至“一直没见过”的也有2.6%。

　　“爸妈在国外”，听起来洋气，可背后有苦涩。有人叫他们“洋留守”，这一群体是青田留守儿童中的大多数。

　　青田县华侨史料征集办公室的言小海并不喜欢 “洋留守”这个名称，他认为这是青田华侨史中青田人的一贯做法，把家族中最柔软、最宝贵的孩子放在国内，抚养成本低且安全。但他话头一转——数百年来这现象有了新变，近些年“洋留守”越来越少了。当地团委、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和商人、村民们，个个也都认可，并能讲出身边不少亲友的例子。众口纷说中，提及许多因素：一是国际机票相比以前便宜，通讯与交通更为方便，孩子出国与父母归国的家庭都多了；二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让国人生活水平提高，父母们未必出国打拼，国内商机实在不少；更为关键的是，华侨父母们观念变了，陪伴孩子、让孩子学好中文、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些都比拼命挣钱更重要。

　　侨乡的“洋留守”变少了，若细细剖析，能发现背后是一条中华民族走向自信与富强之路。

　　问题由来已久

　　正值暑假，青田有好几个夏令营在办，少年宫主任刘晓君已察觉出不同：送孩子来上课的，尤其是参加家长会的老人少了。

　　她想起十多年前在少年宫开幼儿园家长会，台下多是孩子们的祖辈，总有人要求：“普通话听不懂，青田话再讲一遍。”若碰到科技小发明一类的说明，便更麻烦了，爷爷奶奶听不懂，可孩子们的父母绝大多数在国外。有人开玩笑说，幼儿园的一个班级就是个“联合国”，一打架便是“国际事件”。刘晓君烦恼过统计学籍的事，每学期总有孩子读两个月，就随父母出国去了，又总有新的华侨孩子，插班进来。

　　多少年来，这在青田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西班牙生活约20年、前年才回国的方山乡龙现村主任吴立群，说起当时把儿女放在老家的主要考量：夫妻俩拼事业，请个保姆照看孩子每个月至少要一千多欧元，当年折合成人民币过万元，不如把这钱与孩子都送回青田去。一万元不仅够一家老小吃喝，连尿布、奶粉钱都有了。同在方山乡，周岙村的村支书林利平前些年也刚从西班牙还乡，他与妻子在国外打拼时思念儿女，可当时全村只有一部电话，算好时差打电话回去，往往也找不到人，得托乡亲们与家人约好等电话的时间，次日再打。林利平的儿子林孙鑫回忆，那些年，在方山乡学校里大多数同学都是“洋留守”。

　　多少苦处，不足为外人道。

　　眼下生活比以前好了，尴尬却有增无减。一位正参加夏令营的小学生，向记者坦言自己不喜欢意大利，尽管她从未去过，但她从记事时便知道父母在那个国家，自己小学毕业后也将去意大利读书。可一旁的另一位孩子，对青田的一切都显得不太满意，她不喜欢青田的米粉，更爱披萨和意大利面。“我想回去，再不来青田了。”她说，在意大利生活了10年才被父母送回国，期待她能“学点中文、认点汉字”，可青田对她而言，在感情上已是他乡，尽管她能讲一口流利的青田话。

　　刘晓君关注到眼前这醒目而特殊的“洋留守”群体，为此写过论文。她在少年宫工作十多年了，常被人称为“宫主”。“他们在情绪表达上与普通的孩子有明显不同，比如他们很少表现出撒娇式的依赖。”刘晓君说，对教育工作者而言，更麻烦的事是这群孩子似乎都隐隐明白，未来某一天会被父母接到国外，打工挣钱或者学着做生意，能不能读好书，成了一件次要的事。可是，他们对国外那片土地又一知半解，对中华传统文化也缺乏认同——对中外两头的迷茫与疏离，让他们相比普通的留守儿童，更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

　　但是，除了关怀，还能做些什么呢？不少青田人觉得，这似乎是个由来已久的无解问题。

　　回故乡的机会

　　近几年，变化正悄悄发生。

　　林利平是2012年回到周岙村的，当年春节回家时，他与一群朋友在茶室聊天，数人一致认定：未来在中国发展定比在国外好。林利平听进去了，留妻子在西班牙经营酒吧和餐馆，自己先回乡，流转来村里山头的几百亩地开荒，并在山顶盖了小楼，要打造油茶基地和农家乐。

　　村里华侨多，不少人觉得老林脑子坏了，山顶不通电与气，投下这几百万元的积蓄，怕是要打水漂。林利平坚持下来了，如今农家乐18个房间住满工人，种植的油茶、山里散养的鸡和稻田里的鱼也有了出路；在西班牙做了多年大厨的妻子也回来了，在农家乐底楼经营餐馆；一家人的年收入超50万元，抵得上西班牙的酒吧和餐馆的营收，还省心省力；更关键的是，曾经当过“洋留守”的林孙鑫，也从西班牙回来了，帮父母经营农家乐。林孙鑫的女儿高兴坏了，小小年纪便会教育父亲“别老是玩游戏”，还常叮嘱“爸爸不要再出国了”。

　　数日前，正在农家乐忙着的林利平接到孙女的电话，喊爷爷下山跟她玩，老林脸笑得皱成了花。这时，他想起年轻时把儿女交给老人，自己一人在山东做生意，租下20平方米的小屋，睡觉躺在地上，旁边是煤球炉，而妻子那时在西班牙做厨师，一家人四散天涯。“在外打拼挣多少辛苦钱，都抵不上天伦之乐。”

　　林利平带记者爬上附近的最高山峰，往西北能看到青田县城，向东能望见温州市区。他说，村里上千华侨，回国到城里的投资者多，真正回到农村的少，村里大约还有5位“洋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肯定也在犹豫是否回国。

　　2014年底，在意大利打拼了近16年的严苏允回来了，她在刚刚开张的青田进口商品城的入口处，盘下了大门面，专售意大利的红酒和日用品，取名“意大利馆”，生意比她想象得好很多。刚开张那天，货架上的样品被一扫而空；刚开始一两年间，她每天都在店里站着接待客户，连坐下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她在柜台上摆了6个手机，6个微信都把好友数量加到了上限，近3万人都是客户，这种兴旺是她在意大利开加工厂、超市从未有过的。

　　如今，严苏允的丈夫在意大利、中国两头跑贸易，她则在青田专心经营这 “意大利馆”，后来还开出了意大利小餐馆——进口商品城让她有了回故乡的机会，她的儿女们也结束了多年的“洋留守”生涯，至少每晚都能见着母亲了。

　　严苏允不愿多谈论留守多年的孩子们，每次记者提及，总顾左右而言他。她说起在国外时被人叫“千里马”，在加工厂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每天只睡4小时，有了点积蓄便开超市、做贸易，实在没有精力把小孩带在身边。她几次说“庆幸”，庆幸家里是个大家族，老人在，兄弟姐妹也多，孩子跟着亲戚们长大，“亲情应该不缺吧”。现今的她更愿意谈自己牵头创办的“侨乡水滴爱心社”，拉着同学和朋友们一起关注青田的留守儿童，给某村的孩子们捐了书包，又给某校的孩子们捐了校服。她似乎，想补偿些什么。

　　在“意大利馆”的斜对面，“欧派琥珀”的老板苏勇，是3年前从匈牙利回来的。他家三个孩子，都曾被送回青田上学，过了或长或短的留守生活。苏勇也曾无数次为思念家人而烦恼，他出国时通讯很不方便，好不容易等到可以用QQ视频聊天的时代，可毕竟有时差，国内带孩子的保姆未必在苏勇夫妇有空时开机，往往要连线失败好多次，才偶尔凑上一次，见见孩子们。

　　按照严苏允的估计，光这个进口商品城，至少有150多家华侨开办的店铺或企业。华侨家庭大多两三个孩子，也就是说，至少有300来位“洋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回来了。

　　严苏允与苏勇都叹服：中国在发展，青田在进步，这才给了他们回乡与孩子们团聚的机会。苏勇近年在青田竟然遇到了不少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老同学。上世纪90年代，他们各自在欧洲打拼，早就失去联系，当时哪想得到，未来还能在故乡重逢。他想起，他自1992年出国，1998年才第一次回国，一群老乡从上海的机场包车回青田乡下，一车青田人竟在老家迷路。数年间，多少新公路通车，多少高楼平地起。再到后来，日新月异。

　　在青田华侨的圈子里，依旧不少人在观望，有人自认“与国内脱轨了”；还有人对国内的印象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认为“办事效率低下”。对此，林利平经常反驳，他觉得，与他生活过的西班牙巴塞罗那相比，青田政府部门效率高多了。比如说，青田政府工作人员若看到群众排队来办事，过了下班时间也会办完，可在巴塞罗那，按点下班，过时不候……说起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林利平挺自豪。

　　观念正在改变

　　孩子们也在改变远在国外的父母。严苏允说起一次亲友与孩子的对话，身在意大利的父母，观念停留在数十年前，正说着青田“脏乱差”，想不到孩子说，父母所在的城市才脏乱差。

　　青田县委统战部的周勇向记者介绍了“培根夏令营”，这是针对华侨孩子们的“文化培根”，包含青田方言、历史、地理以及本地的石雕、书画等内容，此前已举办6年，每年培训人次超600人，名额常被一抢而空。刘晓君则说起“亲情家书”活动，让“洋留守”儿童给父母写一封短信或明信片，寄到国外，并请父母尽量回信，就算在忙，也要拍一段视频发回。

　　越来越多的华侨父母，更加频繁地回国看看。多少年来，青田华侨都想着，衣锦才能还乡。若只是在外打工或做小买卖，都不好意思回国。如今变了，有感于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与经济的发展，他们更愿意回国寻找机会。

　　前几年，季慧杰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从欧洲回到青田，创办一家绿化公司。他说起在匈牙利的生活，做生意要到乡下，孩子得留在城里，因此聚少离多。他害怕，如此下去，会与他身在巴西的妹妹家一样：孩子们一周有6天跟着当地保姆，讲一口葡萄牙语，吃住行都是巴西人的习惯；等保姆休息、父母带孩子时，一方讲青田话，一方讲葡萄牙语，沟通成了勉强的事；若逢保姆休息，父母又忙，只能把孩子们关在满是玩具的阁楼里。

　　类似苦涩场景，他见过不少。他曾在意大利开工厂，见一位中国东北妇女，独自带着襁褓中的小孩来打工，平日把孩子放在摇篮里，身上系一根绳子连着，孩子哭则拉几下摇篮哄，有时忙得腾不出手，便用脚踹绳子……季慧杰于心不忍，却爱莫能助。

　　季慧杰回国后，还有身在意大利的华侨托来，请他帮忙劝劝自己在青田的儿子：30多岁的人了，从不工作，白天打游戏，开着跑车晃荡，入夜则去喝酒，这怎么行？从小到大，除了问父母要钱外，少有别的交流。这位老华侨问季慧杰：“我在国外辛辛苦苦，一年给他寄回去30多万元，我对他还不够好吗？”

　　季慧杰哑然。他幼时也是留守儿童，现今成了父亲，一定要多陪孩子。一次孩子提出要去温州玩，他第一反应是“温州有啥好去的？”很快，他认识到自己是在用成人的观念去否定孩子的想法。他找到青田团县委副书记李剑鸣，主动为“洋留守”出谋划策，比如“让孩子们进城一天”，安排青田乡村学校的留守儿童们到城里见见“世面”。

　　身为80后的华侨父母，相对祖辈，更有陪伴孩子成长、注重孩子心理健康的自觉。54岁的吴立群近日有些郁闷，他本想着，趁暑假把在西班牙的孙子和外孙们接回老家。他一直觉得把孩子送回国让老人带是再好不过的，想不到，在西班牙硕士毕业的女儿明确拒绝：带孩子是父母的事。

　　在青田侨务办公室工作的潘俊静，曾在西班牙打拼数年。她的一对儿女，寄养在一位保姆家中。前些年她回来了，重要因素就是她始终放心不下儿子的学习。出国之前，她便找过青田某小学的校长，提出异议：一个班级怎能频繁更换班主任？难道华侨孩子多就可以“散养”吗？以前不少青田父母有种观念，认为自己在国外苦一点，孩子在老家若成绩不好，不妨出国帮忙看店。如今不然，潘俊静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即便要出国，也是要留学去。

　　他们都相信，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国人的自信，“洋留守”儿童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