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河的新课题。
在贵州,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的赤水市(县级市),经过三年的脱贫攻坚,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终于达到2.8万元和1.1万元。
在浙江,温州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了4.5万元。即使是发展相对滞后的浙西南,衢州和丽水也分别达到了3.61万元和3.59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2000多元。
在贵州,赤水依靠发展农林和养殖业带领百姓脱贫致富。
在浙江,温州靠“中国制造”火遍了大江南北,也走向了世界。
这只是中国长江经济带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
不可否认,长江经济带含“金”量十足。它覆盖中国11个省份,以近20%的国土面积撑起了中国45%的经济总量。
但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也潜藏着一些瓶颈制约和矛盾。这条经济带上,不仅有富饶的长三角地区,也有乌蒙山区等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存在。
武汉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曾生动地形容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的关系:“要让长江巨龙起舞,既要充分发挥长三角的龙头牵引作用,也要让龙腰壮起来、龙尾摆起来。”
不平衡之现状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采访时指出,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长江经济带的东、中、西三大板块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不仅体现在东、中、西三大板块之间,也体现在每个板块内部不同省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
其次,不平衡不协调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城市发展层面。不同的城市群之间、城市与城市之前、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
从目前情况看,长江经济带的城市群发展很不平衡。江浙沪地区的GDP占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一半,要素资源主要向优势地区集中,而长江中上游的不少地区仍处于欠发达阶段。
此外,长江经济带的脱贫攻坚任务依然繁重,尤其是长江上游的云贵川地区和中游的湖区地带。
“长江经济带各地区间协调、联动的发展状态还没有真正形成。”成长春说。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教授沈玉芳曾撰文表示,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不同区域间综合经济实力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资源与生产力空间分布不平衡、居民生活水平不平衡以及基础设施和科技水平发展的不平衡。
多重因素造成不平衡发展
在成长春看来,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
首先,流域经济本身的特点,决定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是一种不平衡的发展。长江经济带是大跨度的流域经济,各区域本身发展的基础不同。在自然资源禀赋上,长江上游地区占优势;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劳动者素质等方面,下游占优。这种状况是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另一方面,这种不平衡也与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空间布局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侧重点经历了东部沿海发展、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重点不同,东中西部分步骤发展,先富带后富,这与国家发展战略有关”。
除此之外,建国以来最初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重点发展重工业,长江流域也是如此。然而,重工业取得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对第一、第三产业的带动效果不明显。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地区所研究员、原所长肖金成曾公开指出,受区位和政策因素的影响,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长江上游经济的发展。
除了上述自然条件、历史条件、政策条件、区位条件和市场条件外,沈玉芳认为,交通条件和劳动力素质条件也是造成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之一。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水运、陆运更加发达便利,劳动力素质更高,对经济的推动力更强。
如何缩小差异?
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如何解决?成长春告诉国是直通车记者,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离不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尤其要把创新摆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一般来说,区域发展受自然禀赋的影响,产业转移是从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向中等或低端地区转移。但反观长江流域的西部城市成都,其创新实力和技术含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江苏高。
相关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科技创新的驱动效应在中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小。
从这个意义上讲,成长春认为,区域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都不绝对,而且从东部到中部到西部也并不一定存在梯度,关键还要靠科技创新转变结构,调整方式,转换发展动力,打破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成长春建议建立双向开放、联动发展的机制,优势互补,融合发展。同时加强城市群发展和产业发展,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另外,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新发展理念的广泛共识,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方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区域政策与区域合作处处长周毅仁表示,近年来,中国区域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仍没有较好地解决。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可以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但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通过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