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在维持经济增长逐级上升趋势的同时，通货膨胀的隐忧也接踵而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看，分别达到同比增长4.9%、4.9%、5.4%、5.3%的高度，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过快不仅影响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且给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加了难度。在这一通胀背景下来考虑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并从前瞻性的角度来思考加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宏观调控的长期战略，就显得非常重要而紧迫了。 

毋庸讳言，粮为政先，是每一次粮食危机带给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政府在历次通货膨胀浪潮（或压力）中最为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之一。现阶段，优质耕地逐年减少，人口逐年增加，CPI高位运行，一边是承受不起生活成本加速上涨的城市居民；一边是迫切需要增加收入的农民。中国的粮食问题，在“十二五”开局之初变得尤为重要并亟待调整与解决。与此同时，粮价的飙升还直接导致生活资料和生产成本的增长，并迅速波及大宗物品的价格抬升，从而影响进出口的产值和利润，并决定着顺逆差结果的产生，最后可能引致整个国家的经济波动。无粮不稳的古训迄今仍然远远大于任何西方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粮食政策的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处理不当，粮食问题将立即构成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现实瓶颈；处理得当，粮食问题的解决也可能开启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食品价格涨幅在八大类商品中是最高的，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又对新涨价因素贡献了70%左右，致使经济发展不稳定因素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现阶段主要还是由农产品供应不足引起的，这凸显了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和农业产业链的缺陷。舆论对于2010年至今的粮食价格飙升有一种不同往常的说法，即这一年最重要的涨价原因是不法分子的投机炒货。但是仔细分析，炒作哄抬的现象从根本上说仍是农产品供应不足产生的。我们认为，对农产品进行炒作操纵要进行建仓囤货、代理经销商、舆论造势以及价格对敲等几个步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建仓，而一定要产量大跌的那一年才可以建仓。例如2010年疯炒的大蒜和绿豆都是2009年建仓，原因就是2008年大蒜出口日本等国受限便返销国内冲击国内市场，大蒜价格下跌的同时，也导致2009年全国大蒜种植面积全面下降，再加上气候反常，使大蒜供应严重不足、价格偏低，炒家便开始建仓囤积。以至于最后导致2010年至今的多种农产品被过度炒作，直接推动了当年的CPI高度，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不便，也为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的稳定增长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和不确定因素，同时还给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大了难度。归根结底，农产品价格的不正常大幅上涨还是由产品供应不足引起，农业生产的价值规律依然主导着粮食市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有人指出，既然是供应不足引起的粮食问题，直接由政府出面推动农村大面积种植即可缓解压力。然而，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政府而言，也有多方面的顾虑。政府一方面要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整个物价水平的稳定，一方面要适当提高价格以为农民创收。然而，就中国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来看，粮价上涨的大部分利润却流入了处于中间环节的中储粮这样的流通企业手中而非由农民获得，所以粮食的涨价并未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再者，我国每年要动用大量的资金去收购、储藏上千亿公斤的粮食，这样就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仅仅只能从粮价上涨的利润中获得部分间接补偿。显然，中央要粮食安全，地方要可用财力，农民要增加收入，这三者之间是很难同时到位并存在相当的矛盾和困难。解决不了这个困难，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的粮食瓶颈问题就会日渐突出，粮食价格的宏观调控就会日渐捉襟见肘，进一步甚至还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鉴于此，从粮食生产、供给、流通等问题入手的配套改革完全可能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的破题点——“手中有粮”，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才会更有底气。

首先，改革原有的粮食流通体制的弊端迫在眉睫。一方面可以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粮食收购，以保证粮食市场的竞争性，从而改变少数企业垄断收购的问题，减小不稳定指数，也使粮食的价格充分融入到市场中去；另一方面，对粮食收购企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并完善反垄断法，用更加严密的法律体系保护粮食的流通渠道，严禁对粮食进行投机炒作的行为。同时，还可以有意识地加强粮食储备调控能力建设，让专项储备和周转库存发挥各自的作用：专项储备以行政手段调控，周转库存以市场手段调节，并坚持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流通领域发挥主体作用。 

其次，通过土地的宏观调控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达成土地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的三维均衡。现阶段一些地方用土地（使用权）换社会保障、土地（使用权）换就业保障和土地（使用权）换新修住房产权的形式来推动土地整理，并变通性地采取了土地占补平衡的方式来推动农民的宅基地甚至农业用地改变用途的方式来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理性的农户可能因为短期利益诱导而参与到这一土地整理过程中去，但农业生产的弱质性、粮食生产的短缺性和农民长期致富渠道的生成（即农村主导产业的形成）并不能自动在土地整理的过程中完善地解决。占补平衡后，优质耕地的形成还需要多年的时间，粮食生产将受到极大影响，因而陈锡文先生屡次在媒体和公开场合反对现阶段的地方政府推动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很有道理的——“牺牲耕地和农业谋发展”从长远计的确是不足取的。我们认为，这背后的重要因素首先便是粮食安全问题。因此，中央在土地宏观调控时必须高度关注粮食生产和农民本身致富能力的提升，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地方政府在土地制度这一问题上的“试错性”改革或“打危险的制度擦边球”，须知：粮食一旦出现紧张，地方政府现阶段改变耕地用途开发出来的房地产等商业用途的设施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并无半点助益；所以，不可让地方跟风土地治理和整理，而是注重从宏观层面加以土地调控，在农村达成土地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的三维均衡，防止农民未富但粮食先减的危险局面出现，做到未雨绸缪。

再次，就是要更加严格规范和科学的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度，整合整条农业产业链。从种子、化肥、科技、股权，收购到仓储运输和最后的售卖，尽可能地加快产业化的整合步伐，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做大做强农业，农民才会真正从中受益；国家的粮食安全才能有长久的保障。这样，不仅会实质性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快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和贫富差距，还能从根本上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脚步，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与科学。由此可见，解决粮食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解决好了，中国农业的产业链条延伸会更广，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也会越快，中国许多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进一步改革也会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最后，在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要更加充分地利用价值规律，积极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的避险作用，帮助农民发现价格趋势，尽量避免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损失和价格波动。孙冶方先生早年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语重心长地谈到：“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句话对于今天中国的粮食问题而言仍旧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为，单纯的政府行政命令对稳定粮价和调整农业结构起到的只是压迫力的作用，必须借助有效的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来正确引导粮食生产，才能使粮食产业逐渐具有竞争力，农业生产才会逐渐走上内生良性发展的轨道。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农业的国际竞争已不再是初级农产品的产量竞争了，而是整个产业体系的竞争。那么，分散的小农经营很难面对这种挑战，所以加快企业与农民的联合，更多地转向生产基地的定向生产，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更多地利用粮食期货市场对冲价格风险，保持粮食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通畅性，在及时了解全球粮食动态的情况下，掌握粮价的主导权，维持粮价的基本稳定，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战略。

毋庸置疑，现阶段导致中国通胀压力巨大的内部原因不是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动（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升首当其冲），而外部原因则是美国向全世界转嫁危机的货币政策。应对这一问题并不一定要正面回击——采取冒险的紧缩货币政策，而可以旁敲侧击——从自身找到增长点，主动回应，采取适度宽松而严格的信贷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防止粮价飙升，从粮食问题寻求自身的突破口，转被动接受挑战为自身主动调整，从根本上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