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过高的社会流动性给中国带来了好处（以及坏处）。世界银行的马丁•拉瓦利翁和华裔学者陈少华说，1981年至2005年间，超过6亿中国人摆脱贫困。有些收入不高的中国人变得极其富有。但是，并非所有社会流动性都是向上的。从 1949年到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打倒了地主，没收了资本家的财产，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流放到边远地区。通过集体化、公有化和上山下乡，他们粉碎了有钱人将优势传给下一代的传统机制——土地、资本和教育。

然而现在，这其中的某些机制可能又回来了。当然，过去30 年来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一些学者目前正在研究和记录不平等代代传承的情况。举例来说，在2010年的一篇论文中，北京交通大学的张应强（音）和丹麦奥胡斯大学的托尔•埃里克松借用了1989年至 2006年涵盖9个省份数千个家庭的一项纵向调查，对这些家庭的后代的生活情况进行了分析。这些后代生活状况的差距越来越大，跟全国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如果不平等的加剧反映的是一个越来越有活力、奖励贤能或辛勤工作的社会，那可能并不令人担忧。但是这两位研究人员估计，这种结果的不平等有63%是机会的不平等所致。有些人无法为社会作出全部贡献，而另外一些人获得不相称的回报——即从社会产品中得到的要比他们付出的多，经济学家往往会担心。这不仅不公平，而且效率低。

哲学家们更进一步。他们认为，人们只应该为他们能够选择的东西——例如努力——而不应该为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况受到奖励或惩罚。这样的情况包括显然通过继承得到的特权，例如财富和社会关系。但这一定义可以进一步延伸，以包括我们通常与优点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东西，例如天分。毕竟，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天分，那么我们为什么应该为这些天分而得到奖励呢？

张和埃里克松在他们2010年的论文中考虑了个人无法控制的诸多因素，包括一个人父母的收入、教育程度和工作单位；以及这个人的出生地和性别。他们发现，父母收入高对一个人的前途有帮助（父母的收入增加10%，其子女的收入就会提高4.5%），而父母如果在国家单位工作，则会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父母的教育程度没有什么帮助。在这9个省份，父母在哪里工作要比在哪里上学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