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当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这是对党的根本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党的历史本质的生动阐述。在这20年中，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走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而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正确方向。也正是在这时，党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比较，使自己从幼年走向了成熟，因而有可能对党的历史本质获得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上述命题的正确性和指导性意义，已经为党的90年历史所证明，并且成为我们党自觉奉行的一条思想路线。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就会取得胜利，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提供的一条根本经验。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蕴涵着在这方面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历史启示，对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历史启示之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是要把我们的思想方法搞对头。

　　陈云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他回忆说：“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我曾经认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在全党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党的思想建设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之所以这样，是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占多数的特点相联系的，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凸显出来。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口头上、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违背唯物论的。他们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万古不变的教条。这种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积极在党内倡导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就是从思想方法入手，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央研究组的同志写了一封信，指出学习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实际上指明了整风运动的主旨所在。在这之前，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都是致力于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引导大家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整风运动期间，为了倡导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思想方法上肃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启示之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表明，毛泽东是始终重视理论的，只是反对那种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他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这正如他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这时就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由此可见，把理论与实际、坚持与发展、学习与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态度。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要求把学习理论同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指出：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在这里，把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同增强党的战斗力、实现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深刻说明了学习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这一要求，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而紧迫的意义。

　　历史启示之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

　　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做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加以提倡。1941年8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必须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的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倡导下，调查研究蔚然成风，这对于转变党的作风，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诚挚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事实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制定正确的策略，同他始终以一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恭敬勤奋地向群众学习、向社会作调查紧密相关。应该说，紧密地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大特色，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上述历史启示，实际构成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内涵，亦是党的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时，全面理解和把握党的思想路线的全部内涵，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