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笑的涂慧哭了。生长在北京的她终于懂得什么叫“五保户”。在张千梅老人家里，她几乎看不到值钱的东西。无儿无女的生活不止于孤寂，竟至于贫乏。看着灶台上不知放了多少天的饭，涂慧的眼泪夺眶而出：“活在北京，有罪啊！”

这里是湖北省房县潮旺村，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地之一。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三门”——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青年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参与制定、执行国家方针政策。他们多握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也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脚却从未走进基层、踏入农户，也听不到、听不懂乡土乡音。百村调研活动，正是为了让青年公务员接地气、明国情，真正能与基层百姓同呼吸、共命运。

房县团是530名青年干部中的先头部队。27名成员分别来自国务院办公厅、水利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要害部门。他们中年岁大的不过40，小的只有25。职级都不算高，但都承担着机关繁重的日常公务，进京“跑部”的地方大员见了他们无不客客气气。

此行让他们大受震撼，大得教益，大有收获。

堂屋里的棺材

在涂慧心目中，农村就是一片欣欣向荣的菜地，开着各色的花，蜜蜂、蝴蝶在中间飞舞，很难和漏雨的房子、馊味的饭菜联系在一起。这位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中心的年轻干部，从未体会过稼穑之苦。

房县，毗邻神农架，是国家级贫困县。潮旺村在山峦深处，全村316户，共1243人。和其他村落一样，潮旺村的精壮年多出外打工，满眼望去尽是老弱。4月以来，这里干旱无雨，苗不生长，地无生气。正于此时，百村调研团来到村里。

调研团的第一站是慰问特困户。其时，大家都还沉浸在出门的兴奋中。青山绿水间，欢歌笑语。但很快，每个人的心都沉重起来。在特困户李文新家，别的没见到，迎面就是两口棺材在堂屋正中。这是为什么？之前并未听说有红白事，调研团成员都愣了。

李文新，74岁，20年前被诊断出黄疸肝炎，4个月不能动弹，曾去邻村看过村医，花了一头猪的钱没能治好，再也舍不得花钱，病就搁在身上了。老伴儿双目失明，且有肺病，没钱治，几乎没看过医生，拖着以为能自愈，终不能。

调研团成员纳闷儿，农村不是有新合作医疗了么，怎么不去县城医院看医生呢？

李文新脱口而出：“城里医院一进去就交很多钱，交不起！”肝炎传染，他的儿女也受此病纠缠，家里入不敷出，也无力管父母的事儿。担心身后事，李文新早早着手准备，进山拉木打了两口棺材，备着。

活着就为自己准备好棺材，这不是等死么？对于来自北京的青年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不可思议的事儿还不止这些。

张千梅的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灶台上的饭不知放了几天，也不知原来是什么成分。一个板子上放着调料，其实除了盐巴什么也没有。两个玻璃罐子里装着白浆子，涂慧以为是酸奶，摇一摇，立刻反胃得想吐。她转到屋后发现了点喜庆的东西：一张年画。经过风吹雨打，年画早已褪色，“恭喜大发财”却赫然可见。涂慧用相机拍了下来。

老人见到年轻人来，非常激动，嘴里一直说着“感谢！感谢！”。她略一走动，衣服上的一个个破洞就更为刺眼。涂慧在屋里转悠半天，想找点“有价值”的东西拍。最后拍到的是一个木方桌上堆的几件破破烂烂的衣服。那是老人全部的衣服。

调研团离开时，张千梅坐在门槛上望着。涂慧回头看到，不禁泪流满面。“衣食无忧的我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下，从小就充当着‘霸道公主’的角色，不许有人和我争抢，从来不知道在中国农村的某个角落，还有人生活在社会的最边缘。”她说。

此后几天，涂慧又去了张千梅家，还送了一个手电筒给老人。在总结中，她写道：“我下定决心，回到北京一定努力感动周围的人，多关注一些农村的发展。”

真需要，真不可能

开心果，一种再寻常不过的零食。可是，在房县南潭小学的孩子们那里，它仅仅是3个汉字的罗列。5月10日，调研团成员将“开心果”带给孩子们，让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开心果的味道。

南潭小学负责潮旺村、南潭村和兴胜村所有适龄儿童的学龄前培养和小学教育。有学生80余人，教职员工9人。2010年，学校改造、新建了教学楼、餐厅、澡堂和厕所。和调研团座谈的是四五两个年级的学生，有31人。

虽然缺开心果，但是这里不缺开心。孩子们的笑容映在脸上，那是大山最美的花朵。谈到理想，很多孩子说，他们想当医生。原因是，医生不仅受人尊敬，而且亲人得病了，自己可以帮上忙。这是现实的需求。农村医疗条件差，乡亲们往往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饱受折磨不说，还可能小病拖成大病。孩子们年龄小，看到的却很多。

调研团发现，如南潭小学一样，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农村小学的硬件设施上去了，教学质量也有所提高，但是上学远的问题突出出来。不少村小学被撤销。比如潮旺，2000年，还有自己的小学，昌盛时有学生150人、教师4人。10年中，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潮旺小学的生源萎缩到十几个，最后不得不并入南潭。

来自教育部国家教育督导团办公室的青年干部赵鹏说，在现有条件下，农村适龄儿童减少，使得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成为必然，为的是教育资源得到集中并有效利用。“但没想到上学远的问题这么严重，尤其是在山区”。

在调研团即将离开的时候，一位叫张庆根的老汉特意找来，说是向“中央来的人”反映情况。老汉77岁了，和8岁的小孙女相依为命。为了让孩子上学，他每天早晨4点起床，赶13里路送她去南潭。看到孙女坐进教室，他返村去干农活儿。一天往返4趟，得走52里路，风雨无阻。

“为什么不让孩子寄宿呢？”来自铁道部的王胜永问。“没有钱啊。去年寄宿要750元，交不起，今年又涨了，975元！”张庆根说。

有调研团成员粗略地算了一下，小孙女上学3年来，张庆根大约走了3.3万里山路，相当于北京到房县往返8个来回。张庆根的梦想是让潮旺村的小学恢复招生，这样孩子也不用那么吃苦了！调研团成员转头问乡党委书记。书记回答得很干脆：这不可能！财政还没有钱为十几个孩子办个小学。

在房县，孩子上学寄宿成为普遍需要。他们大的不过16岁，小的4岁。幸运的，家在旁边，路远的，家在百里之外。为此，学校上课也不是一周5天那样，而是上10天课放4天假的模式。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

很多事没有想到！这是调研团成员普遍的感受。如果不是跟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坐在大院里想当然的事，还以为都是现实——

没有想到水乡也缺水。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的刘西永原以为，缺水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湖北乃是水乡，饮水、灌田怎么可能是个事儿呢？然而，现实大出意外。潮旺乡亲们吃水靠山泉引入或雨水存窖，今春以来，天无滴雨、泉水断流、窖藏见底，竟然有点“水危机”的样子。干旱还导致插秧不能进行，80多亩地撂荒在那儿。

没有想到农村贫富差距那么大。相隔不过1500米，临着公路的农户住着3层小楼，开着“农家乐”，腰缠万贯；远离公路的人家还是30多年前的土房子，风通雨漏，仅靠三四亩地过活，种粮种烟，生活也只是能维持而已。“看来农村政策也要区别人群设置，不能一刀切、一概而论。”一位调研团成员说。

没有想到乡村干部这么辛苦。舆论平时对基层干部颇多非议，中央国家机关的青年也多以为然，以为自己素质高，基层干部素质低。不过，了解乡村干部当年如何催粮、如今如何维稳以及在无资金情况下领着建设家乡后，大家都改变了看法。“矛盾背后有苦衷。他们中能人不少，有想法，有办法，也真心为村民办事。”来自国务院办公厅的宋健雄说，自己要向乡村干部学习。

没有想到“桃花源”里无安乐。起初，宋健雄还非常羡慕特困户杨守学的生活。84岁的杨守学，犯眼病没钱治，近乎半盲。大儿子是个聋哑人，52岁还没有娶老婆。俩人住在山沟里，靠低保和卖柴维生。但宋健雄竟以为他是快乐的，他在博客中写道，“他（杨守学）的快乐来自于那清新自然的生产生活，简单、真实并有规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勤劳、自食其力让他对生命充满着自信和热爱！”他甚至“激动而自然地让杨守学领我到他房旁边的猪圈与他及他养的猪合个影”。

后来，同去的调研团成员指出老人的悲哀：一贫如洗，家里唯一的电器是一盏15瓦的灯泡，为省钱还总不开；行将绝户，除了聋哑儿子之外，还有一个40多岁的儿子，也还没有娶媳妇。宋健雄说：“原来你这么看……”无案牍劳形的“桃花源”的意象瞬间崩塌了。

“下到乡村有太多想不到了。以前接触基层情况，都是材料上来材料上走，即便有印象也是文字和数字，心中没有老乡的笑脸、哀容。这一次走村入户看到了棺材，也看到了衣衫褴褛，还看到了孩子们的眼睛，心灵受到了洗涤。”房县团团长、水利部团委书记于春山说，此行的最深感悟是，中央国家机关每一条政策都关乎很多人的生活、命运，一字一句都草率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