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４个问题

　　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家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非常关心，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思考，我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第一个方面：房地产调控问题

　　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李伟

　　房地产调控问题虽然如媒体所说的那样“八年七调”，但自去年“两会”以来，房地产调控仍是当前最为集中的热点问题。我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需要重点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二是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问题。这是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所走过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住宅建设方面，如果要求中国用几年的时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还未走完的历程，这是很不现实的。这就是我要讲的住房结构问题。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作为住宅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规定所占比例。新加坡在二十世纪６０年代建国时就规定，９０％的建设住房为政府廉租住房。上世纪９０年代我陪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到新加坡考察时发现，尽管当时新加坡的廉租住房需求已下降，但他们仍在执行这项规定，直到上世纪末，这一规定才被取消，因为那时绝大部分新加坡公民都已得到政府租屋。英国在二十世纪４０年代到１９５９年保持了７０％的社会保障房、廉租房建设比例，１９６０—１９７９年期间保持了６０％的建设比例，直到目前还保持着约２０％的建设比例。香港现在则保持着５０％的廉租房建设比例。美国现在每年建设３５０万套保障性住房，并规定只有收入低于１７万美元的家庭才有资格购买社会保障性用房。奥巴马有一个很得力的非洲裔议员朋友，去年下台了，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购买了不该买的两套社会保障性用房。

　　而中国则过早地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比例要求取消了。前几年，我们的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占建设住宅的实际比例约为３％—５％，这个比例太低了。１９９８年党中央提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要建设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体的中国房地产体系，比例是７０％—８０％；但后来发了一个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文件，使情况发生变化，地方上当年就出现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２００２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约为２４００亿元，２００３年涨到５４００亿元，涨幅高达１２５％，到２００９年为１６０００亿元，去年为２７０００亿元。因此，这就出现了一方面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热情高涨，但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比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极不相适应的局面。举例说明，比如现在的高档奢侈品，一个包可以卖到十几万元，一件衬衫可以卖到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还有高档天价皮鞋、服装等等，老百姓对此没有多少意见，正是因为有几十元的包、一二十元的衬衫、不到１００元的皮鞋、几十元的外衣……，他们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其中，衣食住更重要、更迫切。如果按照其收入水平，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经济适用房或租得起廉租房，那作为高档的商品化住宅卖到天价也无妨，老百姓还会有现在这种程度的不满吗？但是现在解决住房结构问题确实很难，最大的难点就是，上面提到２０１０年的土地批租收入达２７０００亿元，如果房价降到与我国人均ＧＤＰ４０００美元相适应的水平，将会使土地批租收入大幅度下降，地方政府建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资金缺口将大增，这对我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关于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问题。现在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这使本就不宽裕的地方财政不堪重负。我认为，房地产调控问题将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短期内很难解决。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应该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更长久的研究。我国的房地产价格确实已经形成泡沫了，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一致。据美国房地产协会２００９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中价房平均是１７７９００美元，按美国每套住房约１８０到２００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约为５７００元人民币，由此对比，我们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显而易见的。是泡沫早晚会破，美国房地产２００８年的溃市和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房地产近５０％的暴跌都很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房地产的基本功能也可以说是首要功能，应是住房功能，而不是投资功能。尤其是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尽快扭转从房地产产业获取巨额利润的市场扭曲状况。 　　第二个方面：中国城市化问题 　　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李伟 　　我非常赞同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提法：中国城市化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平衡。截止到２０１０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４７．５％，但实际上城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则相对较低。我这里有两个数据，一个是２７％，一个是３６％，均与城市化率相差１０％还多。“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相较之前提高了４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城市化率目标是５１．５％，又提高了４个百分点，我的观点是可能发展太快了。数量叠加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人口１０００万基础上增加５００万和在人口２０００万基础上增加５００万，给社会管理、城市承受及产业所带来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城市化有不平衡性，最突出的是城市出现量化结构问题和城市贫困群体多元化问题，包括农民工、流动人口、退休职工、农二代等，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教育部近期的一个报告说，幼儿园的入学率５０％都不到。 　　北京的人口规模按２０００年的规划到２０２０年是１８００万，但２００９年就已达到１９７２万，加上流动人口１０００万，已达３０００万。据报道，上海常住人口达到２３００多万，一年增加３００多万，再加上流动人口至少还有１０００万。这些世界级的超大都市，无不产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比如北京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达６７２万吨，日均１．８４万吨，但北京的日处理能力只有１．２７万吨。大批的垃圾都是送到郊区去填埋，按照现在这个填埋速度，四到五年，北京大部分填埋场将填满，所以到２０２０年，北京至少需要３２００亩的垃圾填埋场，相当于６个晋祠这么大的土地庄园，这还是仅仅用于生活垃圾填埋，据报道每年还产生１０００多万吨的建筑垃圾，处理它们占用土地更多。其它还有水资源，中国是个最缺水的国家，现在北京每年可利用水资源只有２６亿立方米，但水资源每年消耗３６亿立方米。仅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地下水超采达５６亿立方米。 　　所以，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比如如何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如果一个城市既要建经济中心，又要建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五六个中心，什么人都要到这儿来，当然人口不好控制。我的基本观点是，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应与我们现阶段的管理能力、资源水平相适应，不能太快。特别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个很大问题，大拆大建现象严重，对社会资源浪费极大，欧洲国家的建筑使用寿命是７０年到８０年，我们的使用寿命只有２５年到３０年，这在我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报道甚至将这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发展称为“灾难”。 　　第三个方面：控制通货膨胀问题 　　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李伟 　　控制通胀是仅次于房地产调控的热点问题，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大家知道，现在通胀有三种，输入性通胀、成本推动性通胀和流动性通胀。 　　我认为，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对通胀的控制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甚至不是一年、两年能见效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形成通胀的内在要素也很难有大的变化。比如目前输入性通胀的成因，一方面是资源类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高，另一方面是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认为后者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主要影响是前一个因素。我对输入性通胀问题的认识是，与其说是输入性不如说最终根源是吸入性；表面上是输入性，实际上是吸入性。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能源需求。大量的需求，必然要推高国际市场的价格，以至于买什么涨什么。去年一年我们花了１万多亿元的代价进口石油２．３９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５５％左右；铁矿石进口了６．１８亿吨，对外依存度２００９年达到了６２％。这几天，中东、北非问题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三天时间石油价格从１０３美元涨到１１４．２３美元，而我们之前刚刚调高了成品油价格，现在涨了这么多，又面临是否调价的问题，可马上调价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通胀预期，不调又不符合经济规律。所以，大家认识到，中国的通胀问题源自于极大的高速发展需求，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成本因素的通胀，主要是工资成本上涨。对此我的观点是，人工成本的上涨是必然的、必需的，而且是迫切的。拿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９年举例，两年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比值，国际上有个相对标准，即４０％—６０％；我们２００５年社会最低工资的高档占平均工资的３１．６％，最低档占平均工资的２９％；２００９年高档占２６％，最低档占２０％。这充分说明不论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分配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十分严重了，因此人工成本的上涨是个必然趋势。流动性方面，这么多年这么大的流动性投入，说到底通胀问题就是货币现象。综上所述，我认为近两三年通胀问题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政策咨询研究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四个方面：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 　　——李伟 　　对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发展，现阶段把广义的社会管理提高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层面是非常必要的，其重大意义不亚于“十五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难度也不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小。我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也很明确：我们发展的目标不会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原则也不会变。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伊朗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的“白色革命”值得研究，尤其是东欧剧变，那时它们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差，人均ＧＤＰ都达到１万美元以上，我们所讲的政治、体制优势他们也存在，但这种优势可以转化。这次中东所发生的变化有很多方面原因，但共同点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腐败严重。这些社会问题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内也存在，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第一是法制建设问题。要以依法治国的理念强化社会管理，依据中央文件的提法，我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内涵和最终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但我认为在管理的基础目标上是相通的。一个管理好的国家必然是法治有序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必须遵纪守法。法治建设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一样，主要问题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 　　第二是政策设计问题。我们以政策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点我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许多社会群体的很多利益问题，比如知识分子、退伍军人、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等都是由政策来协调的。如果政策设计出现问题就会引发许多连锁效应，如政策“打架”引起的群访等。因此，制定合理、可行、有效的政策是我国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 　　第三是党和政府及其各级领导的公信力问题。一个国家机器的管理效能，公信力是第一位的。现在不少地方党组织、政府机构负责人说话在社会上缺乏公信力，似乎只有党中央是可信的。老百姓逆反心理严重，尤其是当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讲的话打折扣，以讹传讹却很有市场。 　　第四是管理事情的能力和效果问题，这是个突出问题。 　　第五是社会的思想教育、社会的公德水平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要转变“信仰危机”的状况，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近年来，更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社会的诚信危机。 　　第六是国家的信息化管理问题。应该思考社会管理的观念如何适应信息化的发展需求，并随之转变。 　　第七是对特殊群体的管理问题。特别是对城市和农村空巢家庭、流浪儿、鳏寡孤独等的管理，如对鳏寡孤独的救助问题在我国明朝时就列入了法律，如果不予救助则以监守自盗论处。对于特殊群体，我们必须要关注。与其用财政资金去做那些有ＧＤＰ、无效率的投资，还不如用来解决此类社会问题。 　　第八是对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的防范和应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