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户籍在他乡，来城市与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群体——随迁老人的规模日渐庞大。国家卫计委新近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举家迁移已成当前人口流动的主流趋势，流动老人数量不断增长，已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这其中，照顾晚辈比例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比例为25%。

　　记者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随迁老人面临融入城市难的问题，而大量老年人从农村、小城镇涌入一线城市，也带来了一定的公共服务压力。

　　家庭关系是道坎

　　从农村老家来到大城市，随迁老人与在城市生活多年的子女及子女配偶之间，往往观念并不一致，这导致了家庭关系成了一道坎。

　　孙阿姨今年70岁，来自山东农村。孙子上小学一年级后，她来京照顾已5年了，每天任务就是给孙子做饭并接送上下学。儿子经常加班，晚了就住在单位，儿媳妇是本地人也总不在家，而是常住在娘家。很多时候每天就她跟孙子住在家里。前年，老伴在老家生病了，儿媳没同意让她回家去看看。“幸亏老家还有个女儿，不然我都不知道老伴一个人能不能挺过去。”

　　前两年，孙阿姨听说外地来京老人年满65周岁可办优待证，于是就想办证，办老年证需先有暂住证，而办暂住证需要居住证明，儿媳却不愿给她房产证。有时一个人去接孙子时为了省钱，宁愿走着去。孙阿姨说，想起这些她心里就不是滋味，

　　来自河北邯郸59岁的刘阿姨则经历了另一番周折。她唯一的儿子在北京买房结婚生子。孙子出生前，她从老家赶来照顾儿媳，伺候月子。不曾想，来自南方的儿媳对她的照顾总不满意。不是嫌她做的饭菜不合口味，就是嫌她家务做不好。孙子四个月时，儿媳带着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回来时当她的面说，姥姥比奶奶照顾得好，回娘家住了几天，她和孩子都胖了。这让刘阿姨特别憋屈，一气之下回老家了。

　　融入社区比较难

　　随迁老人由于生活背景不同，有时很难融入新的社区，被本地老人所接纳。61岁的李老先生最近心情比较低落。一年多前，他退休后跟老伴一起从西北老家来北京随女儿居住，然而一直不太适应这里的生活。他喜欢戏曲，年轻时学过二胡，在老家有志同道合的票友一起交流消遣。来京后他也想找一个小圈子，每天一起拉拉二胡唱唱戏。来京一年多，他只是夏天时偶尔与几位在公园邂逅的老票友一起唱过两次。

　　孙阿姨则曾遭遇另一种尴尬。她刚来北京时，因为方言太重，很长一段时间没法跟邻居沟通。出去买菜很少有人能听懂她讲话，碰到老师或其他孩子家长也很难交流。这让她一度很苦恼，感觉孤独，只能打电话给老伴和老家亲戚倾诉。

　　越来越多的外地老年人进入社区，本地常住居民的接纳过程也并不顺利。“很多外地口音的老年人在小区花园里随地吐痰，而且不是悄悄地吐，是走着路就喷出来，口音不通也没法沟通。”在北京某小区居住的孙先生说，希望随迁老人的子女，能够帮助老人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守则。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宋晓星看来，文化和教育程度差异，让来自城乡不同的老年人群体出现隔阂，也使得随迁老人社会关系出现断裂。

　　公共文化学者郭簃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圈子文化”对于老年人日常生活非常重要，尤其从外地来京的随迁老人更希望尽快融入迁入地社区的生活。然而限于语言障碍、生活习惯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不少随迁老人的融入状况并不顺利。

　　精神赡养需要子女出力

　　根据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该市正处于中度老龄化时期。全市常住老年人口340.5万，占常住人口总数的15.7%。平均每天净增500余名60岁以上老年人，预计到2020年，全市户籍老年人口将超过380万，常住老年人口将超过400万，城六区每四个居民中就有一个老年人。随迁老人的涌入，也为原本资源并不丰裕的城市养老和医疗服务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与物质层面相比，随迁老年人的精神层面压力难以被查觉，但同样影响着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北京和睦家医院心理健康中心专家李恒医生对记者表示，人际关系紧张和社交生活障碍，则会给人带来精神层面的压力和不适，严重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对随迁老年人而言，参加群体活动和融入“圈子”等方式，能给其身心带来愉悦感和安宁感。

　　对此，北京大学老年研究所穆光宗教授从精神赡养角度提出解决对策。在他看来，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侧重物质和服务保障，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和社会交往需求尚未重视。相比之下，随迁老人更需要在精神和心理方面获得呵护，在社会交往中体现个人价值。因为他们迁入新城市之后，原有多年积累的社会资源和人际网络被割裂，在新环境中缺少融入渠道。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身心能否尽快适应陌生环境。

　　对此，除了政府有关部门和社区需要给予帮助外，老人子女作为直系亲属，更应尽精神赡养之责。应多与父母沟通交流，缓解老人心理压力，帮助他们尽快熟悉迁入地的环境、文化和人际关系特点，鼓励他们多参加社会活动，培养兴趣爱好，丰富晚年生活，而不能把父母当作只是照顾孩子的“随迁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