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黄、蓝，三色交杂，近乎墨黑。

　　魔幻现实主义的虐童大片，在中国大地上锥心上演。有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已经接连被曝出近20起幼儿园虐童事件。单单是这个月，就发生了数起。红黄蓝“虐童”事件发酵至今，连篇累牍的反思与追问近乎倦怠。有人在思考“美国追责‘红黄蓝’可行吗”，有人在畅想“人工智能能否避免虐童事件”……画风突变至此，叫人唏嘘难堪。

　　乐观点说，就像孙志刚事件带来收容遣送的终结、甘肃校车事件带来校车条例的进步一样，红黄蓝“虐童”事件举国哗然之后，才能换得学前教育的片刻澄明。比如记者11月27日从北京市教委获悉，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市幼儿园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各级各类幼儿园的三项监管措施。“建办园行为动态档案数据库、配责任督学、设教师准入资质审查”。这些杀手锏，当然不是小拳拳捶你胸口，而是招招指向制度的疏漏。

　　该骂的骂了，该喷的喷了。剩下的，好像就是如萧索冬日般的冷静与守护。眼下适逢《嘉年华》上映，据说该片早前曾入围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是其中唯一入围的华语电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命运，一下子就这么巧合地跌宕在一起。当然，我们拒绝“老虎团集体性侵红黄蓝幼儿”等谣言的煽风点火，拒绝“清朝以两尺长的铜针扎胸口整肃虐童者”等想象的添油加醋，在千帆过尽繁华落尽之后，还是想心平气和问一声：监管者，早干嘛去了？

　　是的，“守夜人”昏沉睡去，邪恶的手才敢肆无忌惮。

　　有一个逻辑，大概叫人于心耿耿：这些虐童事件东窗事发，沿袭的大抵都是相似的轨迹——孩子意外说真话，家长意外查实情。难为了斗智斗勇的年轻父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纠结，在查实和证伪之间游走。那种绝望的对质、那种无助的怒吼，大概只有为人父母者，才能体验是怎样的怆然而凄然。作为分散个体，他们发现真相的成本是巨大的，他们要对抗园方的抵死狡辩，要对抗相关部门的互相推诿，要对抗地方部门的大事化了——更难的，是他们要战胜受害者无边的耻感——当真相残忍而至，要感谢不惜代价掀起盖头的他们。

　　可是，本该敏于细节的专业监管部门，何以总是在“虐童案”后悄然现身？这个问题其实对应着两重追问：第一，学前教育的监管，是不是仅仅点到知识教育为止？我们的相关部门，有没有把保障儿童身心健康作为学前教育监管的第一要务？在一所高大上的幼儿园，只要歌唱得好舞跳得好，莫非就是天下太平？第二，虐童事件此起彼伏，甚至难以窥见地方部门主动作为的身影，说好的“举一反三”呢？如果在第一起虐童事件后，监管部门就能扎实牢笼查漏补缺，接下来罄竹难书的罪案，哪还有滋长的空间？

　　不作为就是恶，懒作为亦是罪。早在2014年，顶层设计就曾慷慨陈词，“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作奸犯科的，自然要罪罚相当；摊手耸肩的，恐怕也不能抽身事外。出事儿前不闻不问，出事儿后火急火燎，轻重缓急之间，用句网络流行语问一下：良心就不会疼？

　　在这个后风险时代，机器之恶、技术之恶、制度之恶，大概都抵不过人性之恶。虐童的话题迟早会雨打风吹去，我们的监管，尤其是底线与红线领域的监管，别再等到出事了才忙不迭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