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为深度脱贫工作指明了方向。记者长期在一线采访调研,走访过上百个贫困村,深感只有共同富裕才能真正改变贫苦群众的境遇。

　　要脱贫,先要分析贫困成因。从贫困者自身角度分析,可概括为五因五缺:即因病、因残、因学、因灾、因婚,缺地、缺水、缺技术、缺劳力、缺资金。从外因分析,经济禀赋不足、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制约,属于共性困难。

　　深度贫困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定范围内的整体贫困,面积广大,且集中连片。诸如西藏和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等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贫困发生率普遍在20%左右。据统计,全国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居住着60%的贫困人口,而这些最为艰难的贫困村,大多分布在集中连片区域。

　　这些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因复杂的贫困区域,区域经济相对滞后,靠个体经济示范带动发展,往往缺乏市场基础。如果不谋求长期共同富裕,只对建卡贫困户施策,那些收入刚刚超越贫困线的群众,随时有返贫的风险。

　　有这样一件事,某贫困村2016年宣布“脱贫摘帽”,村里一名非贫困户曾忧心忡忡地问记者:“我们村脱贫之后,如果村里再有穷人怎么办?”其他人笑他杞人忧天。然而,这句话代表了群众对脱贫后续工作的一种焦虑情绪——他们能脱贫是有人帮扶,如果贫困户没能真正掌握脱贫本领,想到脱贫之后的路怎么走,他们不免心中发慌。

　　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紧抓住共同富裕的大方向,建立实现共同富裕的稳定框架,才能让群众真正消除对贫困的恐惧。

　　深度贫困地区怎样实现共同富裕?从微观层面来看,不妨从财产性分配入手。面对劳动力缺乏的现实,可以加强成员在集体经济体中的股份配置。困难群众缺乏原始资本,对口帮扶要帮扶到户。

　　在平均海拔近4千米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汉戈村,全村常住的50多户人家,三分之一是贫困户。贫困户甲措家有9口人,除了读书的、多病的,只有两个劳动力。完全靠自己,他们很难脱贫“翻身”。

　　这个村紧靠香格里拉旅游环线,村里在县政府、州旅发委、对口援藏的成都新都区、金堂县等单位支持下,成立了旅游服务公司,通过建大型户外广告牌招租、改善村貌吸引游客等手段盈利。村集体经济今年已分红3次:年初是油菜榨油销售利润,每户分红75元；4月份是户外广告牌利润,每户分红533元；10月底是花海门票收入、村集体收割机对外出租等分红,甲措分到了1350元。这是集体经济在雪域高原上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好范本。

　　有基层干部对记者说,帮扶资金散到每户,只能添置物品,改变不了单家独户老弱病残的现实。村里自建企业,又受人才、资本、经验等限制,难以做大做强。他提出如下建议:能不能把帮扶资金打包成捆,像土地确权一样,明确算到每个人头上,再集中投放到一些高成长型企业里,作为资本入股,让企业通过规范经营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领头羊。

　　这个基层干部的建议很有实践意义。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大家都懂,传统养殖种植行业抗风险能力非常弱,贫困户抵御风险能力更弱,现有的农业保险还处在探索起步阶段,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集体经济的风险保障。实施股份为主的财产性分配,依托现代企业成熟的风险控制机制,抵御单家独户的经营风险。

　　从中观和宏观层面看,消除深度贫困的根本,在于破解整体贫困的制约性因素,让经济要素在资源欠缺地区流动起来。

　　常见的是对口带动。帮扶地区要将自己的优势产业和深度贫困地区的资源结合起来,同时做好交通、金融、通信、信息等要素供给,建好基础设施,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型。

　　在资源匮乏地区,更要跳出区域谋发展。飞地经济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例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麓,区位和基础设施和内地存在客观差距,中国“重装之都”德阳市就牵手阿坝,在德阳绵竹境内共建德阿经济园区,依托德阳的区位条件、工业基础,以阿坝州留存电量和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为支撑,实现合作共建、互利共赢。

　　有人担心,共同富裕会不会养懒汉?客观来看,确实有个别地区出现了“扶贫养懒汉”现象,但因懒致贫的比例远远低于因“病残学灾婚”致贫。要让大多数人享有美好生活,就不能因噎废食。

　　更何况,懒也不是天生的。个别贫困户安于现状,与村子的整体氛围密不可分。正因为封闭落后地区的村民“看不见”外面的世界,才会觉得当贫困户“很划算”。无数事实证明,通过信息、资本等经济要素供给,达到共同富裕后,人们有条件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只会增加奋发向上的动力,不会坐吃山空。

　　简言之,深度贫困地区走向共同富裕,需要思想上突破,把贫困地区的资源与成长型企业的能力和责任相结合。要探索一些自发自愿、互利双赢的模式,审时度势做出制度性安排,把贫困地区的利益与成长型企业的利益相捆绑,形成命运共同体,以此催生系统性的致富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