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公布以来，迄今已接近3年，按照试点要求，2017年要总结出试点的初步成果，据记者了解，国家发改委已对第一批试点进行评估。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以人的城镇化的核心，扎实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稳步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新进展。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地。武汉、成都、郑州、西安等二线城市纷纷出台吸引大学生落户的政策， 人地钱 挂钩等关键性政策出台实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性通道已经打开。”11月9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第二届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上表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总数已扩大到两个省和246个城市（镇），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开展第一批试点地区的评估，将尽快复制推广一批成功的经验。

    就在11月初，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召开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部分地区经验交流会，第一批试点地区纷纷对试点情况进行了总结。

    第一批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

    相较于此前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人的城镇化”，新规划更重视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而非直接投入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2015年2月，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这也是国家首批试点地区。随后，国家发改委又分别于2015年11月和2016年12月公布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综合试点的名单。

    据记者了解，三批试点在地理的分布以及任务的安排上因地制宜、各有分工。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首批试点地区综合考虑了申报地区的工作基础和试点工作方案，兼顾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城市（镇）。比如，安徽是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第一个金融支持城镇化试点省份，双方正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开发园区产城一体化、现代农业、保障性住房、土地整治和土地储备等领域开展合作，拥有良好的试点环境和基础。同时，第一批试点的任务侧重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在进行第二批试点地区选取时，从地理位置上则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适当倾斜、根据京津冀协调发展要求适当向京津冀地区倾斜、在长江经济带地区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开发区进行城市功能区转型试点，优先考虑改革意愿强、发展潜力大、具体措施实的中小城市、县、建制镇及符合条件的开发区和国家级新区的原则进行了评审。而这批试点地区的任务主要涉及到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新型城镇化试点很重要的试点内容就是农民工融入城镇，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农民融入城镇的前提。

    第三批试点名单大量增加了民族地区的试点，仅第三批就有30个民族地区入围，而当时恰逢中央加强扶贫的相关工作，而新型城镇化与扶贫开发两大国家重大战略体系相得益彰。同时，该批试点主要突出地方特色，重点在农民工融入城镇、新生中小城市培育、中心城市建设、城市绿色智能发展、产城融合发展、地方文化保护传承、城乡统筹发展等领域积极探索。

    根据当年的规划，第一批试点到2017年应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2020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潜在内需，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突破口，同样是引领 十三五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11月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表示，过去5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这是非常快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2014年的中国城镇化率为54.77%，2015年的数据为56.10%，2016年的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7.35%，每年的增速均高于1.2%的平均值，也就是说，第一批综合试点启动的近3年来，国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相对明显。

    城镇化体系将更有层次感

    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以上，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新型城镇化的成绩单举世瞩目，下一步，提高城镇化质量成为关键。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当中，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城镇化质量仍然不够高，农业转移市民化政策还不够落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发展不够协调，城市生态环境仍然突出，特色小镇建设存在盲目发展倾向，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完善，这些问题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认真解决。”胡祖才表示，新时代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了新要求，推动新型城镇化在新起点上取得新进展。

    据记者了解，十九大报告已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提升到空前高度，而城市化战略正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抓手之一。城市群未来将是我国大部分人口与产业的承载地，解决好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问题，就解决了区域不均衡的问题。此外，城市化红利向乡村的不断扩散，将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

    中国城镇化的重点已经从速度转向优化，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城镇化体系将更有层次感。

    “现在我们还在看城镇化率是多少，关注经济行为、物质形态的东西比较多，不过，10年、20年以后，大家不会再关注这个，城镇化更重要的是改变所有人，城乡居民的消费的水平、消费的方式以及生活的方式。”11月9日，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总规划师袁崇法表示，在其调研中发现，很多农民不愿意进城，究其原因，最开始有很多置换条件让农民进城，但是，进城以后发现没有充分就业，另外，即便有了就业，依然有各种的不适应，为此，把整个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实现商业网络全覆盖，整体提升农村实现现代化服务生活、服务方式的这样一个状态、局面出现，其实这也是城镇化的一种体现。

    也就是说，此类城镇化的问题可以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按照户籍政策不变，容纳更多的农民进城。另外一种，想办法打通公共服务的障碍，扯平社会福利保障，淡化户籍影响。

    在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上，农村始终是一块短板，要建立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畅通成乡间要素流动渠道，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就此，胡祖才同样建议，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以都市圈、通行圈为抓手，通过三四线城市与中心城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同时，探索建立城乡融合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