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大城市的现状不符合大家对“理想城市”的定义的话（比如不要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绿化的面积大一点，房子大一点，生活成本低一点等等），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还是往大城市去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我定义为“城市的新生”。

    上海对标纽约、伦敦：有对比，才有差距

　　我来自上海，因为个人家庭的原因，我对上海这个城市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在上海提出了一个愿景，这个愿景在规划里表述为：

　　上海要追求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要建设一座创新之城、生态之城和人文之城。

　　提出目标是非常容易的，但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今天很多城市建设的方法，恐怕未见得离这样的目标越来越近，甚至有可能越来越远。

　　如果上海未来对标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能不能做到呢？

　　如果简简单单地从中国的经济体量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迅速超越美国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中国会很快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左右，产生一个纽约或伦敦这样的城市其实并不奇怪。

　　但是，来看看纽约和伦敦的数据，就会知道“差距在哪里”。

　　纽约：截止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伦敦：2011年，伦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白种英国人比例从2001年的58%减少到45%。

　　再看外籍（国籍）的情况，目前纽约的常住人口居民中，外籍的居民占比24%。而现在中国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达到了40%。我们一直在说“外地人太多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说，在纽约和伦敦的外国人就太多了。

　　在中国，如果要建设一个全球的一线城市，且不希望我们的人口结构未来变成纽约、伦敦这样，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假定，即“北京人、上海人的二代和三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大家会相信这个假设吗？如果你要相信的话，不好意思，我觉得可能你疯了。

　　如果真的想让上海、北京，包括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能引领中国，代表国家跟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城市同台竞争，你首先要吸引的是来自于国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这首先就会体现在城市的人口结构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离建设全球城市的这个目标实在太远了。

    纽约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但是“我要去”

　　刚才讲“要吸引人才”，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怎么吸引人才”。如果从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离开还是留下，就看两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收入，“你在这个城市能挣多少钱”；第二个变量是支出，“收入超过支出越大，这个城市对你的吸引力就越高”。

　　当然，这里面并不是别的因素不重要，这是为了高度简化。在考虑收入这个因素之外，你可能还会考虑到这个城市其他的特征，比如这个城市的消费是不是多元化，环境是不是美好。至于支出方面，除了住房成本、服务成本以外，你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个城市的通勤需要花多长时间。

　　我把整个分析框架的高度简约到就关注这两个变量。而在支出这一端，有两个支出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成本：

　　一个是住房；一个是服务价格。它们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两个成本。在你的每一天生活中，很多东西不是本地生产，是从外面运进来的——这些跟你本地的土地成本、住房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关系并不大。但是，住房和服务必须是本地生活的。

　　而这两个支出的成本其实都跟城市的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有关系。

　　2003年以来，中国在人口净流入的城市，都在控制着土地供应。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口净流入城市，如果你是房地产开发商，你会造房子；如果你有地，你会把土地卖给造房子的开发商造房子，直到碰到两件事情停下来：

　　第一、政府说，“我的城市面积已经扩张够了，你再扩张就到国家森林公园了，不能再扩张了”，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你扩张到最后，老百姓说“我不去了，你再造房子我也不买。因为我到那个城市生活的成本太高，每天上班还要花2小时，我不愿意”。

　　一个是因为政府管制的机制，一个是因为市场机制的选择。

　　即便如此，哪怕碰到政府管制、到了城市发展边界的同时，如果这个人还愿意往里去，你会在市场经济的国家看到什么——就是“楼越造越高”。

　　曼哈顿拥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高楼。但是到今天为止，曼哈顿的城市更新仍然没有停止。

　　“纽约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但是‘我要去’。”——在我说出“我要去”这句话的时候，这背后有些什么考量呢？我想这个考量就是，“我的收入比支出来得更多，我还愿意去”。有些地方倒是便宜，但是当这个地方便宜的时候，收入也会降得更快，这样的城市大家不会去。

　　所以，高的收入和高的成本往往是相伴而生的，真正决定你在哪里住的其实是这两个的差额。

　　当前，一些人口流入地限制人口，限制的又恰恰是从事生活性服务业的人群。然而，城市的这些问题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吗？

　　首先，如果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城市，会看到在人口增加几倍的同时，不拥堵也不污染。你应该看到拥堵、污染成倍增加，等比例增加才对。

　　其次，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些问题是由于人多导致的，那把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都赶走，城市就不拥堵了。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要开车、要住大房子，他们占据着比较好的公共资源。

　　但是从事生活性、消费性服务业的人离开了城市，这座城市的服务成本会提高，它要怎么去竞争、吸引人才呢？

　　政策上要平衡发展不是让经济资源均匀分布，这样不仅没有效率，而且会阻碍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的自由流动，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大城市吸引了高科技人才，一定会带来对“低端服务业”劳动力的需求。

　　根据美国的统计，如果一个城市来一个高科技人才，他会带来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超市收银员、一个家政服务员、一个餐馆服务员。其实，在大城市人口结构里，“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比一的。

　　所以，中国今天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从事“消费性、生活性服务业”的人，当这些行业的成本提高的时候，城市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下降的。

    增加城市竞争力，最重要的是降低成本

    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是供给不断适应需求。怎么增加城市竞争力？最重要是降低成本：要有更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要让土地市场跟人口的流动适应起来，要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能向理想城市的方向迈进。“城市的新生”包含这两层含义：

　　第一，中国恰恰要发挥大国人口的优势，来利用城市的规模经济，把人口当做资源。

　　第二，有效的市场和有效的政府相结合，应该是让供给更加适应需求。同时，从人类发展的未来和全社会的普遍经验来讲，公共服务要讲究公正性、公平性，体现城市的包容性，不能把公共服务作为特权给予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比如本地户籍人口，那不是公正的市场经济。

    （文/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