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学 历：1987年4月，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1997年4月,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现 任：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北京工业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执行主席、中国建筑学会理事、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建筑工程评标专家 、《中日韩建筑学报》杂志编委、《华中建筑》杂志编委。
研究方向：“古旧建筑及其环境的保护规划与综合技术措施研究”、“文化及文化景观研究”、“居住建筑关健性问题研究”；
主要成就：“近年来发表论文40余篇，专著3本，译著1本，国家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戴俭认为，建筑是个非常古老的学科，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就有了建筑。建筑又是个哲学问题，是一种对世界和人类自身认识的表述。人们从岩洞走到平原，在营建建筑的过程中，不仅发展了建筑，同时也创造了自己。在快速发展中，一个民族要有激情，有理想，同时还应该不缺乏理性的思考和抉择，尤其是严肃的生存态度。

此外，身为长期关心文化领域问题的学者，他对“文化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一观点表述了不同的看法。他说：“真正的文化是生存的约定，生存的抉择，生存的智慧。中国人从不缺乏艺术的态度，但缺乏的是直面生存的态度，尤其是在今天”。

 

城市建设事关国计民生，一个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好坏，影响的不仅仅是城市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普通百姓的工作生活。作为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戴俭如何看待目前城市规划带来的挑战？

首先，他认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让城市面临人口急剧扩张直接带来的资源紧张问题，包括水、土地、能源、交通等。虽然国家在强化节能减排，希望能够减少能源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对于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尤其是第29界奥运会的举办，让它处在一个快速提升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促发和加剧了诸多矛盾，尤其是资源、能源方面的矛盾。

其次，中国的城市大都建立在原有历史积淀基础上，如何保护原有的城市形态，延续城市的历史，走有自己特色的建设发展之路，成为许多城市面临的挑战。他以北京为例，这是一个传统城市与现代城市两种不同功能需求叠加在一起的城市，鱼和熊掌何以兼得，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难题。

他表示，要尊重历史的判断和选择，可以通过城市文化景观建设，让城市更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城市特色基本上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自然山水，另一个则是本身具有的文化特色环境及风貌，如城市格局、城市肌理、城市风貌特性。已经做出的历史选择不能轻易抹掉。文化景观建设就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三，在规划技术层面，城市是向高处发展，还是分散建设。向高处发展，相对集约，但是密度太大，影响舒适度；分散建设环境舒适，但不够经济、有效。如何选择才是更加有利于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第四，目前城市规划基础调研与研究较为缺乏，科研跟不上，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造成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实践性不强。

“比如容积率，容积率是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控制调节土地开发强度和环境质量最关键的指标，具有法定效能，但是可以说，到现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指标还是非常缺乏基础研究和较为科学的依据的。再比如，目前城市轻轨的建设迅速，轻轨建设以及各个节点对于城市结构，土地功能转换将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我们面临如此迫切的挑战同样也缺乏有准备的深入研究。

城市化的迅猛发展让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同时也让城市面临着旧城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戴俭认为，大学作为科研机构，有责任和义务去积极参与这样的课题和任务。近年来，他主持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风貌保护区—北池子地区、古北口地区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高度规划以及内蒙、山西、河南等地的文化遗产及景观保护等工程。

他说，对于北京这个古今重叠的城市，目前已经采取三道防护措施：第一从城市整体保护的角度，如城市格局、城市风貌、历史景观等方面做历史环境保护。第二从片区角度，即设定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第三就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从历史建筑遗产建筑到片区，再到城市的保护，北京正在尝试着从城市的三个层次去控制和保护历史风貌与信息的底线，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历史印记的存在，并体验到现代北京的多样性文化生态环境的价值。

作为北京工业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执行主席，他向记者介绍，目前北工大的遗产中心利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技术团队的支持，主要针对中国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开展的工作内容有：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保护方法与规划研究；文物遗产保护理论和技术方面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普及；文化遗产保护人员教育培训；介绍相关法律法规，引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物遗产保护先进理论，促进国际交流等工作。

戴俭还谈到了北京保护实践中遇到的难题，“目前主要是经济问题。如四合院居民搬迁的补偿金增长过快，政府几乎无力承担，于是保护更新几近陷入困境。”他建议，要将工作细化，通过政府补偿、市场激活等多种渠道予以解决，政府可以考虑将文物保护所需的土地设专项指标，纳入城市规划的土地总量控制之中。

此外，他还结合在2007年与国内外大学建筑规划院校共同参与的泸沽湖历史村落保护项目谈到保护悖论的问题。他说：“泸沽湖生活的摩梭人是中华民族的活化石。如果要延续摩梭传统文化与生活，摩梭人将无法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而如果不保护，这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将濒临消失，对其他人而言同样也是不公平和不可接受的，这是一个两难的结果。”

关于文化，他表示：“我不同意文化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一观点。我认为文化的基础是生存的约定，生存的抉择，生存的智慧。”为此他引用了（美）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矛盾》一书中的一句精辟论语——“文化的原理就是不断地回归到生存的原则上”。此外他从古代和现代中国两个视角谈到：“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春秋战国时代，就不会有汉唐盛世，甚至是今天和未来的独树一帜的、强大的中国。虽然所有的美和丑都在那个年代展露无遗，让所有的一切都直面生存，但中国文化就此构建了中国人的集体生存智慧。那么，中国目前的建筑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不断地提醒我们的生存责任，使我们的创作直面生存环境和需求。中国人从不缺乏艺术的态度，但缺乏的是直面生存的态度，尤其是在今天。”

戴俭认为，虽然人们对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台址等工程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但奥运会的举办让中国在建筑设计上迈进了一大步，因为“这是按照最高要求、最高标准去设计，而且经过了集思广益，共同探讨”。他也指出，在注重建筑形式的同时要注意形式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所以在形式设计和选择上要多思考“为什么”。

“我认为，一个民族要有激情，有理想，更不应该缺乏理性。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选择和进行建筑形式的创作。”他从形式和功能的关系分析，形式不只是服务于功能，因为不存在纯粹的功能。形式是给功能找到一个比较符合的载体。形式又是一种很独立的语言，表达一定的意向和意志，是文化的物化。它希望扮演权利角色、属性角色、效能角色。我们对形式的研究还很不够。

他还直言，建筑形式要防止仅仅是追求标新立异。尽管我们国家处在转型期，人人都希望能够创新，但创新并不等于追求新奇；尽管形式要追求精神层面，但精神层面并不仅仅等同于追求视觉冲击力。

“这表明，我们对于形式的研究和了解还很不够。改变一味追求新奇，更多的还是需要理性思考和建筑师的良知，以及体制建设。”他建议，在工程招投标上，大型工程和小型工程要有不同的阶段和标准。大型的国家级的工程应该分段逐级评审，宏观与微观分开评价；对于技术和经济问题，存在结构合理性和经济合理性问题，要采取一票否决的办法。此外，他还表示，中国的建筑师要在目前大量的工程建设中，思考自己应有的角色以及对世界的贡献。“这一点日本的建筑师很值得我们学习。”

“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建筑量不大，但日本出了很多世界顶尖的建筑师，丹下健三、黑川纪章、矶崎新、安腾忠雄等，都为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让世人仰慕的建筑师。中国的建筑师应该思考，为什么目前中国的建筑设计，外国建筑师占了很大的比例？相比世界顶尖的建筑师，我们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这将会有益与我国建筑的发展和水平的提升。

他认为，在北京奥运会上，人们看到许多任教于外国体育代表团的中国教练，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对于世界体育运动所做的贡献，也说明中国是个开放的过度。这不仅会带来很高的附加值，还会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和敬仰，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

此外，戴俭还表示，要在体制和机制上解决中国建筑师面临的两道坎，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市场，它们代表了权利和经济。“官员和老板水平决定建筑师的水平的现象很普遍。尽管建筑师应该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甲方，但要有一定的度。除了建筑师要有责任心和公心外，应该建立相关机制掌控这个度，否则这两个坎将极大地阻碍中国建筑的发展。让我们更多地思考我们对于国家和世界所应当担负的责任和价值，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改变这个现状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