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工作经历：1986年至今工作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先后就职于总体所、规划所、区域所、深圳分院、海南分院、总工室等部门。现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工学博士。

社会职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开发银行专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兼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科研成果：先后参加过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规划工作框架、21世纪中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战略及对策、京津冀北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等科研工作，主持过秦皇岛、宁波、杭州等城市发展战略规划30余项设计，发表过《从西方现代规划理论看我国规划理论建设之不足》等几十篇论文、《城市规划读本》等多个论著。

他直言，“1978年至今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历史的积淀，是在补课，补过去我们城市化发展太慢的课，或者说是计划经济带来的城市化严重滞后的课。”

就京津冀城市群的崛起，他认为“这会是中国国力的提升，和经济发展从南往北推进形成的具有高端目标的，在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即将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这种发展有别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国际影响力方面的作用也将远远超过这两个区域！”
历史压力、市场推力让中国城市化速度第一

据联合国3月25日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极为迅速，超过了其他国家。王凯认为，应该从不同的维度来分析。

“从历史的角度看，从新中国成立以后6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城市化近30年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30年历史上的包袱，换句话说，就是历史的压力带来当前城市化快速发展。”

他说，从1949年到1978年前30年，我国迅速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前提却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高积累的基础上的。由于当时的国情无法为农民进城提供足够的物资，我国推行了二元户籍制度，阻止农民进城。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不到20%。这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跟周边国家来比都是相当低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补课。

就近期广州在改革户籍制度方面的尝试，王凯说，这开了个好头，是我们该做而多年没有做的一件事情。国家今年年初提出将逐步放开中小城市户籍制度，也是在看各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些都预示着户籍制度将逐步松动。

从现实的角度，王凯认为这是市场的推力使然。“1978年以后我们实行的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就是市场化的模式，过去相对固化的经济体制逐步向开放的、灵活的市场经济结构转变，这带来人员、资金、生产资料等方方面面的流动，其中也带来了农民进城。”

他解释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民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进城，90年代以后，我国实行以对外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整个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区。市场经济的这个推力把中西部地区上亿的富余劳动力吸引到了东部，这对中国30年的改革发展起到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让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像最近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可以说这种代价是惨重的。

“随着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不断换代，大量从事制造业的工人会寻找适合自己知识水平和生存能力的城市打工、定居。真正要形成一个完全开放的、产业合理分工的最终带来整个国家层面相对科学合理结构的国家，要有个过程，其中必然伴随痛苦、不平。”

他还从全面的、长远的角度分析，“2007年全世界的城市化水平是50%，当年中国达到44.7%，2009年达到46.7%，总的来说我们还处在世界平均水平线以下。根据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预测，到2011年、2012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接近50%，达到5年前世界平均水平。”
尽管如此，王凯认为这个数字很重要，因为“50%相当于是个坎，是个标志，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第一次进入了一个城市社会，十二五期间中国将真正进入一个城市化的转变，而且这个速度、规模还会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继续往前推进，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5%—66%之间。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30年将有3亿多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这将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移民，也将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城市化进程”。

以提高城市化的高质量为根本

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态势，对原有的城市和即将新建的城市提出了挑战，无论是人口、空间还是基础设施都面临巨大的压力。

王凯直言，在这一挑战面前，从城市政府的角度来讲，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观。他批评一些城市仅仅将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看作城市化的看法太片面，导致城市一味考虑如何多占地获得GDP的效益，却没有通过切实解决就业、住房、上学、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让新增人口成为实实在在的城市居民，让农民彻底变成市民。

他强调：“真正的城市化是一个产业结构的城市化，人的身份的城市化，生活质量的城市化，至少是一个区域嬗变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一定要认识到城市化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鉴于此，他认为，城市规划设计人员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前瞻性，要为城市未来的发展留有余地，要对2030年前中国的城市化还会呈不断加速发展的态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2030年前的城市发展做出远景、预见，对2030年以后做出预警，让城市的发展多一些弹性。另外，规划人员还要通过高质量、高水平的规划，为人们提供高品质的人居环境、高效率的交通服务、高质量的市政设施包括水处理、垃圾处理。

 “比如，日本在垃圾处理上已经可以做到管道输出、真空抽出，垃圾的再利用也做得非常好。在新加坡，污水经过工艺处理成为瓶装水，海水淡化、雨水收集等水资源的利用很值得我们学习。在城市环境上，伦敦、东京等城市在边角地、绿化、人行步道城市空间上很人性化，步道的宽度和容量、绿化，甚至街边店或者可以休息的小广场都考虑很细致。” 他直言，与发达国家高质量的城市化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快速发展时期，要从大规划、大发展、大布局向细节延伸。

他还讲到，“在城市化的发展上，要坚持多路径原则。像长三角或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已经从最早的发展中心城市逐步扩展到一个网络化的时代，是一个新型的经济高度发达时期的城市化。而成都走的是城乡统筹的城市化，周边很多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从农业生产，转向采摘、钓鱼、旅游等休闲观光农业。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城市化，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或者城市市民和农民在收入和经济上互补发展的城市化，是一个健康的城市化。”他希望这种模式能够发展下去，而不要把农村又改造成高楼大厦，把农民变成城市工业化的一分子。

产业升级促进中小城市快速发展

《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特别提到，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共有185个中国城市跨过50万人口门槛。报告预测，到2025年，中国还将有107个城市加入这一行列。这意味着中小城市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就这一发展态势，王凯从经济规律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一个经济的起飞时期，从经济资源的最高效率配置来讲，大城市集聚效应最大，效率最高。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就提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可在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做到。

“尤其是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我感觉我们在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像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包括西部地区的成都，还有相当一部分省会城市如武汉、郑州或者中心城市，都在快速发展，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处在一个上升时期，资源配置效率最高。”

中小城市之所以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在王凯看来，这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城市的集聚效益逐步走到了一个扩散时期。“像上海之所以在向它周边的苏州、无锡、杭州等城市扩散，就是因为它的产业功能在走向高端，相对低的制造业就要向周边地区扩散，这就带来周边地区或者说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

“此外，从东部向西部梯次推进的国家发展战略引起的人口回流和投资趋向的变化，也是推动中小城市发展的一个诱因，而且为中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外部条件。”

他说，从东部到西部依次推进开发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随着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机之后，原来西部和中部劳动力输出大省如江西、湖南、河南、四川等地开始出现回流，但多年外出打工让很多人不会种地，而且很多地也承包出去了。那么他们回到哪儿呢？“我们在江西调研中发现，很多人回到了像九江、南昌、赣州这些区级中心城市或者下面的县城。”

从投资趋向的角度看，王凯认为，东部地区前20年经济效益比较好，但工资待遇问题、生活条件问题十多年却没有什么改善，“我觉得富士康员工13跳这样的悲剧与这些因素有直接的关系。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让一些投资商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可以说，人口回流和投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们多年来想解决而没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小城市的发展问题。”

京津冀的国际影响力

将超越长三角、珠三角

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京津冀正在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第三级。在王凯看来，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国力的提升，得益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大背景。他说，由于过去五年中，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在国际事务中日渐成为主力，首都北京在职能、地位和作用上，从过去仅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首都，成为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城市。

“另外，北京、天津在经济上的发展很快，尤其在滨海新区的带动下，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促进了京津冀整个地区经济实力的提高。”他举例说，过去河北被认为是区域的洼地，近年来开始出现变化。首钢搬到曹妃甸后给唐山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河北的其它地区像固安、三河、香河、廊坊，随着整个地区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紧密联系程度，经济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配置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京津冀作为国家经济的第三级也罢，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空间也罢，怎么提都不为过，而且其发展潜力和发展总量都不可估量！”

同时，他也提醒京津冀在发展上要汲取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教训。“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过去完全是经济产值为主导，这让曾经是江南水乡的长三角水污染严重，水质性缺水。珠三角曾经是丘陵地区，后来全都推成‘平头’，村镇相连，桑基鱼塘不复存在。现在是应该讲综合效益的时候了，并且环境提高以后可以带来更高的产业化产值，像高科技、生物制药不仅污染少，附加值还高。”

在产业结构上，鉴于当前我国正在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发展，王凯认为京津冀不能再走长三角、珠三角从低端向高端发展的道路，而应该直接向高端产业发展。他对北京近年来着力发展第三产业，贡献率已经占到GDP的73%表示赞赏，也认同北京打造设计之都的设想，认为这会让更多的人利用自己的智力为社会服务，也必将为北京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他还从规划的角度建议京津冀联起手来，在交通系统、生态结构、水系、产业布局等各个方面建立起网络化的发展结构，形成开放的空间系统。“要知道，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切忌形成单一的、封闭的系统。”

此外，在区域管理上，他认为要有所创新，从过去各管各的事，建立起区域管理协调机制。“现在已经到了全球化时代，区域一体化涉及到区域共同发展、共同协调，国外包括柏林、巴黎地区、伦敦东南部地区、纽约州、新泽西州都有区域管理协调机制，京津冀也应该形成一个高效率、开放的、平等的甚至是常设的协调机制。北京天津要放下自己的身段，河北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整个区域才能向着一个高品质的城市化发展。”

城市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
身为中国规划界的少壮派，王凯主持参与过北京、秦皇岛、宁波、杭州、厦门等几十个城市战略规划或开发区规划设计，取得的成就令业界瞩目。那么，在王凯眼中，什么样的规划才是好的规划呢？

首先，好的城市规划要有历史观和前瞻性。王凯说，作为一个规划师，要看当下也要看未来还要看历史。比方说北京，要分析它从一个古都到1949年成为首都，再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城市经济的发展空间的变化过程。未来北京还将成为一个世界城市，那么，规划师要对北京这样一个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过程有清楚的认识。这有益于规划师做当下的决策，也有利于我们对历史的继承和未来的开启。

第二，好的城市规划要有区域观。他引用美国著名规划学家芒福德的名言——好的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认为这说明城市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在一个区域里出现的，也建议北京要想发展好，不能脱离天津和河北，要认清自己在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将功能发挥到极致。

第三，好的城市规划要对城市发展客观条件进行分析。他说，一个城市跟一个人一样有优缺点，像北京，优点在于人力资源、教育资源、高校资源、文化资源，有最好的国家影响度，以及几十年大量的经济积累。劣势在于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紧缺。他掰着手指头说，北京虽然面积达16400平方公里，但三分之二是山区，可用土地面积大概只有6000多平方公里，其中还包括农田、水系、湿地、林地，把这些除掉，真正可用土地大概只有2400—2500平方公里。如果一个人100平方米的用地，2400平方公里就是极限了。而水需要南水北调，煤、电都是从山西、内蒙、河北周边地区调过来的，对此应该有认识的紧迫性。

第四，好的城市规划需要客观判断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就是说，要给出城市为什么发展的理由。动力机制里很重要的就是多元动力，现在这个问题被简单化了，仅仅被认为是经济动力，经济动力就变成了工业动力，工业动力又变成了开发区建设。从一些旅游城市如大理、丽江、周庄、平遥靠旅游带动城市发展来看还是不错的，遗憾的是，将工业作为城市单一发展动力机制的问题还很严重。”
他回忆说，“当年，我们做大学毕业设计时，阮仪三先生带我们班一个组去周庄做毕业设计。那时的周庄完全是一个原生态的，不像现在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像这样格局、形态的小镇在周边多的很。当时阮老师跟他们讲历史文化，很多镇听不下去，认为这会阻碍经济发展，阻碍以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只有周庄这么做了，很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现在周庄单靠旅游这一项就带动了当地百姓的收入、旅游品牌的开发，包括交通、商业方方面面的发展。”

第五，好的城市规划要有好的空间组织和人居环境建设。在他看来，一个好的规划归根结底还是在做空间，通过合理布局住区、交通、商业网点、医疗设施、教育资源，做到功能相对混合、比较匹配，为人们提供好的人居环境。

他直言，“本届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城市比乡村的经济效益要高，产值要高，带来的文化冲击、思想碰撞也有别于乡村，但城市的生活质量就一定比农村高吗？城市是让我们生活更美好了吗？我想，这是需要反思的。”

最后，王凯不无感慨地说：“做一个好的规划师或好的规划是很难的，并且不是一个规划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规划本身是分层次、分专业的，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总体到专项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