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垃圾，怎么丢？

　　刘锦芬给出三个答案——

　　最早，垃圾随产随扫，街头江边一倒了之；

　　17年前，她所在的广西横县马鞍街社区，给每户发了一红一灰两个垃圾桶：一个丢可堆肥的生活垃圾，另一个丢其他垃圾；

　　如今，她家经营的卷筒粉小吃摊，摆了四个垃圾桶：一个放客人吃剩的粉，拿去喂鸡；一个放一次性筷子，送给邻里烧火；一个放饮料瓶，集中卖废旧；一个放塑料袋等。

　　从没有桶到两个桶再到四个桶，刘锦芬家的“垃圾倾倒史”，恰是广西横县探路垃圾分类处理的一个缩影。

　　2000年9月，饱受“垃圾围城”之苦的横县，被逼上梁山，开始了自发的垃圾分类实践。

　　17年探索，横县县城垃圾分类覆盖面已超过70%，分类投放正确率达90%以上。越来越多的市民，像刘锦芬一样，已把垃圾分类当成习惯。

　　在生活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环境隐患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实施生活垃圾分类，能有效改善城乡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进而促进“两型社会”建设。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大道理，都能理解；真实践，道阻且长。国内自2000年起就在诸多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虽历经多年努力，成效难言乐观。

　　难在哪，堵在哪？从“人人都是垃圾生产者”到“人人都是垃圾分类者”，习惯如何养成？小城横县的实践，值得解读。

　　堆“圾”成山

　　“揣着铁棍，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敢出门偷倒垃圾，哪里是做工，简直是做贼”

　　“突……突……突……”一辆手扶拖拉机，打破了乡村夜的宁静。

　　坐在车上的吴文坚，手握铁棍，紧张四顾。

　　突然，几声狗吠传来。吴文坚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所幸无事，顺利抵达。

　　“倒！”“走！”

　　“突……突……突……”卸下一大堆垃圾，拖拉机喘着粗气，迫不及待地钻进夜幕。

　　忆及20年前提心吊胆的工作场景，吴文坚感叹不已：“揣着铁棍，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敢出门偷倒垃圾，哪里是做工，简直是做贼！”

　　1992年，吴文坚进了横县环卫站，“那时，县城几万人，垃圾少，工作清闲稳定。”

　　扫了三四年大街，吴文坚慢慢发现，县城垃圾渐多，工作量陡然增大。再后来，吴文坚等壮小伙，被领导安排了“特殊任务”——偷倒垃圾。

　　吴文坚称之为“打游击”：白天踩点，晚上行动。“点”，一要离县城近，二要周边无人居住，三要能开进拖拉机。行动，在夜色掩护下速战速决。怕被人发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个点倒一两次就再不敢去。

　　有天晚上，已经10点。正在偷倒垃圾的环卫工们，被前来甘蔗林巡看的村民发现。“干什么的！？”一声大吼，环卫工们吓得落荒而逃——3车垃圾，才刚刚倒了半车。

　　从“城市美容师”到担惊受怕的“游击队”，吴文坚着实憋屈，憋屈背后则是无奈。

　　“以前，垃圾处理根本不是问题，果园农田争着抢着拉去沤肥；后来，生活好了，包装袋、塑料瓶等越来越多，杂七杂八，既难分解又难分拣，白送给农民都不愿意要。”县环卫站站长施培杰说。

　　随着城区建设规模扩大、人口数量增多，垃圾产量大幅上升。“上世纪80年代，县城垃圾日产量才十来吨。到90年代末，猛增至六七十吨，每年还以5%至8%的速度增长。”垃圾增长之快，让县环保局党组副书记陈洪为惊讶不已。

　　堆积成山的垃圾，总得有个去处。丢哪儿？

　　一开始，县环卫站在城郊殡仪馆附近找了几亩地做填埋场，没多久就填满了。垃圾太多，处理简单，又无法及时清运，填埋场臭气熏天。附近居民受不了，抬来电线杆卡住门口，阻挡垃圾车进场。

　　“上山下乡”，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然而，“游击战”越来越难打。偷倒再隐蔽，总有被发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村民，知道了是环卫站“干的好事”，冲突时有发生。

　　“运气差时，被村民抓住围住骂娘，轻则清理现场，重则扣车、赔钱，实在丢丑。”令吴文坚印象深刻的，有两次。

　　一次，几个同事拉着3车垃圾，来到马岭镇清泉村。还没来得及倾倒，就被闻讯赶来的七八位村民围住。“县城产的垃圾，凭啥拉来臭我们？”“人扣下，车砸了！”好说歹说，赌咒发誓永不再来，村民才放行。

　　另一次就没这么走运，两辆垃圾车在云表镇某村屯被村民扣了几个月。最后，靠县公安局出动警力，才将车开了回来。

　　“今天的垃圾倒出去了，明天的不知往哪儿倒。活，越来越难干。”吴文坚说，这种“清洁城市、污染农村”的做法，大家伙心里都不好受。

　　受累，受惊，还受气，不少环卫工人难以忍受，辞职走人。

　　进口，越来越大；出口，越来越紧。堆“圾”成山，成了常态。

　　依山傍水的清秀小城，“被垃圾搞得邋里邋遢”。

　　逼上梁山

　　“分类成了头号任务，环卫站几乎全体出动，人人出门都带着一把火钳，以便随时翻垃圾”

　　坐拥一线江景，却不敢开窗欣赏。

　　为啥？

　　垃圾熏的！

　　西街、马鞍街沿郁江而建，本是县城的黄金地段，但两街石巷狭窄，环卫车无法开进。摆卷筒粉摊的刘锦芬和众街坊一样，索性将垃圾直接丢在江边，“眼不见为净”。经年累月，街道和郁江之间，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垃圾带”。恶臭阵阵，居民窗户一年四季都得紧闭。

　　“一年到头，就盼着涨几次大水，把垃圾冲走些。”刘锦芬说。

　　“黄金街”成了“垃圾街”，刺痛着横县人。垃圾问题，日渐摆上议事日程。

　　在施培杰看来，“搞分类，是被逼上梁山。”

　　“那时，垃圾焚烧项目还没有普及，建焚烧炉动辄几百万元，远超过我们的能力。而县城东郊那个4.7亩的填埋场，每年要租车清运两三次，费用没有五六十万元下不来，还常被附近村民阻拦。”施培杰说，堆肥成本最低，也最实际，“既然是垃圾不纯导致不能堆肥，那我们就通过分类来恢复纯度吧。”

　　分类，怎么分？不能想当然。环保、环卫等部门，历时数月进行垃圾成分调查。结果表明：“横县垃圾可大致分成两类，即可堆肥的垃圾(81.11%)和不可堆肥垃圾(18.76%)。”

　　民意调查同步启动。在街上发放问卷，调查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结果出乎预料：饱受垃圾之苦的居民，对垃圾分类支持率高达87%。

　　有了充分准备和“大数据”支撑，横县垃圾分类实践于2000年9月正式启动。

　　山歌好唱难起头。试点放哪里？有人建议先易后难，从城北入手，“那里居民素质高，好搞些”；有人建议先难后易，“剃好最难剃的头，才有说服力”。

　　几番讨论，最终确定在“难度最大”的西街和马鞍街试点，“因为拿下这里，就没有拿不下的地方。”

　　两街236户居民，家家发给两个不同颜色的桶。一个放剩饭菜等可堆肥垃圾，另一个放塑料袋、饮料瓶等不可堆肥垃圾。

　　如此分类，看似简单，实有门道。“一是符合横县垃圾成分实际；二是简单明了，连老太太都一教就会。如按流行的可回收、不可回收来分，反而不好操作。”陈洪为说。

　　过程不容易。

　　家里多了两个垃圾桶，刘锦芬并没太当回事，心里还犯嘀咕，“往江边一丢，多省事，分什么类，麻烦！”

　　尽管有大喇叭、宣传单、秧歌队“狂轰滥炸”，不少街坊仍像刘锦芬一样，不以为然。

　　工作人员上门做思想工作，不想却被街坊们“将了一军”：“让我分类，可以！但你们得先把郁江边的陈年垃圾清走。垃圾不清走，分类我不搞！”

　　日积月累，郁江边垃圾“蔚为壮观”，臭气袭人。环卫站二话没说，清！

　　机动车过不去，就用竹筐一筐筐抬；铁锹不好挖，就用手去抠。用了整整一周，小山般的垃圾一清而光。

　　为“争取”刘锦芬等街坊，县环卫站还决定：每天下午上门回收分好类的垃圾。

　　“那段时间，分类成了头号任务，环卫站几乎全体出动，人人出门都带着一把火钳，以便随时翻垃圾，指导居民分类。”吴文坚回忆。

　　一开始，刘锦芬和家人不习惯、不会分。工作人员教了一两次，很快便学会了，“留个心，没什么难的。”

　　三月努力，终获回报：“两街”居民垃圾分类正确率达95%以上。

　　2001年4月，横县垃圾分类向全县铺开。

　　逼成习惯

　　“要让我们收不分类的垃圾，你先让县委县政府下个文件”

　　由“点”及“面”，从“盆景”到“森林”，绝非一帆风顺，“钉子户”着实不少。

　　2002年的一天，一名男子好说歹说就是不分类，吴文坚急得在门外冲他大吼，“垃圾要分类丢！”喊完，又贴纸条告知：不分类，就不收你家垃圾。第二天，男子还是不分，混杂在一起的垃圾已开始发臭。吴文坚“砰砰砰”敲门，硬把他喊了出来，再拿着火钳扒拉恶臭的垃圾，手把手地教。第三天，该男子开始自觉分类。

　　一些机关单位，也是难啃的“骨头”。

　　分类伊始，一些县直部门等闲视之，按老习惯丢垃圾。一天，两天，三天……县环卫站死死顶住，不分类决不收垃圾。

　　没多久，这些部门被满大院的垃圾熏得坐不住，打来电话质问。环卫站一句硬话顶了回去：“要让我们收不分类的垃圾，你先让县委县政府下个文件！”

　　最终，那些“位高权重”的县直部门不得不服软。而作为住建局二级部门的环卫站，一时扬眉吐气。

　　“钉子”一个个拔，“骨头”一块块啃，横县打的是有准备之仗。

　　布局，谋定而动。县委牵头成立“高规格”项目实施小组，制定出“四周包围中心”的路线图，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学校、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等推开。

　　宣传，铺天盖地。座谈、宣讲、会演，学校、社区、街道一处不落，为“垃圾分类——举手之劳，保护环境”理念造势。

　　实施，讲求策略。既有“大棒”，也有“胡萝卜”。分不好，环卫工、居委会大妈、分类督查员轮番上阵教；屡教不分，拒收垃圾；乱丢乱倒，电视曝光，依规重罚。分得好，每月会得到洗衣粉、肥皂、牙膏等小奖励。

　　“横县所有学校都有垃圾分类制度，并将其与学生的操行分挂钩。同时，还鼓励各学科老师在课堂‘借题发挥’，引导孩子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县教育局副局长陈志贞说，“全县中小学生15万人，把他们引导好，影响带动的至少是15万个家庭。如此，代代传承，蔚然成风。”

　　“几根面条”的失误，曾让横县民族中学九年级学生黄冰懊恼不已，“以后，一定要小心留神。”那次，黄冰值日，没有将方便面碗中残留的面条挑出，而是一起放入了“不可堆肥”垃圾桶。结果，被检查垃圾分类的同学发现，班级被扣2分。

　　源头分类，还只是起点。不解决终端“出路”，分类不可持续。

　　近年来，横县勒紧裤腰带，在原有基础上投资1亿多元兴建了一座生活垃圾填埋场和一个堆肥厂。同时，投入近千万元，购置垃圾分类标志桶、钩臂垃圾车、压缩式垃圾运输车、环卫三轮车等环卫设备。不仅仅是居民投放分类，而是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过程分类。

　　“垃圾分类后，经过堆肥、回收处理，需要填埋的垃圾量大为减少，目前每天填埋垃圾120吨左右。保守估计，设计使用年限15年的填埋场能多用五六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可观。”在横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营负责人韦国树告诉记者。

　　在横县大街小巷，两个异色垃圾桶是标配；在新建小区，封闭的分类垃圾房是必备；小区保洁员新到岗，环卫人员要上门培训；新小区落成，环卫站到场宣传教育3天；环卫站专设分类指导股，不定期巡查抽检……

　　截至目前，横县县城垃圾分类已普及至居民2.6万户，机关事业单位179家，小区90个、酒家36个、企业52家、综合市场5个、学校25所，分类投放正确率达90%以上。身为“老横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黄冬丽说：“垃圾分类，已融入横县的角角落落、时时刻刻。”

　　纵深拓展

　　“我们目前的分类只能算‘粗放型’，路，还长着咧！”

　　村屯保洁员，工资有多少？

　　最高6000元！

　　垃圾焚烧炉，也能村里造？

　　已升级迭代到8.0！

　　收入追白领，争着做保洁；垃圾分好类，焚烧不出村——这是横县校椅镇石井村的新景象。

　　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村屯道路干净整洁，一派山水田园风光。

　　“这风光来之不易呀。”村党委书记李克进感叹。

　　村头屯尾越来越多的垃圾，曾让他头疼不已。“乡亲们腰包鼓起来了，消费向城里看齐，垃圾也与城里‘接轨’，包装袋、农药瓶、农膜、塑料袋等‘难消化’的垃圾越来越多。”李克进说，不讲究的，随意丢在房前屋后；讲究些的，找个偏僻角落。

　　蚊蝇满天飞、污水遍地流，石井村一度被县里通报批评。

　　2013年，广西启动“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以此为契机，横县垃圾分类开始从城市走向农村。

　　吴文坚们在县城摸索出来的经验，被石井村改进成“乡村版”分类法：厨余类垃圾，给沼气池“喂饭”；可燃烧类，由村垃圾处理中心焚烧；可回收类，由保洁员拣出卖废品；危险垃圾如电池、旧灯管等有毒有害类，则集中收集送县城垃圾处理中心处理。

　　村民每人每年缴纳36元垃圾费，村里聘请保洁员、垃圾清运员、焚烧员等。村民李旺当上垃圾清运员，每天清运全村14个自然屯的生活垃圾，月薪达6000元。

　　全村1563户村民，从老人到小孩，如今都能遵守分类“规矩”。一开始，收完垃圾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可以直接拉走，一两个小时就能做完。

　　分类，让村民路英烈看到了商机。

　　“农村垃圾越来越多，总要有个去处。”认准这个理，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路英烈，屡败屡战。历经几十次试验，他成功研发出8代生态垃圾焚烧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及环保专家的肯定。

　　“配上除尘设备，每台价格从30多万到50多万不等。除了我们石井村在用，还向外卖出了100多台。”路英烈自豪地介绍。

　　从无到有、从县城到乡村，垃圾分类，已成为横县一张新名片。2010年9月以来，已有深圳、成都、贵阳、惠州、云浮、唐山等城市，前来考察取经。

　　日本名古屋女子大学教授八田耕吉实地考察后，称赞横县为“中国小城市垃圾回收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典范”。

　　整洁的环境，也擦亮了横县“中国茉莉之乡”的金字招牌。一朵茉莉花，开出了45亿元的产值。目前，横县茉莉花(茶)产量占全国产量80%以上，占全世界产量60%，产品远销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横县为什么能？

　　在县委书记唐小若看来，“不管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如何变，对垃圾分类工作的人、财、物支持始终如一。包括居民环保意识启蒙在内的宣传教育培训、居民分类投放、环卫分类收集、车辆分类运输、终端分类处理，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确保了常态化、制度化。虽然垃圾总量、区域面积、管理难度等不能与大城市等量齐观，但我们的分类方式简单易行、源头控制严格多样、分类链条流程完整等经验，仍有借鉴意义。”

　　光环之下，亦有难点。

　　“为什么我们分类覆盖面是70%，仍未覆盖全部城区？”施培杰说，在私人开发小区和出租户集中的地方，很难管理；还有少部分住户、经营户为了逃交垃圾处理费乱丢乱扔。“我国暂无垃圾分类的相关法律，对这些行为，只能进行教育劝说，没有行政处罚依据，无法形成震慑。”

　　“与发达地区比，我们目前的分类只能算‘粗放型’，路，还长着咧！”唐小若坦言。　(记者 刘华新 谢振华 人民网阮旭日、严立政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