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的城市化率表明，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不可逆行的加速阶段。农民工进城，小城镇长大，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城市的一切幸福和忧患都随之而来。　　

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相同阶段时诞生了一批伟大的人物，造就了一个激荡的时代。恩格斯调查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以此为基础写出了《共产党宣言》；法国掀起了巴黎公社起义，工人阶级要夺取城市；印度的茶叶，中国的丝绸，为英国的城市化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美国则以风起云涌的工人革命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中国的城市化也面临着一大堆难题。几亿农民进城的愿望与城市容纳度的矛盾，迅速水泥化的国土带来的严峻资源环境考验，以及高楼内，人的现代化演进。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在一个新的时代，探索着进入历史选择隧道。　　　　

城市化不能忘记农村　　　　

到2008年末，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总计约22万多平方公里，其中655个城市约3.6万平方公里，1635个县城拥有1.5万平方公里，1.7万个建制镇约3.0万平方公里，1.5万乡集镇约0.8万平方公里，其余为村庄建设用地等。　　

以现在约定俗成的方法做城乡划分，其中城市建设用地大概有5.0万平方公里，乡村建设用地大约有17万平方公里。如果按户籍人口划分，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约为100平方米，农村的人均建设用地则达到了180平方米。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45.68%的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均建设用地为80多平方米。城镇化发展的建设用地从哪儿来？　　

第三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李兵弟明确表示，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可以有效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在既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又要城市化的现实面前，中国的建设用地选择了集约和节约使用。而转变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式，转变农村发展的方式，才有可能集约和节约建设用地。　　

“这些年快速发展我们失去了1亿多亩的耕地，相当于失去了整个河南省的耕地。”李兵弟解释说，这些土地支持了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约土地资源是未来不可逾越的原则。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农村改革的决定，提出实施两个最严格的制度，一个是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一个是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可以说，城市用地要按照城市的规划，在保证城市发展基本条件，建设宜居环境的目标下，统筹安排城市的各类发展建设用地，生态环境用地和安全保障用地。　　

“我们不能只讲建设用地，我们还应该有生态环境用地，有安全保障用地，尽可能地节约我们的城市建设用地，走集中紧凑的发展道路。”李兵弟说。　　

与此同时，李兵弟提出，的确应该努力挖掘现在乡村的建设用地。他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出路只能立足于现有的城乡建设用地。乡村建设用地应该按照城乡规划实施，切实保证宅基地，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用地的基础上，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村庄整治，节约用地，统筹用于城乡的发展。　　

中国有266万个自然村，这一数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高达360万。随着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的变化，李兵弟认为必须要进一步调整农村的居民点，更大范围地统筹城乡建设用地，保护农民的利益，确保村庄整治节约出来的土地利益，绝大部分用于农民。“要防止单纯为解决城市发展的用地盲目地撤并农村，撤并村庄。”李兵弟强调说。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建设用地投向引导产业布局。近年来，中国的土地投向实际上导致了经济布局重点在沿海展开，在大中城市展开。　　

“我们应该也能够把农村节约出来的土地，更多引导用向小城镇。如果我们节约出来的土地用在大城市，必然导致大城市会进一步外延式发展，这种模式提请规避的，就是由此带来的城乡矛盾和大城市病存在。”李兵弟说。　　　　

旧城改造应看重老城的价值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没有人不关注老城，因为老城有价值。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回头发现在身边沉睡许多年的老城，原来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才会有城市人千里迢迢去寻找丽江古城，平遥古城才会吸引全世界的摄影爱好者。　　

在城市化的洪流中，让北京海渤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念强不能忘记的，是朔州古城。朔州是一个能源重化工城市，当城市GDP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发现朔州不仅仅应该以能源城市立于世，还应该有历史和文化。邵念强认为，朔州老城想改造成功，至少要解决三个方面问题，即老城的保护性改造如何传承历史文明，如何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和谐与生态的居住。　　 “

如何让城市不断有动力支撑它向未来走去？怎么样在老城改造中解决更多的就业机会？怎么样让市井更加繁荣起来？”邵念强很难想象，《清明上河图》的热闹如果在旧城改造之后，会是何等景象。　　

城市化有必要吗？世界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原美国纽约规划局局长饶及人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桃花源记》里写到，“土地平矿、屋舍俨然…”，饶及人认为，城市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城市化是不可逆的趋势。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从目前到2030年，全世界将建设城市面积40万平方公里，其中中国将增加6.5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整个东亚地区2025年将增加6亿新增人口。在这种情形下，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城市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　　

“许多城市化的原理，最后将集中到城市改建上。”饶及人说，“开发与保留永无止境的，过度的开发会影响城市的形象和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过份的开发是肤浅的功利主义。” 　　

饶及人很担心，在今天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集约方式上，“城市会生病的”。他说，一个是城市的土地没有得到集约，被征的农民若是返贫，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不相适应，一个健康的城市可以避免先拆后建，一个拥有共识与法律地位的城市规划可以避免有法不依。　　

饶及人希望中国能借鉴一些美国经验。美国的城市，旧城的搭建以小区为主，通过比较小的项目，增进小区的价值，从小区本身的长处出发实现城市更新。“利用城市更新的项目做城市形象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惟一的要素，要考虑这个地区需要什么。”饶及人解释说，规划者甚至需要与当地居民共同工作和生活，以保证这些项目受欢迎。更重要的是，城市更新不能只让一群人满意，应该让整个城市受益。良好的规划是城市繁荣最重要的要素，要了解城市的竞争力。“在一个国际与全球化的世界里，城市必须知道与其他城市的竞争力，而且城市必须集中做一件事情，而不是同时做一堆事情。”饶及人说。　　

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主任韩健徽看到了另一个趋向：城市的中心区由于大拆大改，新的大型住宅区反而出现了，与之相伴的是所谓的“21世纪购物难”。这正是城市化飞速发展过程中，忽视要素聚集和生活配套的结果。　　

“我们目前的城市化已经进入飞速发展的时代。”韩健徽用四个方面的归纳表达了他的隐忧：第一个特征是大型化，即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第二是盲目化，一些城市“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可能并没有真正理解内在的含义和真谛；第三是形象化，许多城市在追求洋、大、高、道路宽阔等外在形式；第四是同质化，今天的中国，不管是东西南北，千城一面的形象非常突出。　　

当然，他也看到了一个好的趋势――近年来，在城市特别是城市的中心区旧城的改造过程中，许多地方把特色商业街区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而商业街的发展，已经开始出现从一条街向一个街区发展的趋势。从街区再延展到街群，如果一个城市、一个区域内有9条、10条甚至更多的街，它们之间形成联动，通过有机的线，就能把整个城市连接起来。“城市除了建筑、历史的积累之外，还有内在的或者是经济的线条有机地连在一起。”韩健徽表示。他同时提出了一个更长久的问题：未来的城市到底要打造成什么样的城市呢？在没有确切答案之前，韩健徽有一个原则，“我们的城市要进行优化，而不是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