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其实让业界最为郁闷的是,从前遭抵制的PX项目,都经过了严格的环境评审和经济可行性评价,合格性文件齐全,有的已近开工,这“已经说明了项目本身环境保护的可达性,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但最终因公众强烈反弹,要么下马要么搬家。“这种是非不分,公众一反对就停摆的简单处理方式,造成的损失是双重性的”,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凤中评价:一是直接经济损失,例如宁波PX事件损失达64亿元;二是法定的项目评审程序变成了儿戏,“政府公信力雪上加霜”。
“化干戈为玉帛”并非梦想
业界由此提出,“政府应该敢于担当”。
但有邻避研究学者指出,作为项目主体,企业若不能关起门来化解危机,等到事情走出门去、需政府担当时,往往已很难收拾。事实就是这样,面对由PX而起的公共事件,面对近乎偏执的PX误解,所有受访者都表示“短期找不到什么好办法”。
其实“化干戈为玉帛”也并非完全属于梦想,近年来,也有为数不多进展平顺的PX上马案例,比如中国石化“九江模式”。
九江石化总经理覃伟中认为,反PX事件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层面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作为企业,在应对时首要一条当然是全力以赴做好安全环保工作,赢得公众认可;在此前提下,“开门办企业、开放办企业”。
具体操作层面,九江石化举行了20多场报告会,参会者涵盖中小学生、街道工作人员、公务员直至网络意见领袖,“通过面对面的沟通,成功把反对者从激烈反对转化成温和反对,再转化成不反对。现在有一部分已经成了坚定的支持者”。
而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多年来例行的企业“公众开放日”活动,在博取公众支持度方面,也有不错效果。
公众参与难局如何破解
但企业力量毕竟有限,“政府担当”仍无法回避。只是,在信任危机大背景、稳定压倒一切小背景下,“政府敢于担当”又谈何容易。
一方面,所有的反PX事件背后都有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缠,另一方面,大范围的社会信任危机更加剧了利益诉求的复杂性。曹凤中不无担心地表示,信任危机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导致公众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尤其对环境污染等越演越烈的社会问题的根治失去信心。“PX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公众宁愿相信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PX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的非专业说法,而不相信政府和专家‘PX不是致癌物’的科学解释。”而“解决社会信任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曹凤中分析,PX风波从表面上看,是公众对封闭的、不够有效透明的审批程序提出异议,本质上则是对公权力缺乏有力监督、公共利益难以得到切实保护的担忧。解决之道,在于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架构政府、社会、企业共同治理模式。
他深入分析了共治模式中环境参与三方的身份、行为方式:政府“利益”在于,通过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政务事件公开和“抽象”的电子政府形象来降低交易费用约束和竞争约束,尽可能维持大局稳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承担管理创新的成本,更有“搭便车”的现象;而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散沙状”公众,更难以将强烈的环境需求愿望转化为制度创新的集体行动。
如何破解这一难局?曹凤中建议,应将以往不被体制重视的民间环保组织建设成为平衡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的不可或缺力量。为数众多的民间环保组织既能弥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不足,又与公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引导他们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建设,鼓励他们参与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同时,可吸收环境相关领域专家加入环保组织,鼓励其参与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