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创造供给 城市化创造需求

　

众所周知，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经济的现代化就是依托这两个过程完成的。这两个过程之所以不可分割，就是因为工业化所创造的现代消费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得以顺利实现，所以，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城市化创造需求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这又分成三方面。一是会引发生产性投资，从而为转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是会引发建设城市所需要基础设施投资，如道路、给排水、电力、通讯、垃圾和污染物处理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为满足城市人口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为现代消费品进入居民消费领域所准备的基础条件。例如目前中国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是农村人口的11倍，就是因为洗衣机、热水器等产品有城市中发达的给排水和电力体系依托，能得以普及的缘故，这也是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基本家电在城乡之间的普及率相差2～4倍的根本原因。至于轿车进入居民家庭，更是需要城市中发达的道路建设条件。三是会引发房地产投资，以满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和工商企业的发展需求。以住宅投资看，由于城市住房比农村要讲究，地价也高，所以2007年中国的城市仅占1/3，但人均住宅投资却大约是同年农村人均住房投资的12倍。从总体看，粗略地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这是因为城市人口收入要高于农村，有能力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且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此外，即便是现代农村，仍保留了很多自然经济的痕迹，许多消费品是自给自足的，例如从统计资料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中有超过40％是非现金形式的，而直到2007年，全国农村平均仍有14.2％是非现金形式的。所以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第三，服务产业的发展也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的，不仅依托于城市的大工业体系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离不开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的服务产业的发展。而在农村，由于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这些服务产业就没有巨大发展空间。

在我国，改革前30年为了完成需要高积累才能建成的军重工业建设，而把长期保持高比重的低收入农村人口当作了主要的积累机制，所以只有工业化而没有城市化。到1978年，从第二产业比重和工业劳动者人均资本拥有量看，中国已相当于人均3000美元GDP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但是从农村人口比重看，却只相当于人均200美元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元结构”，即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村并存。二元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但在1978年时以中国为甚。例如根据当时世界银行的统计，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的二元结构强度，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倍，最高的国家也刚超过4倍，而中国当年是6.1倍。

改革开放以来在长达30年中，为了给长期欠缺的轻工业发展补课，也为了解决庞大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在全社会资本积累不足的背景下，从节省城市化成本出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又长期实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农村工业化从而国家工业化虽然获得推进，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比例关系也得以优化，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强化趋势。到2003年，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倍数，从1978年的6.1倍上升到6.6倍。到2007年，虽然由于本轮工业化所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又回落到5.4倍，但是今年随着城市经济萎缩及其所产生的农民工倒流，估计又会回升到6倍以上。

由于新中国在改革前及改革后30年长期发展中，都延续了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就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结构：从产出水平看，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国家的生产能力，但是从需求水平看，由于占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去年只有4761元，折合美元只有700美元，导致国内需求总规模与供给总规模严重不对称，由此就形成了社会经济总量循环过程中的巨大断裂层，这是中国形成长期过高的储蓄率，以至于不得不长期高度依赖外需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当代中国，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过度储蓄和生产过剩的基本原因，但收入差距既表现在人群之间，也表现在城乡之间，例如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78年是2.68倍，2008年已上升到3.31倍。经济学理论说明，居民储蓄水平是随收入水平上升而不断提高的，2007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是77％，而同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是67％，说明城市居民家庭的储蓄能力比农村居民要高出10个百分点，城市人口虽然不是主体，但因为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所以1/3的人口比重却占有超过70％的居民总收入，城市人口的储蓄能力强就导致了过高储蓄率的发生，相应抑制了消费总量与供给总量的平衡过程，由此引发生产过剩。

如果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则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战略，就必然会导致一国的内部需求被长期压抑结果，所以调整城乡人口比例结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市场化条件的经济规律。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处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发展阶段的时候，各国的平均城市化率在55％左右，在人口稠密的东亚地区在75％左右，服务产业比重在50％左右，而在今天的中国却只有1/3的城市人口（1/3这个比率是根据目前中国的非农人口有3.5亿人，再加上1亿长期稳定在城市定居的农业人口估算出的数字，按照统计口径，2008年城市人口已超过6亿人，但那是包括了城镇周边人口在内的数字，例如把一个乡划为一个城市的区，这个乡的农村人口也就被计算入城市人口了，这是不准确的城市人口数字。），服务产业比重只有40％。如果把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提升到2/3，即从目前的4.5亿增加到9亿，使服务产业比重提升到50％，就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一个长期的内需释放过程。

例如，如果200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9亿，当年的社会消费总额就需要增加55％，相当于要求GDP规模要扩大27％，如果把服务产业比重提升10个百分点，也等于为经济增长创造出10个百分点的新空间。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有64万亿元，其中85％是城市投资，总额超过54万亿元，同期城市人口约增加了1亿人，即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50万元投资额，则增加4.5亿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250万亿元投资，是去年投资额的12倍，可释放的需求空间更是巨大，并且没有造成新的过剩之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到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一些主要工业品产量看似过剩，但从长期看仍远远不足，以目前陷入严重过剩困境的钢铁产业为例，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是人均年产量为700公斤到1吨，目前的钢铁产能虽已达到6.6亿吨，但是如果到2030年15.5亿人口高峰的时候，按人均700公斤计算就是近11亿吨的年需求。所以从长远看，目前的过剩显然是相对的，还有着巨大的增长前景，关键看中国是否会为城市化补课。

为城市化补课是中国朝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迟早要作的事情，这不仅可以在世界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的过程中，为中国创造出一个可以长期增长的内需，而且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本次经济低谷中也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了。

离土不离乡式的工业化过程使工业企业在全国呈散点式布局，200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高达28.5％，水泥等建材产品和机械、电子产品的产出比重在全国占到20～40％以上，同时二氧化硫和固体污染物等的排放量也占到了全国的23～37％，由于不能向在城市那样集中处理工业污染物，乡镇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就更严重，随着工业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瓶颈，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政府提出了“新农村”的政策主张，去年的“三中全会”又提出了“新土改”的命题。新农村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通过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而减轻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压力，显然不是基于推进城市化的考虑，而新土改则是要解决土地在农村的流转问题，使土地使用更有效率。但是农民失去土地使用权就是失去了生活来源，如果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入花光后又没有在农业以外找到新的谋生手段，就会产生大量无业游民。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说明，小农经济遇婚、丧、病、事或自然灾害极容易破产，其结果就是产生土地兼并和大量游民，这是历代发生社会动乱的基本原因。因此，不推动城市化就搞农村新土改，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而只有在大规模城市化启动后，当城市经济成为可以吸纳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的时候，农村的土地集中过程，才是一个有利于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中国虽然国土辽阔，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且山川河流纵横，耕地面积很有限，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工业和交通、城市建设占地日益增多，吃饭和建设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根据有关部门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还要再增加2亿以上，而根据农业部的预测，在保持18亿亩耕地与考虑入科技进步因素后，未来十几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只能再增加8千万～1亿吨左右。但是根据国际经验，西方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均粮食占有量是1000公斤，东亚地区经济体在500公斤上下。如果到2030年中国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口是15亿人以上，则那时对粮食的需求总量就会高达7.5亿～8亿吨，比目前增加2.5亿吨以上，以1亿吨的可能增产量显然是不够的，这就要求必须对土地的存量格局进行大调整，以此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这个调整将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是要大幅度提高现有城市的土地容积率，另一个就是要通过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把农村的宅基地转变成城市化用地。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总户数有2.5亿，按每户宅基地3分即200平米计算，大约是7500万亩。如果按东亚发达经济体85％的城市化率计算，中国保留5千万农户就可以了，就可以转出80％的宅基地用于城市化，大约是6000万亩。不要小瞧这个数字，因为中国政府规划的未来十年的耕地占用总规模也只有2300万亩左右。因此，即便仅仅出于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考虑，也已经到了必须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刻了。

推动城市化进程不仅有来自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来自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耕地不能增长而人口却仍在增长，解决吃饭问题就越来越多依靠农业科技和工业化资本物品的投入，以此来提高土地产出率，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提升农业产值中物耗所占的比重，从而会不断挤压农业纯收入的增长，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务农积极性。到目前阶段，中国农业物耗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30％上升到4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如美国，农业物耗比重在50％左右，但美国的家庭农场平均占有耕地在400英亩左右，即2400亩，由于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高，总收入就高，除掉物耗开支后，所得的纯收入仍然很高。中国则不然，2007年农村户均耕地只有7.3亩，且还在不断减少，就很难负担得起高物耗。19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日渐突出，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率日益下降，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1990年代是中国农业物耗急剧提升的时期，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在广大农村地区日益蔓延，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发达国家都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2003年以来中国也对农业实行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如对农民购买农机具的补贴和对耕地的直补政策，但这是由1/3的城市人口补贴2/3的农村人口，是少数人补多数人，与发达国家以城市人口为主体的多数人补贴少数人的政策有根本不同，因此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而根本出路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减少农村人口，从而大幅度提高农户的耕地资源占有量，以此来提升农民收入，这才会有建立在提升农业物耗基础上的农业总产出增长的可能。

在我国，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升，早已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准备好了条件，表现为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早已长期脱离农业而参与了非农产业的发展过程，其中有超过两亿以上农民工直接参与到城市经济活动中。早在1980年代后期，世界银行的专家在考察中国农业的时候就指出，以中国的耕地面积和所使用的耕种、排灌机械以及化肥、农药等工业化投入物，中国只需要1.5亿农业劳动力就可以完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了。如果说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初期中国还存在资本不足问题，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出现了大量资本和产品剩余，到2008年底，中国银行[3.48 -1.42%]体系内的存差规模已高达17万亿元人民币，还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量剩余资本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要在城市经济中结合，就可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所欠的，只是政府是否有推动这种结合的意愿。

2003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以石油、铁矿和有色金属矿所代表的重工业所需资源性产品消耗，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瓶颈。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资源的国际依赖率不断提高，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是流向了中国，铁矿砂和铜、铝等有色金属进口则占到了80～90％。对国内和国际资源都是巨大压力。如果在经济增长中同时为城市化补课，中国面临的资源压力及其所引起的资源价格上涨就会更猛烈，但是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和长期持续前景，给中国在此时推动城市化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因为全球经济落潮引起全球资源需求减少和价格下跌，中国在这个时期启动城市化进程，会减少很多国际麻烦与支付更低的成本。

综上所述，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中国的一个长期巨大需求，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出路，而且也是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生性要求，即便没有这场世界性危机，中国也会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矛盾，出现一个为城市化补课的城市化高潮。目前的国内国际因素都在推动中国立即推出城市化战略，我相信在政府看清了世界经济危机将长期化这个前景后，就必将成为中国政府下一步的必然选择。（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