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会代表关注民生看和谐城市化的重要性
文/李涛
在中国，每年3月初召开的两会都会吸引国内各界人士和国际社会的目光，而两会上的议案更是无一不牵动着百姓和代表们的神经。2009年3月，在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时刻，两会在北京顺利召开。许多代表、委员把“加强城乡统筹，促进和谐‘城市化’”作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重点策略之一。因此，关注民生、沟通民意、环境保护等话题自然就成为今年“两会”关注的热点。
和谐城市化就是改善民生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两会代表委员们的提案，也印证了关心民生已成为了当前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提案心系民生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孙贵宝直言：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体系已迫在眉睫。据统计，今年全国政协收到的提案中，有关解决就业问题的就占到1/3，达632件，医疗卫生方面的提案246件，食品安全方面的提案146件。
全国人大代表文建斌的提案是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张宏伟的提案是城市化进程中应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赵东庆的提案是城市化进程中应让农民分享城市化果实；
全国人大代表李建伟的提案是城镇化进程中应着力解决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朝梁子村党支部书记杨秀华提议，“农村合作医疗应尽早实现全国统筹”；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提出，外来工进城3个月，就应该办理居住证，逐步享受城市居民应有的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市市长夏耕认为，在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中，地方政府应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让更多低收入群体“住有所居”，保障性住房建设也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
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蔡表示，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伤害要大于对GDP的伤害；特别是9000万灵活就业的农民工，他们的失业严重程度容易被低估。“经济复苏了，就业却上不去”也是有可能的。
改善民生，其实不止代表委员们关心，中央同样对此十分关切，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金融危机袭来之时，中央要求全国各企业单位尽量不要裁员，并要维护好在岗人员的各种权益；在农民工大批返乡之际，中央又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做好农民工返乡运输工作；在医疗卫生改革制度受到社会热议之际，中央决定投入8500多亿元改革现有医疗制度，以解决人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再就业提案成就“0001”
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就业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都繁重，都复杂、紧迫和艰巨。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当前我国已有超过2000万的农民工失业和近150万高校毕业处于待业状态。据官方统计，去年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2%。同时，有研究机构认为我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9%以上。“所以，在这新一轮的就业压力下，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就业压力最大的一年。”
在今年两会上，由致公党中央提交的“关于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就业问题的提案”被列为本次政协会议的第一号提案。这份编号为“0001”的提案指出，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目前中国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使得就业供求关系结构性矛盾突出，解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已成为促进就业的重中之重。这不仅事关社会稳定，也关系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也明确表示，今年国家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中央财政拟投入420亿元资金。一是广开农民工就业门路和稳定现有就业岗位。二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突出位置。
“关注民生，并解决好各类民生问题，既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推进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全国人大代表刘文杰如是说。事实也的确如此，目前我国已迈上城市化的高速路，城市化率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这就意味着每年有约1000万的农村人口将进入城市。再加之受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还有大约2500万农民工处于待业状态。如果我们解决不好这一庞大人群的民生问题，很难想象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和谐有序进行。
让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是关注民生和经济发展真正结合起来的30年。从中，我们认识到什么时候把民生和发展结合起来，人民群众就可享受到发展成果，这个时期经济就会发展得更快，社会就会更稳定。在今年两会上，不少委员代表更是直言，要想让我国经济在当前特殊时期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让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现在需还账于“三农”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经济实力已大为增强，目前我国经济综合实力仅次于美、日之后，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正因为如此，今年两会上很多委员代表都提议，在当前这个特殊时期，我国是应该考虑还利于民的时候了。全国人大代表林宗泉说，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前三十年靠农产品剪刀差，后三十年靠土地剪刀差”。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价值，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土地价值日益凸显，但农民的利益却没能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同步增长，反而受到很大损害。浙江大学贾生华教授认为，在城市化、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我国土地制度上存在的城乡“剪刀差”问题日益凸显，值得各级决策层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从中获得了生活条件的改善乃至个人财富的增值。然而，大量的农民虽然为推进中国城市化付出了辛勤劳动和汗水，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需要，这一巨大群体却获益较少。以至一些人认为，农村和农民是城市化所带来的征地行为的牺牲者或奉献者。城市化越推进，农民和城市建设的利益矛盾越尖锐，征地拆迁引发的各种悲剧不断上演，这必将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江和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也是矛盾多发期，着眼群众的根本利益，尽量做到与民共享发展成果，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同时，农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3.33：1扩大为3.36：1，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首次超过万元。全国政协委员陈卫国直言，随着我国迈上城市化的高速路，急需向“三农”还欠账，这不仅有利于将来农村市场的开拓，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发展中小城镇有利于解决农民工就业难
在当前环境下，如何解决好2500多万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上至中央，下至各级政府最为紧迫的工作任务。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认为，当前应把发展中小城镇作为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关键着力点。他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后，有些已经不能适应或不能胜任田间农活；更重要的是，这些农民工返乡，基本上也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与当前的城市化趋势相悖。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城市化需要来创新解决当前就业问题。
一位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也认为，借助国家拉动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发展中小城镇，增加中央政府对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投入，既是拉动内需的有效方式，又有利于解决当前就业难题、推动城市化进程。
据了解，目前在我国661个城市中，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就有533个，占全国城市的80.6％，中小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9％。中小城市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也比较均匀。正因为如此，易敏利表示，推动中小城市发展，由此产生的就业岗位对单个城市来说虽然可能有限，但众多的中小城市共同产生的作用，却最终可能有效地分解就业难题。
“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也指出，依托县城的新型城市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所在。我国的城镇化实质上是一种半城镇化，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实际上并没有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这条途径是构建能人回流、要素集聚的体制和机制，在我国2800多个县级市县区中依拓县城建设一批10万至30万人的城市，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的新兴城市市民化。这是完成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有效手段之一。
城乡统筹是和谐城市化的有力支撑
在未来几十年里，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以上，就算实现了60%、70%的城市化，届时农业、农村仍将承载着几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增强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走城乡统筹之路应是我国建设和谐城市化的首要选择。
中国最大的不和谐是城乡发展不和谐
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地域发展的不和谐、群体阶层的不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等等都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但中国最大的不和谐是城乡的不和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年扩大，加上城市社保、税收、基础设施、各种福利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已成为广为流传的成语。这种不和谐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消解之难，比其他许多不和谐都大得多。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32.93％（非农人口/总人口）。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城市化进程是建立在农业发达、农村发展的基础上，不是要放弃农业和牺牲农村，而是要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否则只能导致城乡关系的过度畸形。拉美一些国家发展中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快的城乡断裂，带来农民的“假城市化”。中国基本的国情是农业人口基庞大，据统计，目前我国依然有近8亿农业人口，那种“小国寡民”的迅速城市化显然不适用于我国。20多年来，在承载能力不足和公共服务水平有限的城市之中，１亿多农民工实质上处于“无根生存”的状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长期游离于城乡之间。
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市长毛小平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让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家乡之间奔波，这种候鸟式的打工方式，虽在农民增收上取得巨大成果，但却无法使他们真正分享城市发展成果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还产生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农民工失业为何就只能返回农村？这背后折射出中国城乡二元化之“痛”——农民就业指标尚未进入政府就业统计范畴，也不是中央政府考察宏观经济状态的指标，直接导致农民工无法享受城镇就业优惠政策支持。
一些学者也指出，我国一方面是农业大国，另一方面又是农产品进口大国，这说明我国的农业尚不足以支持工业发展，这正是城乡产业关系畸形的实证。
城乡统筹需多管齐下
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实际上，无论是快速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是实现城乡结构转变和社会关系和谐的特定途径。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下，构建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是各种发展模式的基本目标。然而，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果改变城乡关系的手段选择不当，要么难以达到发展的目标，要么就是在达到目标过程中付出巨大的代价。以牺牲社会和谐的方式求发展就是付出发展成本最重要的体现。拉美城市化“陷阱”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道理。“要想让我国的城市化和谐有序前行，当前最关键的就是要走城乡统筹发展之路，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在当前特殊时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李爱国在两会上如是说。
其实早在2002年，中央就提出要城乡统筹发展，并于2007年先后批准成立了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以逐步建立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强化经济发展动力、缩小城乡区域差距，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对农业多功能性问题予以明确阐释，使人们认识到农业不仅能够保障粮食供给，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还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农民大国、小农大国的国情决定我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必然建立在自身产业齐全并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各大部类、各产业之间应该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
和谐城市化环保不能缺席
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浩大工程，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想让我国的城市化走和谐、可持续发展之路，环保绝对不能缺席，任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都是得不偿失的。
环保紧箍咒不能松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工作报告中强调，2009年，我们要毫不松懈地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工作，突出抓好工业、交通、建筑三大领域节能。参加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也十分关注环保问题，他们担心一些地方政府借中央出台４万亿元投资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之机，上马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项目。全国人大代表陈振楼在两会上更是直言，“现在在一些地方，一个项目从立项到上马只用了十几天，有人说是提高了行政效率，我担心的是把环评程序省略掉了。”他的这番话，得到了不少代表的赞同。
国外一些国家城市化的经验也证明，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先发展后治理，或是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在我国是不可行的，尤其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不仅会造成巨大的浪费，更会破坏环境，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故而，对我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环境保护工作要做到未雨绸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和谐、可持续发展。
征收环境税刻不容缓
早在今年两会之前，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经过调查和论证，提交了关于开征环境税的提案。提案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但环境形势严峻的状况仍没有改变。2006年国家环境监测网实际监测的745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8%属于劣Ⅴ类水质；559个监测城市中，51个城市空气质量劣于三级标准。同时，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2005》核算结果，2005年的环境退化成本高达5787.9亿元，占地区合计GDP的20.93%。由于目前缺乏解决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机制，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问题成本没有有效降低，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需要创新政策机制来改善。所以，为应对当前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开征环境税势在必行。
如何开征环境税？农工党中央在提案中提出，可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OECD国家的成功经验，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从纠正市场失灵和调节经济人行为考虑，开征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氮氧化物税等。这样不仅可以控制污染排放和改变消费者行为，还可以为污染控制筹集资金，同时为税制改革提供方向和创造机会。针对有关开征环境税的建言，财政部透露，目前财政部和环保部开始研究征收环境税问题。
生态移民可以“一箭双雕”
现在，我国将人口居住区划分为人口限制、疏散、稳定和聚集区等四类不同功能区，其中人口限制区属于国家生态屏障地区，发挥着基础性保障作用，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和西北干旱区，占国土面积的31.71%，居住人口257万。这些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过快，超载严重，造成生态系统失衡，生态屏障功能削弱。而生态屏障一旦遭到破坏，修复周期将十分漫长。
鉴于此，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表示，在当前经济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启动生态屏障地区的生态移民工程。这不仅有利于在城市化中改善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加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还可增加经济规模近8000亿元，进而拉动内需。
与此同时，政协委员周卫国强调，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沿海一带落后产能有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倾向。事实上，过去一二十年间，东部地区有些小水泥、小五金等乡镇企业一度发达兴盛，但很快因为破坏环境、缺乏竞争力而走向衰亡，中西部地区在接受这些产能转移时一定要首先考虑环保，决不能为了一时发展而破坏环境，这种涸泽而渔的方式最终会演变成生态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