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党委或政府“一把手”将有一个新头衔：“总河长”。根据1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在部分省区市近十年实践基础上，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负责制的“河长制”将在全国推行。

　　党政首长负责，像抓粮食安全一样抓水安全

　　“我就是一名自封的河长!”这是电影《河长》一句台词。

　　以2007年太湖水危机为题材的这部电影，被称为“中国首部水危机主题电影”。演员吕良伟、周显欣、牛犇主演的这部故事片，使“河长制”为更多人所知。

　　2007年5月，太湖蓝藻大面积爆发，水源恶化，市民抢购纯净水。河道久无清淤、企业违法排污、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水污染，望闻问切，赤橙黄绿，臭不可闻，是症状，“病因”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是权责不清晰、考核不具体、奖惩不精确。

　　这年8月，无锡市印发《无锡市河（湖、库、荡、氿）断面水质控制目标及考核办法（试行）》，将河流断面水质检测结果纳入各市县区党政主要负责人政绩考核内容，各市县区不按期报告或拒报、谎报水质检测结果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2008年6月，江苏在太湖流域推广“河长制”：每条河由省市两级领导共同担任“河长”。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河流管护第一责任人。效果立竿见影。太湖主要入湖河流之一的太滆南运河长期受污染问题困扰。江苏省和宜兴市两级“河长”实地督查污染源、排污口，河流水质，沿河生态得到较大恢复。2011年至2016年，79个“河长制”管理断面水质综合判定达标率基本维持在70%以上。

　　此后，北到松花江流域，南至滇池，“河长制”走向全国。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海南8省市全境推行“河长制”，16个省区市部分实行“河长制”。

　　“河长制”迈出从“部门制”向“首长制”关键一步。就像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一样，“河长制”可以说是“水缸子”首长负责制。“党政同责，首长负责，像抓粮食安全一样抓水安全，就一定能够做到。”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李原园对记者说。

　　管护机制创新，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河长制核心是党政首长负责制，破除体制顽疾，改变‘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的尴尬。”江西靖安县水务局局长王仕钦认为。

　　河流水环境好坏，表象在水里，根源在岸上。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治水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不行，必须统筹上下游、左右岸系统治理。“以前九龙治水，有矛盾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沟通缺失，导致问题搁置。现在出现问题可以通过河长来协调、调度和监督。”江西省河长办公室主任、水利厅厅长罗小云说。

　　纵向上，省级主要领导、市委书记市长、区委书记区长、镇委书记镇长、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各级“河长”形成治水“首长责任链”；横向上，发展改革、财税、水利、国土、农业、交通、环保、经贸、住建、工商、公安乃至监察组织人事部门各有分工、各具使命。限制向河湖排污、防治水体污染，严禁侵占河岸、乱采乱挖，河长制不仅负责河流“水质达标”，更是管好整个河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

　　人们常说：“水无常势。”水流动不居，无法按行政区划切割。“河长制”另一个特征就是上下游、左右岸“共治”。

　　“过去这里养了两万多头猪，污染物直排，水面泡沫翻腾。如今劣五类水质已经全部变为二类水标准。”浙江衢州龙游县委书记刘根宏履新第二天，就来到了钱塘江源头衢江附近认河、巡河。近日浙江衢州市5个县市区主要领导集中到任，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认河、巡河，签订河长履职承诺书，立下军令状，挑起河长担子。衢州是浙江生态屏障，地处钱塘江源头，“五水共治确保一江清水送下游”被视为政治责任。

　　作为重要入海口，天津河流水系众多，长期以来河道管理责任不清、职责不明，加上近年来水少、水脏、水流不畅、水污染现象逐渐增加。为彻底解决问题，天津市实行区、镇、村三级河长制，明确要求每一级河长都由行政主管领导来当。过去的阶段式治理，变成了常规的行政行为。

　　为推动“河长”主动去管，天津制定了考核办法及细则。对河道截污治污、水质和水面环境、堤岸绿化、长效管理机制四方面进行考核，按照“月考”成绩由市水务局进行排名，不仅要定期向媒体“晒成绩单”，还“以奖代补”，按成绩分档给予补贴。推行“河长制”三年来，有效遏制乱占乱建、乱围乱堵、乱采乱挖、乱倒乱排等现象，天津市水质异常河道从211公里下降到34公里，环境卫生不达标河道从53公里变为全部达标，综合考评优秀河道从620公里提高到2274公里，很多河流逐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亿万河长在民间，全社会共建生态文明

　　2016年“保护母亲湖——‘市民河长’在行动”市民河长聘任仪式12月3日在昆明举行。36个团体、企业被授予“市民河长”单位，张家强、顾中国等市民被授予“市民河长”个人。企业家表示，将以身作则，发展节水低碳经济，当护水带头人，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并及时反馈巡河发现的问题。

　　有人形象地说：“河长制”，就是把“请领导下河游泳”的邀请对象，从局长升格为书记市长。其实真正的变化和长久影响，比“请更高级领导下河”深刻、深远得多。从“河长制”到“河长治”，要靠全社会参与。

　　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漕桥河试点聘任的“民间河长”村民郭银生、杨锡良，已对漕桥河及其周边河道履责近半年。为保证民间河长开展工作，武进区建立了相关机制，把官方河长与民间河长工作衔接起来：民间河长上报问题或意见建议，官方河长要及时交办、督促责任单位回应；邀请民间河长参加治理太湖工作会议、规划方案编制会等。在实行河长制同时，福州也公开招募“百姓河长”。

　　李学英是天津一位普通市民，但她打一个电话就可能对河长们造成压力。3年前，李学英在当地媒体上看到天津正在推行河长制并且招聘义务监督员。她便报了名。“我很欣慰，我提出的问题有人管。”李学英说，“有一次我反映了一处排污口，政府很快就把它堵上了。”

　　目前，天津有这样的义务监督员407位，他们是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而社会监督最终占到河长考核的10%。

　　河清，关键之一在岸净，在生活垃圾治理。基层群众是源头治理、垃圾分类的主力军。广大农村妇女，堪称千万个“河长嫂”。目前浙江衢州已经累计开展垃圾分类村级专题培训2841次，发放宣传用品16800册（套），16670名巾帼志愿者为43万家庭主妇入户指导分类实践。

　　“以前没人管，大家你扔我也扔。现在镇长、村长没事就会来走走，保洁员每天下河打捞垃圾，大家也不好意思再乱扔乱排了。”江西靖安县水务局局长王仕钦感慨，“河长制”在江西推行1年，不仅使河流回到最初的模样，还影响到所有临河而居的百姓人家。村里人不仅开始约束自己和家人行为，碰到陌生人向河道扔垃圾也会主动制止。

　　党政首长领衔的“河长制”，正在与成千上万“民间河长”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互推互促格局。社会公众的力量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