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日前转载了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政策研究所教授李玲的论文,该文原载于《学前教育研究》。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从2019年开始,我国学前教育资源需求开始大幅度增长,2021年将成我国学前教育办学压力最大的一年:在园幼儿数预计近5800万,幼儿园预计缺口近11万所,幼师和保育员预计缺口超300万,学前教育经费供给量远不能满足未来需求。

　　离2019年尚有三年的时间,可作为一名学前儿童的家长,笔者已经深深感受到“幼儿园荒”给家庭带来的“鸭梨山大”。小区里几位要好的家长早已开始四处“考察”周边的幼儿园。公立幼儿园太抢手,没条子、没关系想都不用想；性价比高的私立幼儿园,也面临入园难、学位少的窘境。提前一年就打电话“占位”下一年的学位,二岁就要开始上幼儿园的“占坑班”,预交几千元的“占位费”等等。“考察”到最后,大家纷纷感叹,当初自己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都没费这么大的劲儿。

　　“全面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目的在于缓解我国低生育率、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问题。可政策启动后带来的短期人口变化,尤其对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领域带来的压力,是否得到了教育界和决策部门的足够重视?如何更加合理地利用现有教育资源,补上幼师、保育员、幼儿园等师资、场地方面的缺口?怎样在人口净流出和净流入城市之间进行均衡因城施策,制定出更为适合当地的教育长远规划,这些都是对公共管理智慧的考量。

　　教育领域政策的制定,牵涉到千家万户家庭的切身利益,不仅需要政策具有前瞻性,能够合理地适应未来一定时期的社会变化,更需要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广开思路、广开言路,避免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建设”“闭起门来定政策”。目前,很多省级、市级示范型幼儿园依然处于封闭式招生的状态,许多小区内部的幼儿园也是“铁将军”把门,只对内不对外。照理说,每一位依法纳税的中国公民都缴纳了教育附加费,可能够享受到“普惠式”幼儿园的,还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很少一部分单位。这造成了实质意义上的教育不公,不仅加剧了家庭的教育焦虑情绪,更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说到教育政策调整的前瞻性,我们是有过前车之鉴的。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学前适龄儿童减少,部分街道办幼儿园、企业办幼儿园因生源不足被撤销,导致普惠式公办幼儿园比例不足,很多新小区只能依靠民办幼儿园保障孩子入园。近年来,大量外来人口流入一线城市,适龄儿童爆发式增长,学前教育资源的匮乏又成了现实的问题,可此时再大量出资建设公办园和普惠园,只能是无奈地走回头路,不仅投入巨大,短期内可能也解不了“幼儿园荒”的燃眉之急。

　　应对“幼儿园荒”,要想办法化解当前的燃眉之急,更应该谋划长远的布局,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短视,造成二三十年之后的教育资源过剩危机。笔者认为,想要应对当前的学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不妨借鉴教育附加费的施行方式,给全体适龄儿童家庭发放一定的学龄儿童教育补助,缩小现有民办园、公立园的收费差距,均衡不同幼儿园之间的办学水平,仿照就近入学、多校划片等教育政策,让更多民众能有机会进入心仪的幼儿园,不再为“入园难”而犯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