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外地人在这里上学很难，如果放开高考北京承受不了，不放开又跟公平教育不符。放开与不放开都带来很多问题。

　　与其抱怨去打“口水战”，不如寻找一个更好的方式，来缓冲眼下的矛盾和冲突。在胡雨龙——这名曾在以优质教育著称的江西临川担任过教育局长的“老教育”的号召下，几位在京企业界比较成功的江西籍企业家决定投资创办一所为解决江西“北漂”子女上学难的学校。“不花政府一分钱，又为老百姓解决后顾之忧”，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第三条路”

　　今年中考，初三学生来均考了541分。在北京，这个分数很有希望上一所区重点。但这个夏天，来均却面临去哪里上学的大困惑。

　　来均是江西南昌人，自小学一年级，在外打工的父母就把他送回老家，同外婆、外公一起生活。念到小学五年级，父母将来均接到北京。根据北京市对随迁子女的入学优惠政策，来均的初中在北京牛栏山一中实验学校度过。但初三毕业，根据《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户口在江西老家的来均无法报考北京普通高中。

　　据统计，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7.9%。长期以来，子女入学问题，一直是大量在北京立业成家却没有落户的“外地人”关注的焦点。但以北京现有的教育资源，现行政策短期内难以改变。

　　漂在北京的孩子们怎么办?等在北京赌未来政策松动，还是暂别父母回老家念3年高中?

　　解决问题的“第三条路”

　　放开与不放开都带来很多问题。对于北京现行的政策，北京临川育人学校创办者胡雨龙表示理解，但同时，他也在找寻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来均的父母没有抱怨北京现行的入学政策。他们纠结的是：不愿意再次错失陪伴孩子成长的机会。

　　直到朋友介绍了一所来自家乡的学校——北京临川育人学校，这份煎熬才得以放下。

　　来均在北京临川育人学校高一年级安定下来。孩子说：这里有“家”的味道。高中岁月刚开始两个月，他已经加入了学校的棋类社团。来均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充实。

　　北京临川育人学校，创办于2012年。初衷是为江西籍“北漂”孩子寻找在北京读书的出路。最主要的倡议者胡雨龙称之为“第三条路”。4年过去，胡雨龙的试验依然继续，但已经惠及了数百个北漂家庭。

　　2009年，胡雨龙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教育局局长的职位上被提拔为抚州市驻京联络处副主任。与在京江西籍人士接触中，胡雨龙发现子女教育是老乡们最头疼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籍在北京经商务工人员超过40万人。对于这些在北京生存发展而又没有北京户籍的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很现实地面临着子女在北京上学难、在北京高考更是天方夜谭的困局。无奈之余，孩子被送回老家。

　　“条件最好的家庭，有很多门路，可以选择读国际学校出国；条件差的家庭，家长自身还不稳定，没有能力把孩子带到北京来。但大多数家长处于能够负担，但求学无门的中间地带。”胡雨龙说。

　　临川育人学校现任校长魏媛媛曾在给家长们讲座时说，“北漂”移民第二代，与父辈不同，他们对老家习俗文化没有认知，甚至连家乡话都不会说，老家对他们只是一个符号。如果把在大城市生活多年的孩子，一个人送回去读书，他们会非常孤独。如果在高中这个重要阶段，长期得不到陪伴和引导，孩子就可能走上另一条路。

　　在北京临川育人学校就读高一的周林，一说话就是个标准的北京孩子。他不太能听懂自己老家的江西话。周林出生在北京，也一直在这座城市长大。除了户口，他和北京本地孩子没有任何差别。

　　小升初那年，父亲因为忙于生意，没能及时给他办齐“非京籍”学生就读所需的“五证”，他连北京的初中都上不了。当时只有十二三岁的周林，孤身一人回到江西南昌的老家。

　　回忆起在那所县重点学校上学的经历，一口京腔的周林总结是“特奇葩”——70多个人挤在一间教室里，老师用话筒讲课，才都保证所有人都能听得到；有同学上课睡大觉没人管，有同学抽烟喝酒打架也没人管；课堂上的一个小细节，让他真切感受到自己跟老家孩子的区别：老师在课堂上用普通话讲了一个笑话，全班就他一个人笑，老师又用家乡话讲了一遍，全班大笑，他却听不懂了。

　　一个学期后，周林实在无法适应，回到了北京。随后，他在打工子弟学校北京蒲公英中学念完了初中。今年中考之后，周林再次面临离开北京的境遇。

　　离北京最近的是河北。周林去看过几家河北的学校，他像多数生长在北京的孩子们一样，受不了“外地同学”一门心思只为高考的压抑。“他们简直就像做题机器……”

　　“我们办学的初衷，就是为了服务江西在北京打拼的这个群体。”胡雨龙说，“我搞教育这么多年，知道北京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这里上学，北京的教育资源满足不了。其次，这个城市的承受能力也容纳不了。北京现在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外地人在这里上学很难，如果放开高考北京承受不了，不放开又跟公平教育不符。放开与不放开都带来很多问题。”

　　对于北京现行的入学政策，胡雨龙表示理解，与其抱怨去打“口水战”，不如寻找一个更好的方式，来缓冲眼下的矛盾和冲突。在他的号召下，几位在京企业界比较成功的江西籍人士决定投资创办一所为解决江西“北漂”子女上学难的学校。

　　在北京办学校，让孩子在北京念书，重点是能和江西老家的高考对接——曾任临川区教育局局长的胡雨龙在江西省驻京办和北京江西商会的支持下，决心把临川优质的教育资源整合起来，把临川的老师、教育品牌、教材、教育理念移植到北京，为江西籍的孩子服务，最后还能跟江西高考无缝对接。

　　“这是放开和不放开之间的第三条路。”胡雨龙解释，“这样跟北京是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不花政府一分钱，给政府分忧解难，又为老百姓解决后顾之忧，我们是在用行动来缓和这个老难题。”

　　异地办学为什么能成?

　　这种异地办学，关键是获得两地教委的认可，名正言顺才能把握办学的主动权 。一开始 ，胡雨龙就决心要办成一家正规的民办学校

　　在北京，胡雨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全国，至少在2009年就有了类似的探索者。

　　在福建晋江打拼的重庆包工头温玉泽，2006年在晋江当地办起了面向打工者子弟的荆山学校。2009年，温玉泽有了“异地教学”的设想，并决定以自己家乡为起点，创办“异地高中班”。

　　当年，荆山学校实现了与四川、安徽、江西、重庆三省一市的对接，确定了与“异地高中班”对接的几所民办中学，荆山学校成为这些中学设置在晋江的教学点。

　　“全部采用所属省份的教材、教辅、复习资料、试卷等，根据对接中学的教学安排、课程设置和进度表开展同步教学，保证教育教学、考试的接轨。”这是温玉泽在第一届“异地高中班”招生时作出的承诺。

　　温玉泽的“异地高中班”在最高峰时实现了与六省一市对接。但随着2012年福建省落实了异地高考政策，当地的学子对在异地念家乡教材的“第三条路”的需求不再迫切。

　　鉴于北京的实际情况，北京临川育人学校短期内不会遇到类似的政策变化。胡雨龙说，按现在的发展势头，等到真的变化那天，临川育人学校或许已经站在北京优质民办学校行列里面，可以游刃有余地换种活法。

　　据了解，目前，学校每年有50个京籍学生高一招生计划。在该校就读的学生符合建北京学籍条件的就可以办理北京学籍，不符合建北京学籍条件的就建江西临川学籍，也可以建学生户口所在地的学籍。学生在高三毕业时，可以去江西参加高考，也可以回原籍参加高考。拥有北京户籍的可以参加北京的高考。

　　现在临川学校就读高二的王梦涵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孩子就读临川中学前，母亲王晖咨询了很多业内人士，退休前曾是教师的父亲也给她建议，“去昌平区教委咨询咨询。”跨入临川中学校门，王晖第一感觉学校很正规，有宏伟的教学楼，各种硬件设施都很完备，“关键问题是孩子在这里有北京市的高中学籍，可以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参加高考。”让王晖更有信心的是，“这里教学针对的是全国高考大纲，学的内容比北京普通高中相对难一些。这样或许能让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时，更有优势。”

　　胡雨龙说，这种异地办学，关键是获得两地教委的认可，还需要优质教育品牌和资源的支撑。在江西省驻京办和北京江西企业商会的鼎力推动下，学校得到了江西和北京有关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2014年年底，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朱虹一行到北京临川学校考察调研，为学校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比如，老家来北京临川学校任教的公办教师允许保留编制以及高中生可以回原籍参加会考等；昌平区教委也给北京临川学校提供了很多参加当地教育交流活动的信息和机会，给义务教育阶段的非京籍学生每人每年补助1000元。

　　是不是那个临川?

　　尽管在这里念完三年书，也仍然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但是周林说他非常感谢这个学校 。“因为这儿能让我在北京上学 。否则 ，我又要像以前一样，回老家上学”

　　2012年，北京临川育人学校招生时，招生简章中写道，“学校教育理念、教学模式、教材教法与江西临川同步，其骨干教师来自临川”。

　　第一年，北京临川育人学校共招生70余人。“比想象中好。所有人心里都没底。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广告预算。只能靠老乡们，尤其是商会口口相传。当时，我们说，哪怕是5个人报名，也要办。”胡雨龙说。

　　第一年，胡雨龙请来自己的老师、临川一中退休校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卢国兴老师担任校长，并由他负责组建教学团队。卢校长工作一年后，因年事已高返回江西。第四届全国优秀英语教师、临川二中原工会主席魏媛媛继任校长至今。

　　在江西，临川教育闻名遐迩。“十一五”期间，临川所在的抚州市考取清华、北大学生占全省总量的35.76%，形成了“临川教育现象”。

　　对临川教材教法的信任，是学生家长对学校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同样，不少来自临川的老师到学校工作，开始也是信心满满，认为有临川教育的经验，一切都不是问题。现任校长魏媛媛就是其中之一。

　　魏媛媛在2013年年初加盟时，听说一个年级只有30多人，非常自信。在临川二中，按多年的平均成绩，她一个班高考英语上120分的学生也能有60%之多。“区区30人，只要坚持抓，难道不能全部上120分?”

　　但第一次测验后，魏媛媛就发现，此临川非彼临川。北京的学校是为“北漂”江西籍孩子创办的，没有录取学生的门槛。这跟当初在临川，要达到中考重点分数线以上的学生才能入学的高中完全不同。

　　根据孩子基础偏弱情况，魏媛媛很快在学校实施了各种改革：为了培养学生定时诵读和记忆，她施行了先晨读再锻炼最后吃早餐的制度；为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她规定晚自习课，前30分钟学生不能问问题，必须自己思考，最后15分钟老师再集中解答；为了让孩子“入门”学习，在北京临川育人中学，每个学生都必须有3个本子，分别是笔记本、作业本和错题本，每个本子老师都要按时批阅，让孩子们在“三本”中找到方法，找到学习思路。

　　“我们老师经常学习，提升也很快，我个人认为以前在公立学校是白呆了。”来自临川的小学语文教师付菊英说。目前，临川学校小学部在北京共招了三个年级。

　　最重要的是因为要提高课堂效果，让每个孩子上课有提问互动机会，临川学校创造条件实施小班教学。魏媛媛抽出办公桌上一叠装订好的A4纸，上面打印的是每个班今年9月月考的成绩。每个班、每个学生、每个科目相对于上一次的考试的进步与退步，她都标记得一清二楚。

　　记者看到，一位学生姓名后被注明：有小聪明，比较浮躁。“这是要提醒班主任多跟这位学生谈话。”魏媛媛说，“我们采取‘培优补偏’的教学制度，所有学生都有老师包干，一个老师要负责几个学生，有针对性地施教。”

　　2014年从抚州加盟学校的英语老师袁贵明今年刚带完一个高三班。“我们学校教师对学生做到一对一的辅导，对学生是很大的实惠。”

　　北京临川育人学校在教学上还有一大优势，就是能同时获得北京和江西两地的教学资源。临川有关学校的内部试卷都会通过电子文档传到北京。“一开始我会把最难的题给换掉。这样能激发学生继续学习的兴趣。不能把他们的信心打垮。”魏媛媛说。

　　至今为止，北京临川育人学校已送走了两届高三毕业班。2015年高考，高三毕业生30人，达重点线2人，达本科线以上有11人，占总人数的36.7%，100%的考生超过大专(高职)线以上。2016年，高三毕业生33人，达重点线6人，达本科线15人。

　　这样的数据，在魏媛媛临川的执教经历中，不值一提，但她却格外珍惜现在的成绩。她给《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讲了一个例子：现在初三班上一位学生。因为从小在江西老家当留守儿童，到北京读书的时候，已经沾染了抽烟喝酒的习惯。

　　班上一些同学的父母知道后，要求魏媛媛必须将这名学生开除。“家长以为我不闻不问，其实我们一直在给那位同学做工作。只是我们需要爱护孩子，私下指导交流，没有当众批评学生。”　
　　最后，魏媛媛宁愿同意两位成绩较好的学生转学，也没有放弃这名同学。“为了一个，失去两个，这不是贪图学费。我告诉那位家长，我签字开除一个同学很容易。但这个同学可能就被耽误了。我同意你的孩子转学，是因为还有别的学校会接收你的孩子，而她不行。”让魏媛媛感到欣慰的是，这位同学在老师的耐心引导下，明白了许多做人、学习的道理，现在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进步很大。

　　老校长卢国兴曾说，别的学校是在种菜，我们是要育花。

　　走在临川学校现在的教学楼里，一些班级的名字被“王安石”“汤显祖”等临川名人命名，美术室、音乐室等一应俱全。据学校老师介绍，现在学校450多名学生，有20多个兴趣社团。

　　像来均、周林这样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对这边的环境十分满意。

　　一开始抗拒的是张奕超。先后获得东城区少年围棋冠军、北京市少年围棋比赛第二名，顺利就读北京人大附中西山分校的他，今年也面临回新疆老家的困境。3月的一天，张奕超在家人陪同下参观了北京临川育人学校。

　　从北京中学教育金字塔顶端的人大附中到远在昌平的民办中学，张奕超说：“我情愿去打工，去教别人下棋，也不会去那个学校!”

　　父亲张雷道：“还好，这一切都过去了，至少在临川中学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中，孩子成长了。”

　　今年中考结束，慢慢接受现实的张奕超，拿着成绩单和各种证书随父亲再次来到临川学校，接待他们的魏校长对张奕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你要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并且当即为优秀的张奕超减免了一部分学杂费，“孩子的努力得到了学校的认可，也为他树立了信心。”张雷说，“我真心感谢临川学校。”

　　胡雨龙给学校确立的校训是——阳光、自信、笃学、超越。“阳光是第一位的。”魏媛媛说，不论是随迁子女，还是留守儿童，在这个最需要陪伴的年纪，都要有人引导。

　　魏媛媛对自己的育人计划信心满满。魏媛媛常给孩子们说：要理解中国的教育资源分配制度的现实。有些事情不是不为，而是确实暂时没有条件。

　　尽管在这里念完三年书，依然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但是周林说他非常感谢这个学校。“因为这儿能让我在北京上学。否则，我又要像以前一样，回老家上学。”

　　当初，由胡雨龙牵头，几位江西籍企业家第一年投资几百万元，把学校办了起来。“一开始就说，就算连赔6年，也要把一届学生培养出来。按照现在的势头，过一两年就能收支平衡。”胡雨龙说。

　　胡雨龙的信心来自于全国高考命题政策的变化。2015年，江西高考取消语数外三科自主命题，彻底回归全国卷。这就让原本只针对江西高考的临川教材，可以惠及原籍省份同样使用全国卷的外省考生。和周林同宿舍的文天宇就是例子。从近几届高考看，家乡黑龙江省的竞争尚不如江西激烈，文天宇认为自己接受3年临川模式的教育，回黑龙江省高考将没有影响甚至更占优势。

　　于是，在2015年、2016年，学校招生有了较大进展。目前这届高三只有34人，但2015年入学的高二年级有90多人，2016年入学的高一年级则有100多人。（记者李坤晟、尹平平、强晓玲 实习生于子悦、邓陈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