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学作为一项艺术，其任务不在于设想出面面俱到而又完全不可能的理想国；它的任务在于把每个地方都尽最大努力建设得最好，尤其是人类生存的地方。
——帕特里克·格迪斯

刘易斯·芒福德的全部著作中，到处可以见到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积极互动。这一点，在他那部考察城市文明的登峰造极之作《城市发展史》当中尤为明显。这是一部以社会预警形式展示出的人类文明史，其中几乎每一页都包含着教训、妙论以及改革更新的种种建议。然而，无论在任何地方，芒福德都不曾给出一座完美无瑕理想城市的完备形象。他一贯认为，这样的城市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而且，他常常说，任何情况下，“生活本身都要比空想更为理想”。这里面，芒福德对于未来城市的发展究竟有哪些影响，或许只有建筑师哈里·威斯最近所说的话，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解读，他说：“芒福德讲到了价值观念，讲到了创造理想家园，讲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讲到了家庭生活，也讲到了人类的自律。

“他不同于理想国的各种规划师，他提出了问题和看法，但是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为我们阐明了，在人性化城市中的优良生活，应该具备那些美好性格。”

有一种类型的城市规划，芒福德津津乐道，称之为“有机规划”。老实说，这样一个术语，非常狡猾，很让人捉摸不定。可是，这又是他能够找到的表达最准确的词语。实际上，他心中所想的东西，可能几乎完全无法界定；因为，有机规划这个概念，会给未来留下太多的内容和任务。

在芒福德看来，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累进过程的产物，是无数个世代努力创造的最终结晶。一座非常可爱的历史名城，比如锡耶纳，就集中了许多集体艺术作品；是许许多多个世纪的细小变化，经过积累和继承，让这座城市如此丰富，如此能够激励人心。可见，真正能够激励人心的城市，建筑学上极富表现力、文化内涵又如此丰富的城市，没有一座是经过一个世代就能够建成的，没有一座是由哪一个建筑师建成的，或者，是在某一种建筑理念指导之下建成的；没有，一座也没有。真实情况往往是，一座座城市之美，与城市内涵之丰富，都是由时间——而不是规划师——创造出来的。

尽管如此，芒福德仍然强调，城市规划必须有深思熟虑的原则作为指导，这些原则包含了社会学的、生物学的，以及美学的丰富内容。在“现代城市的理想形式”一文中，芒福德以最精炼的方式综合、总结出这些原则和目的应该包含的基本内容。

文中，他为田园城市概念做了铿锵有力的辩护。但是，他在这里所讲述的并不是埃比尼泽·霍华德那个著名的田园城市概念，而是他自己所设想的田园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芒福德曾经简短地参观过霍华德在英国建造的两座实验性的田园城市，莱奇沃思和韦林，但是直至20世纪50年代，他才有机会结合实际情况详细考察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概念和学说。那是由于他有机会又一次去英国参观英国政府在伦敦城郊外着手兴建的新城镇。当时他的所见令他大为震惊和失望。按照他的评价，英国政府兴建的新城镇缺乏必要的丰富文化内涵，缺乏活跃气氛，更缺乏古老历史名城所具有的优雅的建筑形态；更有甚者，这些所谓新城镇，看起来根本就不像城市。英国规划师们，为了应对英国工业城市中心地带居住紧张拥挤的状况采取兴办新城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为实现建筑环境私密性和开放空间，牺牲了城市的许多良好品质，包括社会交往职能、社区亲密性，等等。在他们规划设计的田园城市当中，Garden(菜园、花园、田园)将城市取而代之！而且，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规划师们当中，竟有许多都是紧紧追随芒福德思想主张的人。

许多人认为，芒福德有些不讲条件地为田园城市辩护；事实上，芒福德的确是英国新城镇运动最早的，也是眼光最锐利的批评者之一。虽然如此，他却从未对田园城市的理念本身丧失过信心。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他不止一次敦促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兴办大规模的新城镇建设计划，同时对一些老城镇地区开始重建工作；为此，位于拉德本的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提供了许多具体建议。芒福德还倡议，只要是可能的地方，都应该恢复城市地区的邻里组织，把它们建成类似校园的“大型街区”，让它们避开车辆交通线，许多房舍和建筑物都可以围拢过来，朝向内部，避开街巷道路，共享一处公园或者田园。

芒福德支持区域性城市的立场，让他与20世纪城市规划届两位著名思想家发生了直接冲突，一位是勒·科布西耶，另一位就是加拿大女作家简·雅各布斯。其中尤其是勒·科布西耶，让芒福德忍不住用最大火力口诛笔伐。原因在于，正是这位勒·科布西耶，及其指挥下的追随者们，对待纽约的公共建筑，其残暴做法犹如沙皇，直接地、阴险地，破坏了现代城市的建筑，造成难以纠正的影响。虽然，勒·科布西耶后来职业生涯中已经放弃了其早期关于城市设计的某些粗暴蛮横论点，芒福德的批评仍然主要集中于勒·科布西耶早期的思想主张。例如，勒·科布西耶在他影响甚广的“瓦赞”规划中，提议彻底拆毁巴黎城内历史中心地区的居住拥挤地带，除了核心地区的纪念碑，其余什么东西都不保留。然后在这样的地面上建造一系列高耸办公楼和单元住宅楼房，由这些元素组成一个光怪陆离的新城市；这些建筑之间互相隔开很远，让出大面积绿地，这样，每一幢玻璃盒子般的高大建筑就都能享受开阔视野和绿地空间。可见，勒·科布西耶的所谓新型放射状城市，就是一些高耸办公楼建筑、开阔的公园，以及高速公路。但在芒福德看来，这无非就是罗伯特·摩西关于纽约城的宏伟构想。1962年，芒福德写道，勒·科布西耶的“想象力如同轧路机一样，隆隆滚过城市更新规划的计划书”，是如此热切，而又如此迫不及待地拆毁了许多根基深厚的城市邻里地区，就为了建成他自己的未来城市，他当时一定是想以罗伯特·摩西的做法为楷模。

芒福德抨击道，罗伯特·摩西自己——以及通过他的示范作用——对纽约和其他城市所起的破坏作用，超过了当代任何人：把多层的高速路直接引进纽约城的心腹地带，让穷人回迁进入令人沮丧萎顿的水泥塔楼，这些都是摩西所为！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20年中，摩西所提出的每项高速路和都市改造的重大建设项目，芒福德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所有这些斗争，几乎都失败了。与此同时，他产生的实际作用则在于帮助我们慢慢改变了思想认识，让我们冷静思考、重新认识高速路、大规模运输手段，以及市区更新改造计划。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政策的重大调整，尽管还不完全符合他在《纽约客》等杂志上所反复呼吁倡导的综合改革办法。近代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干了如此多的毁坏城市的事情，只有刘易斯·芒福德堪称美国城市的良心。

在与罗伯特·摩西的一系列辩论和斗争中，芒福德有一位坚强的同盟者，这就是简·雅各布斯，她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作者，这本有关城市研究的书影响甚广。然而，简·雅各布斯的这本书代表了与芒福德学说相对立的反对势力的意见，有趣的是，这些反对意见，恰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芒福德作为城市评论家的声望到达顶峰的时代。雅各布斯支持城市的格网状街道网络的标准城市规划方案。反对芒福德倡导的内向封闭式大型街区规划方案。她认为，如果要让城市成为安全可靠的地方，就需要街道，需要在许多街道上有人来人往，从事各种活动。她争辩说，有人活动的街道，才是比较有安全的地方；因为有许多人在观察、瞭望，而在一些死胡同里，以及一些大型社区里，才是容易引来犯罪的地方。雅各布斯还支持城市人口高密度居住，至少比芒福德能够容忍的密度要高得多，说一座城市当中最危险的地方，恰恰是人口密度最低的那些邻里社区。为此，芒福德专门写了《城市癌症的居家疗法》一书驳斥雅各布斯。书中把他们双方的分歧厘定得很清楚，说这分歧远不只限于人口密度和邻里设计问题上的不一致；而是有序与无序之争，是有规矩的、严格按照规划的城市发展与随意性的、偶然性的瞎猫碰死老鼠式的城市发展方法之争。而这些关于秩序和规矩的主题，恰是芒福德十分成熟的城市分析中讨论已久的问题。

芒福德认为，纽约城的前途，应该走一条更加有序，分散式发展的道路：为清楚表达这一思想，他撰写了“回归循环，更新生活” 一文。文中指出，真正的城市规划必定是区域性的规划，在紧接着发表的另一篇论文里，芒福德进一步廓清，区域规划的目标在于促进居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而不仅仅在于变更居住地点。他说，区域规划的实施能够掀起一场运动，促进居民们安居乐业、同舟共济的生活方式，同时还能强化公众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注。

 这些内容，其实就是芒福德第一本著作《理想国的故事》当中最初提倡的主题。他在那本书里倡导一种新的社会哲学，一种忠于规模尺度、均衡和谐、经济富足的社会哲学；而不是去追求无节制的经济繁荣和成就。可见，芒福德从来把精神素养和价值观改进当坐城市发展追求的首要目标。良好的区域规划和城市建筑无疑都是重要的，但是，能不能在人类文明总框架中获得些许有价值的进步，终究还是取决于人类能不能在自身的价值观念上，在心理结构上发生一些根本性的转变。在《理想国》一书中，芒福德宣扬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一种有机方式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模式，这种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基础，在于承认“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这也就是人类每一个个体的直觉所熟知的世界，也就是为科学所证实和描述为完整体验（的世界）”。对此，某些激进主义人士认为，像这样的价值观念的根本变更，只有在革命完成之后才能发生；而芒福德认为，价值观念的改变，其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芒福德倡导以新型的人文主义来整合人类社会，这一主张也就直接给他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论证“区域性考察”的重要性，继而让区域性考察作为城市更新改造重大措施的理论基础。他的这一概念来自其恩师帕特里克·格迪斯，格迪斯要求在制定城市规划之前，必须首先做出城市本身和周围区域情况的彻底调查，要仔细考察该区域的环境和资源特征，包括历史沿革和文化遗存。芒福德强调，这种考察不仅仅是城市规划不可缺少的工具，其本身便是一种提纲挈领的思维形式，也是实践新型人文主义的一个新鲜实例。这样的调查能够把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创造性艺术家集合到一起，组织他们齐心协力为创建新的社会生活服务。

与格迪斯相比较而言，芒福德更突出的贡献在于，他非常强调社会改造和转变过程中创造性艺术家能发挥的巨大作用。芒福德年轻时就非常着迷社会学和文学探索，后来，他给有志有为的知识分子作用定位中，就包含有他自己这两种专业兴趣。格迪斯曾经教导他说，一个很系统化的社会学学科，本身就应该联系于良好社会生活的理想，乃是创造性艺术家的职责。任何通盘的社会改革，其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首先是人类自身内心的重构。因此，有为的艺术家们，应该在这样的社会改革中勇敢负起责任，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于更加均衡的生活方式，对于精神上更加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的具体构想。随后，这样的构想才有可能被编织到区域性调查员的工作计划之中。在此基础上，他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将这些艺术构想转化为形形色色的市政建设项目，再推荐给国家的各个地区和部门。这样，我们可以着手建设的，就不是一个理想世界的乌邦托而是建造一个Eutopia(希腊文的意思是“顶级的地方”)，也就是创造一个尽可能好的地方。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时光中沉淀下来的芒福德虽然没了有青年时的血气方刚，但他依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但在以“未来的抉择”为标题的一文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此时的芒福德对于作为改革工具的社会规划已经有些丧失信心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芒福德已经坚信，人类如今面临的迫切城市问题，大多可以追溯到文明行为的大规模崩坍，社区规章纪律、家庭亲密关系、邻里团结的崩坍。他以其最冷静的，《旧约》全书般的语调警告说，人类城市的解体，很可能就是社会解体的先兆。然而，虽然这些语言当中毫无疑问存在着情绪和要点的逐渐转变，但是说这话却仍然是原来那个芒福德，总喜欢用爱默生的方式，在其第一部著作中就论述道，社会发展方向的变化，取决于首先要有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他在答辩雅各布斯的论文中说，无论是依靠城市规划、建筑，或者以金钱当对策来根治当今城市问题，此举措就仿佛是“敷用自家配制的热膏药，想要治疗癌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