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婚姻完美的一个诀窍，就是请小时工。”这句玩笑话折射了眼下无数中国家庭对家政工的强烈需求。

    2014年发布的《家政服务从业者群体形态观察》显示，在中国，家政服务已经从中上层家庭的自然需求发展为普通家庭的刚性需求。1年后，据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调查，中国城镇的1.9亿户家庭中，约15%的家庭需要家政服务。

    刚需背后，中国的家政服务仍然呈现“小、弱、散”的形态。据北京、西安、武汉、广州等地的调查显示，雇主对家政服务的满意度与家政工对工作的满意度呈现“双低”：“雇主抱怨人难找，保姆喊干太委屈”，双方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

    在《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一书中，作者高欣选择了完全站在家政工这一边，她选取了10多位生活在北京、西安、济南的家政女工，以“口述史”的体例记录她们的人生故事，以此展现这个群体的精神世界，试图获得社会的尊重与理解。在她看来，以女性为主体的家政工群体正在默默支撑当代中国急速的城市化进程。相比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些人更为隐忍、沉默，也因此更易被忽视：“打动我的，不是每一位家政大姐那些或悲伤或温情的往事，而是她们作为女性，在命运面前努力追求独立和自由时所爆发出的那种坚强而隐忍的生命力……这种力量也许无法穿透一切现实障碍，却足以让个体熠熠生辉。”

    在高欣看来，和其他工作不同，家政工这一工种“是一个在私人领域的情感劳动”，而雇主与家政女工的关系，则被她评价为“很微妙”：“说不定那个收费低的大姐跟你们家更合得来呢，所以哪个阿姨更好，其实不好界定。”

地域有别，西安家政女工爱抱团

    时代周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家政女工这个群体？

    高欣：2013年，乐施会想做家政女工的口述史，记录这些人的生活，邀请我参加。我对此挺感兴趣的，就接下了这个题。一开始我对主题比较模糊。这些家政工人，每一个都有跟其他人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对工作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位朋友当时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她说，这些大姐们都是在同时支撑着两个家庭，一个是她自己家，一个是雇主家。如果她不支撑，两个家庭就都有垮掉的危险。这句话让我的感触特别大。一方面，从她们自己家庭的角度来看，上有老下有小；另一方面，你能看到家政工群体对社会尤其是对城市的贡献，她们和那些工厂里的女工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进城务工的姑娘们一开始到城市会选择去工厂，到了一定的年纪，工厂做不下去了，仍然留在城市的那些人可能就到建筑工地做女工。等到年纪再大一点，为了谋生，门槛更低的家政工是一个选择。

    时代周报：你采访的家政女工生活在北京、济南、西安这三个城市，不同城市的家政业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吗？

    高欣：北京、济南、西安三个地方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三地情况挺不一样。

    在北京，家政工来自全国各地，这跟广州、深圳、上海的情况相似。她们的个性化比较重，独立性都很高。

    济南是另外一种情况。离济南市区不远的大涧沟村是一个家政村，整个村是被家政行业带动的。在济南，家政行业更多是带着一些乡土中国的感觉。那些大姐们做家政，主要是为了养家，其中有些大姐家境还不错。她们进城务工，但跟城市的联系没有北京的家政女工这么紧密。比如我采访的一位山西大姐，她在北京做家政，平时是回不了家的，必须靠工作在这个城市维持生活。但在济南，家政女工们往往离自己家很近，会有一个地域上的心理依靠。

    西安就更是这样了。在西安，很大一部分家政女工是当年的下岗女工。她们不是进城务工，这些家政工人具有很强的时代基因，很容易抱团，也很团结，彼此之间会相互扶持。比如某个大姐家里的墙倒了，所有人都会去帮忙。我在西安采访的大姐，大部分都加入了西安家政工会。我感觉她们更能把家政当作自己的一份事业来做，就像当年在工厂里那样。

    时代周报：家政工被认为是流动性很强的职业，在不同的城市，流动性的强度有无不同？

    高欣：对，家政工的流动性其实和城市及地区有关。

    济南的流动性很低，大姐们在大涧沟村有自己的家需要照顾，所以不可能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大涧沟村有公交车直达济南，很方便，所以即便是稍微远一点的青岛或者是山东省内的其他城市，她们也都会抗拒。西安差不多也是同理。这些大姐们觉得家政就是一份工作，还有工会可以去，她们的流动性也不大。到了一定年纪、身体不大好了，她们会选择转去做培训或者少接一些活。相比之下，北京家政工的流动性比较大，但在北京打工的大姐很多喜欢住家，因为可以节省房租。而在济南做家政的大姐，因为必须每天回家，因此只能做钟点工。

立法滞后，“情感劳动”难界定

    时代周报：2015年底，广州“毒保姆”何天带案震惊全国，但在你的书中，我们只看到了家政工这方的讲述，对广大雇主来说，现在请到一个好保姆仿佛成了一件纯粹靠运气的事。你怎么看待双方对彼此认识的落差？

    高欣：有关家政工的安全事件，我没有见到过统计数据。每年究竟有多少起类似案件发生？这些案件是有组织还是无组织？宏观层面的数据都缺乏。我感觉还是需要加强行业规范，尤其是家政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另外，家政公司也应当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仅仅把何天带事件当成个案来看。

    时代周报：中国家政业面临市场混乱、监管缺失的窘境，中国至今尚未启动家政行业的立法程序。相关法律制度迟迟未建立的原因是什么？

    高欣：我不太倾向于从制度、框架层面上分析家政立法滞后的原因。我感觉，家政业统一立法比较难出来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情感劳动，而且是在私人领域的情感劳动—一旦涉及情感，事情就变得很难界定。有人曾说“家政工人、公司、雇主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抛开中介公司不说，在相处过程中，雇主和家政工可能都会付出一定的情感。如果处不好的话，双方都会觉得委屈。

    有时候，说不定收费低的大姐跟你们家更合得来，所以哪个阿姨更好，其实不好界定。也有些雇主可能是把大姐当自己人，说话不太小心，但实际上大姐们的心里都是有防备的。所以雇主和家政女工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但家政业的确有些地方亟须规范，可以考虑先规范一些框架性的东西，比如资格认证，比如收费标准。现在家政女工里最火的是月嫂，收费从6000元到3万元不等，那花1万元请的月嫂和花2万元请的月嫂，她们的服务差别究竟在哪里？一旦价格规范不够明确，雇主就难免有些“冷暖自知”的感觉。

    时代周报：从横向比较，其实每个地区的家政业都会面临“情感劳动”这个问题，但在香港，菲佣群体受到的法律保护是比较大的。

    高欣：香港的菲佣群体也存在歧视，否则菲佣不会花那么多年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这种转变首先是理念的转变。我比较看重的是这个行业怎么去推动相互的尊重，或者起码是行业里的相互尊重。

    现在很多人包括我的同龄人，好多还是把阿姨叫成保姆或者“干活的”。与此同时，一些家政工人出来工作时也是带着一种自卑或者“我家里缺钱，才给你们干活”的想法。双方的心态都需要调整。如果家政行业想被当成一个正规的朝阳产业来推动、规范、培养，这种不平等的观念就是阻碍。

    在这一点上，西安的家政工表现得很好。她们把这个工作当成一份职业，她们去雇主家是带着技能的。你们给我发工资，我会尊重你们的要求，但也请你们一定要尊重我的技能。双方在心态上是平等的。西安的家政女工强调不同，不强调高下。

朝阳产业急需身份认同

    时代周报：2015年相关数据显示，北京的600多万户家庭中至少有200万户需要家政服务，北京家政服务员缺口达150万人，近五年来，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家政服务人员的平均薪酬上涨了100%。你如何看待这一行业的飞速发展？

    高欣：2012年，一些家政从业者告诉我，他们正在争取一个星期休两天。现在，很多地方的家政工已经实现了双休。这个行业这几年发展很快，有朝阳产业的感觉。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不可能完全只靠家人就能搞定家里所有的事情。现在还出现了大量的居家养老问题，所以家政工会变成刚需。现在一些县城包括镇上都有家政公司了。

    时代周报：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这几十年家政行业经历的较大变化是什么？

    高欣：我个人比较强烈的感受是身份认同的变化。我曾采访的一位西安的大姐，下岗后就做家政，现在已经转做培训老师了。一开始做家政的时候，家里人都不同意，觉得这份工作很丢人，尤其是她爸爸，以前是大学老师，好多年里都不承认女儿的职业。她自己死扛，非常努力，把这份工作当事业来做，但凡跟家政有关的培训都去参加，包括学习早教。后来国家将育婴师和家政服务员都列入正规的职业，她拿自己的“《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资格初级证书”给她爸爸看，她爸特别高兴。身份认同对家政工人尤其重要。身份被认同后，紧接而来的是工作被尊重，你这个人被尊重。相对的，雇主的态度、你的待遇、心情乃至整个行业，都会往好的方向转变。

    时代周报：现在月嫂是家政工里收入较高的，也更为专业。北京家政服务协会曾将家政服务项目细分为9类83项，就此发展下去，从业者的细分和专业化会不会成为趋势？

    高欣：我比较认同这个说法。在北京，现在护工这一块已经开始慢慢出现细分的趋势，疗养院养老、居家养老都正在推行。一方面，市场需求足够大的话，必然会产生细分，因为需求会更专业。另一方面，这个选择是双向的。随着家政工人越来越多，大家的从业经验越来越丰富，也肯定会慢慢总结出来自己比较擅长做哪一块、喜欢做哪一块，有一个自主选择的过程，但目前，大部分家政女工还是在心里没有太多概念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家政业的。

    《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作者简介：高欣，媒体从业者。具有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专业背景，长期关注社会民生，曾撰写有关家政工人、建筑女工、罕见病病人、外籍新娘等社会群体的独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