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外语系；1973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78年到1980年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外交官，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任职。1986年奉调回国，先后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经贸部国际联络司司长。1993年调入外经贸部，任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1997—2002年任外经贸部党组成员、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级），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2002年-2003年初担任外经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2003年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2010年4月—卸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改任咨询委员会委员。

    龙永图是一个符号。在国人心中，他就是WTO的代名词。入世谈判中，他的口若悬河、针锋相对至今让人印象深刻。也从那时起，因为“言之有物、快人快语”，龙永图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日前在接受《城市化》杂志专访时，他紧紧围绕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国际性的视野阐释了自己对于城市化、农民工、中国制造业发展、房地产调控等热点话题的看法，其鲜明、犀利的观点、睿智而又不乏前瞻性的判断再次让人领略到这位“入世叩关人”的风采。

农民工中有中国经济发展最需要的蓝领工人

    “城市发展的动力来自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城市就会成为‘鬼城’、‘空城’。”因而，龙永图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基本动力，一个是工业化，一个是城市化。但要达到一些发达国家现有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将持续40—60年。

    他的理由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城市化率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标志。譬如盛唐时代，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22%，清末只有7%。1949—1978年，30年间城市化率从10%提高到17.9%。但到了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47.6%。对于中国城市化率近30个百分点的提高，在几十年时间里走完了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的城市化发展之路，龙永图评价说“这是个经济奇迹，无疑受人尊重”。不过，对比美国等西方国家90%左右的城市化率，我国城市化率以目前每年提高一两个百分点来计算，他做出判断“中国起码还要做40年相当艰苦的努力”。

    “另外，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人口的大迁移，美国英国欧洲都如此，那么，中国也不会例外。”他举例说，改革开放至今，珠三角长三角吸引了内地近2亿农民工的迁移。同时这也让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使转移出来的一部分农民真正在城市住下来成为城市的居民。

    “在农民工在进城的很多问题上存在岐视是个老问题。”龙永图直言，如果不消除对农民工进城的歧视，不把农民工真正变成城市居民，而是长期当作流动人口，那我们的城市化就不是实实在在的城市化，而是虚假的、带水分的城市化，而这样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也会造成不稳定因素。

    他解释说，“农民工当中有中国经济发展最需要的蓝领工人。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如果蓝领工人、技术工人流失掉，城市经济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像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长期持续，就是有一批一流的蓝领工人。我们的城市不仅要给他们盖房子，还要给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只有这样，城市才会稳定，经济才会协调发展。否则，就是坐在火山口上。”他不无惋惜地说：“现在最需要解决的也是最难的协调，就是工人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协调。”

    龙永图还指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发展的速度太快，民众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同步提高，出现了硬实力与软实力脱节的现象。有些先富起来的人掌握着巨大的物质财富，占有优质的社会资源，但其素质和能力却不足以支配那么多财富。并且现在出现的一些炫富现象也给中国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他说，低素质暴发户到了国外，人家会把他们当成中国人的代表，以偏概全地以为中国人都是傲慢狂妄、不知深浅的暴发户。我们的某些官员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以为中国已经很有钱了，于是待人接物咄咄逼人，目空一切。

    “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国民综合素质问题。不亢不卑，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这才是当下迫切需要的人格。目前中国人均GDP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还有诸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需要的是紧迫感和危机感，而不应急于张狂和炫耀。越发展，越有钱，就应该越谦虚，越有教养。”

    “我们一些官员和大老板要考虑怎么从‘神位’上走下来，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们这个民族要静下来想一想，经济发展之后，如何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国家。只有每个人都能享有尊严，都能体面地劳动，体面地生活，只有内部凝聚力、对外亲和力的同步加强，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受人尊重的大国。”

发展制造业符合我国城市化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总规模已位居全球前位。虽然在国际上叫得响的中国牌子还不多，但中国制造的确是中国经济最响亮的品牌。从服装、鞋帽，到笔记本电脑、手机，中国制造成了价廉物美的代名词。然而，在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汇率上升、银行利率上调、出口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中国的制造业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不应该再做“世界工厂”、中国应该放弃制造业等等说法也甚嚣尘上。

    多年来一直为中国制造业鼓与呼的龙永图表示：“中国不应该因为被称为世界工厂而感到羞愧。如果我们真要放弃制造业，包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犯下历史性错误。”他甚至认为，中国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强项，丢掉了制造业，就是自废武功。

    龙永图分析说，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当中，走了多年对外开放的路子，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其中70%都流向了制造业。有些人现在开始抱怨，说我们引进了外资，但始终在做苦力，总是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中国现在不应该再做衬衫、鞋帽。“但我认为恰恰相反，中国至少还要再做20年衬衫。”　

    中国在很多领域是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这是事实，这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有关。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这样的阶段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委屈。龙永图说，中国现在最大的相对优势就是劳动力，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继续发展制造业，不应满足处在产业链低端的地位。但是，不从产业链的低端开始做起，就不会走到产业链的高端。

    另外，一个国家只有使自己的经济和实体经济保持相对结构平衡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健康发展。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中国外贸出口曾大幅下降，但几个月后，正是家电产业、服装产业、鞋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撑了中国外贸出口的恢复。整个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当中的强项，这个趋势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他认为美国的反思值得我们借鉴：在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7800多亿经济振兴计划的时候，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重新振兴我们的制造业，我们要降低金融业在整个经济当中的比重，我们要把美国的经济建立在岩石上，而不是建立在沙滩上，为此我们必须发展包括中低端制造业在内的制造业。这对美国和全球的经济决策者都是一个重要的启示。龙永图说：“中国要成为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既然美国还要重振制造业难道我们现在就放弃制造业吗？”

    龙永图还表示，中国大力发展制造业，也是我国目前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对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所决定的。他说，加工制造业为中国经济发展获取了第一桶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以快速推进。我们很多的加工贸易业，虽然只拿到5％至10％较少的加工费，但是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为几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对中国有非常大的贡献。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需要推进城乡均衡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可以说，解决就业问题始终是一切政策的首选目标，也是中国维持稳定发展的根基。

    对于美的电器一个企业就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机会，间接创造了50多万个就业机会，苏宁也创造了10多万个就业机会，龙永图称赞“这些都是不得了的成就”。并呼吁，政府应考虑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倾斜。“过去讲利润大户，现在应该倡导就业大户，对提供就业多的企业应该给予一些免税优惠。如果政策上不给予这些成本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的企业倾斜，势必造成很多企业主丢掉制造业，因为他们不可能凭他们的道德或对制造业的热爱来坚守，利润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引诱。”龙永图提醒，如果不在这方面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可能会重蹈美国金融危机的覆辙。

    对于近年来频频提起的“转型升级”，龙永图的看法是，“转型升级”并不是要将传统产业丢掉，而是要将传统行业做精、做到极致。凡是与人们刚性需求相联系的产业永远是朝阳产业，所以我们的传统产业永远是朝阳产业。“我记得2009年1月份，当整个中国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20%以上的时候，纺织、鞋、袜、箱包依然处在上升的势头，因为全球对于中国传统产业的需求是刚性的，不可能因为金融危机而产生变化。”

用发展公共交通的观念解决住房问题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对于房地产的争议也愈演愈烈。但在龙永图看来，有一条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中国城市化大发展背景下，房地产是推动中国经济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就像房地产和汽车业推动美国发展几十年，成为美国经济最重要的两个引擎一样。可以说，房地产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比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很快走了出来，一定程度得益于房地产业的发展。改革单位分房制度，打造出中国新兴的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六七万家房地产企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外，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大大增加，促进了基础设施的改善，很多社会事业、福利事业也发展起来。应该说，房地产业对政府的财政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房地产业的重大贡献。”

    肯定成绩不代表没问题。龙永图直言，上世纪90年代末的那次住房改革就有失公平，没有采用渐进的方法，而是一下子采取了市场化。“1999年前的可以分房子；1999年后，同样也是大学生，工资才几百元一千元，就要买房子，这不公平。”

    谈到现在的高房价，龙永图认为症结主要是在土地供应上，在建设保障性住房方面，政府做得不够。“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以后，相当一部分老百姓买不起房子，那时候就应该发展廉租房、公租房、保障性住房来解决。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另一个层面上，宏观经济政策是对市场规律的反应，过多刻意的行政性干预往往适得其反。我的观点是：不要干预房价，让房价由市场供求关系解决。但是，政府必须在提供廉租房、保障房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针对当下，他建议形成一种住房体制的新格局，即2/3的住房需求由政府提供，1/3的由开发商解决，而开发商提供的这一块，“房价由市场来定，税收给政府”。他表示，现在已经到了政府必须“痛下决心”提供2/3住房的时候了，因为政府现在有钱，应该给老百姓办点实事，否则房价问题就解决不了。

    就重庆等城市开征房产税抑制房价的做法，龙永图持支持态度：“抑制房价总得要有试点做，不能说了半天抑制房价，什么政策措施也没有。试点房产税就是要对高涨的房地产起到威慑作用。但试水房产税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并且明确，房产税只针对商品房征收，所有保障房体系都免征房产税，要有这样一个大的方向。而且在试点的过程中要逐步完善。”他提醒“认为出征一个房产税政策就可以抑制房价上涨是不现实的”。“房价涨了那么多年，想靠一两项政策来解决是不可能的，也是一种幻想。真正把房价抑制住，不是一两年的问题，大家要有耐心和时间。”

    至于房价何时才能得到抑制，龙永图认为有两条：首先政府要加大建设保障房的速度，同时建立稳定的、安全的租房体制。通过建立由政府或半政府机构出面管理的租房体制，使租房人感到安全，而且能够提供非常可靠的物业服务，这也将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非常好的契机，会解决很多就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的话，我们的房价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其次民众要改变住房观念。“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房子。我直到58岁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此前40多年里一直是租房住。如果这个观念不解决，像社会上讲的丈母娘不见房不嫁女，很多人都要被逼到市场上去，那我们中国的住房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他表示，中国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房改以后建立中国保障房体制的问题。“现在有人提第二次房改，我还是比较赞成的，第一次房改我认为方向是正确的，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住房这个民生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个社会要出很大问题。我认为要用发展公共交通的观念来解决住房问题。很少人关心宝马、奔驰涨多少，涨到200万一辆、300万一辆，老百姓也不管，因为有公共交通，可以选择地铁、公交，甚至骑自行车。现在住房问题好比地铁、公交线路太少，这才是问题所在。”

    在土地供应上，龙永图认为，交通便利、位置好的地段建高档房是不对的，要留下来给普通老百姓盖房，高档房应该建到郊区去，富人有钱，可以坐奔驰宝马去住房。另外，要考虑怎样把农民闲置的宅基地换成进城的“粮票”，让他们有能力在城市买得起、租得起房子，在城市永久地居住下来，而不是将辛苦钱在农村建新房，大部分时间却住在城里的地下室。“我觉得是真正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