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质量是一个广义的范畴，不但包括城镇、空间、环境的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和社会层面，牵涉到人与自然、环境和资源利用关系的价值取向等等。中国未来20—30年最重要的发展动力是城市化，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城市的发展方式也要转变。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小城镇）快速聚集所带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扩散、社会保障制度不平衡、社会治理结构滞后等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半城市化”难题，正是城市化发展质量问题的集中表现。

     （一）城市快速扩张、粗放发展不同程度地侵害了农民利益

      一是农村资源要素不断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向尚未扭转，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不断加大，本世纪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年大约1000元的绝对差持续扩大，2010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已经扩大到了3.33:1，西部地区城乡差距更为突出。二是一些地方盲目推动城市化，违反规划、违背民意、强制拆迁、强制撤村，严重侵害老百姓利益，不断引发群体性事件冲突。部分城市推进城市化的冲动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千方百计把农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一些农民“被上楼”，一些村庄成建制地变为城镇，违法拆迁、暴力拆迁，严重损害农民利益。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占财政收入比重达32.53%；5年来，全国共批准新增建设用地3300多万亩，农民直接得到的土地出让收入收益偏低（很遗憾找不到补偿农民土地收益的相关数据），难以解决长期稳定的发展需求。三是部分地区城乡发展矛盾突出，官民争利、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如，2011年8月，有「中国最美乡村」之称的江西婺源，多条乡村因不满旅游收益分配不均，江湾、汪口及李坑等著名景点上月起陆续被村民关闭，封路拒绝游客进入。事件引起大批购买了套票（包含所有景点门票）的游客不满，官方到场处理时，引发群体事件，村民围殴多名官员。

      重庆工商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易忠说，有“两把剪刀”损害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一是通过强制性的征地拆迁，以非市场价格的补偿，从被征地农民那里转移财富，在城乡之间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二是通过住房所有者以住房产权不断吸附社会增值财富，导致有房者愈富，无房者愈穷，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二）城市粗放发展加剧了资源环境冲突

      一是城市化人口增长得快，城镇土地面积、城区面积增长得更快。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城市建成区的面积以5%的速度增长。像这种快速扩张，有人把它称之为“土地的城市化” 。因为土地城市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形成，我国人口的城市化速度还赶不上土地的城市化速度。由于开发过多，占用过多，造成了不仅是土地的浪费，还有地上资源的浪费。二是城市发展资源消耗高，节能减排转型创新发展任务艰巨。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大，2009年达到了31亿吨标准煤，位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主要用能单位能耗比国外高出10%—40%，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普遍存在节能技术水平低、能耗水平高的现象。这种“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水平，影响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三是部分城市建设脱离发展实际，亮化工程、美化工程、大广场等，引起市民不满。如，华南某市近年来常出现阶段性的用电紧张，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钢铁、水泥、电解铝等8大行业及陶瓷、漂染等高耗能企业，都被安排错峰用电，部分企业还启动轮休制度，以缓解用电的紧张。而此时政府的相关部门却提出，拟花费1.5亿元对沿江两岸的光亮工程进行升级改造，当时统一建成的光亮工程大约每小时消耗电费已经达到5万元。

     （三）“半城市化”让农民转化为市民艰难，发展进程中的族群冲突出现

      城市化的真正标志是进城农民有充分的就业和完全的市民权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增长只有30%。

       2007年以来，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中国城市化率白皮书）研究成果表明，白皮书按城镇非农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计算出的城市化率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按全国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计算出的数据相比，2006—2009年两者之差分别为11.37、11.97、12.4和12.83个百分点，每年涉及人口基本上在1.60亿人左右，并呈递增趋势！这部分数据显示的人口，恰恰是没有真正城市化，而 “被城市化”的农民工。有学者把这种城市化称作“半城市化”、“浅城市化” 。这部分农民工相当部分还没有在城镇站住脚，他们缺乏稳定的就业和城镇固定的居所。即使一些已经长期生活在城镇的农村户籍的居民，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难以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与社会保障，成为被边缘化的、被“城市化”的居民。如，深圳为确保大运会安全先后采取的清理8万“治安高危人员”，不准农民工5月1日—9月30日上访讨薪，拆除这些人赖以就业的便民措施。

      如，来到城市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民工们，把在乡村社会中建立的社会关系大都抛在了家乡。调查显示，他们中有32％没有城里朋友，有56％的人认为自己有少数一些，而他们所说的这些“城里朋友”不外乎是常年在城里打工的非同乡工友，或是包工头。“孤单”的建筑工人们在城里的生活面临着诸多困难：找工作难，工资太低、被拖欠，住所不稳定、生活条件差，消费水平高、难以承受……他们同时承载着精神上的压力：在城里“没有安全感”，“缺乏亲人、常感到孤独寂寞”。他们来到了城市，期望能找到归属感，然而，他们却徘徊在城市边缘。 

          2011年6月，广东省潮州市古巷镇，一名来自四川的工人因讨薪反而被老板苏某砍断手脚筋，从而引发的数千名四川务工人员与当地人员及政府的冲突事件，最终四川务工者大批撤离潮州，潮州本地近半企业停工，两败俱伤。城市土著与外来人员之间的文化差异，背景差异，心理差异，社会待遇差异等造成两类群体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目前，已经成为城市化发展不能回避的重要社会问题。

     （四）城镇发展失衡，城市病不断加剧

      一是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不平衡加剧。有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而我国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吸纳农民进城进镇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其后果是城镇发展机会不平等，人们更愿意到大城市发展，导致小城镇发展困难，又加剧了大城市人口拥挤。二是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功能过于向心聚核式发展，城市建设密度越来越高，城市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城市与周边地区城镇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网络化城镇群发展模式实现困难。三是城市民生问题解决难度不断加大。城镇发展重工业项目，忽视一般就业岗位的创立，一些城市为了城市美化，苛求整治流动就业，导致城市弱势群体和进城农民就业难。在经济收入分配中一次分配比例偏低，城市部分职工家庭生活十分拮据。近几年大城市和相当部分的二、三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脱离了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能力，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稳定。四是大城市病不断加重，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城市安全受到威胁。城市机动车保有数量快速增长，城市机动车停车难，路权冲突持续加大，行人安全受到威胁。浙江省近三分之二的县城和小城市出现了堵车拥塞现象。2010年5月7日，一场暴雨让广州35个地下车库变“水库”，5月8日，12个小时之内，广州降雨量超过213毫米，市中心城区严重内涝，内涝点达到118个，其中89处为新增内涝点，44处严重水浸。全市共有87个镇（街）受淹，38间房屋倒塌。2011年6月18日武汉大雨导致全城内涝。2011年6月23日下午，首都北京一场强降水，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内涝积水，一些主要道路基本中断，地铁站渗水险些被淹。五是城市发展的软硬件失衡。大城市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外差距缩小，但在城镇管理方面、社会、文化、教育方面却有不小的差距。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文化设施缺乏。城镇发展失衡、城市功能不健全，不仅会形成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更重要的是难以实现城市化所要求的、所希望的城市生活目标，带来群众城市生活的满意度、幸福感下降。

     （五）现行城市管理体制变革滞后

      体制缺陷，制约了城市化质量的提升。以东莞的长安镇为例，该镇现有总人口为74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95%，GDP为176.4亿元，超过海南省三亚市这样的地级城市，但仍然沿用农村形式小城镇的管理体制。按这种体制管理所配置的教育、治安、医疗、环保等各种社会基础设施显得极为不足。现行城市管理体制往往引发事权与财权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匹配，难以满足吸纳大量外来人口城市的实际需求。不少地方城乡统筹工作不落实，对农村地区拿得多给予的少，一些农村地区规划建设管理缺失，农村地区违规占地违规建设尚未完全制止，留守儿童教育教养依然令世人关注。

      目前，城市化依然强调政府去“抓”，而没有真正依靠市场来“化”。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不断推高农民进城的成本，甚至以基本建设的模式推进，带来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这些债务资金的投入，加快了地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及轨道交通、道路桥梁等市政项目建设，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促进了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有利于为“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后劲。但如果处理不当，这些地方债务最终有可能表现为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给我国金融稳定与安全带来巨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