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顾晴 公孙好  报道）总结借鉴国内外先进典型案例的经验，汲取国内外失败警示案例的教训，一直是城市化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工程的主要内容。第十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揭晓的“2018年中国城市化典型案例”，受到学者们的高度评价。他们分别是：城区平衡发展的实践与理论——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二十年根植农村圆梦乡村振兴，“超级社区”——农村（原产地）电商的社区级城市解决方案，北京天福园农庄：复兴中华农耕的乡村实践，青田——中华文明复兴的乡村现场。

　　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胡存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秉仁，为获奖案例颁奖（下图）。

　　李秉仁说：案例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不同在于，案例很“具体”，拥有比“抽象”丰富得多的信息，它揭示了真实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独特方法，具有参考价值。城市化典型案例是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宝贵的信息。2009年，城市化委员会启动案例库建设，主要关注国内外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案例，通过收集、整理、分类汇编，目前已经收录汇编70多个案例，成为中国城市化领域交流、总结、借鉴经验，提供警示、汲取失败教训的重要内容与模式。

　　十年来，城市化委员会投入巨大精力，通过案例库建设，并在每年一度的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从全国遴选出最具时代特点和普遍性的案例，通过“行家讲案例，专家点评”的方式深入探讨，已成为城市化委员会城市化研究的一大特色。2018年，由城市化委员会主任金德钧主编、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的《城市化典型案例》一书在北京首发，书中精选的案例，大多是自下而上的实践，是民间智慧的展现，更是理论、实践的大胆改革与探索。

　　依托城市化委员会这一综合性平台，结合年度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工程重点关注、深入基层考察调研的典型案例，以及城市领导者、企业决策者、项目执行者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富有创造意义的解决问题的特殊方法、有益经验或失败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2011年推出的《广东省顺德北滘工业设计之都与魅力小镇的转型升级之路》典型案例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肯定；2011年推出的《山东省德州市和谐城市化“两区同建”的实践探索》典型案例受到李克强总理的高度关注，他先后4次考察德州；2015年推出的《湖南长沙板仓小镇：市民下乡的大胆试验》典型案例，以及2016年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编著、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就是创造——一个县域改革发展的全息样本》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上海长宁区：

城区平衡发展的实践与理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朱建江，曾从政三十余年，历任长宁区发改委党组书记、崇明县副县长、嘉定区副区长等职。他25年前主持编制的长宁区发展规划，至今不过时。朱建江在城市化国际峰会现场介绍上海老城区长宁区平衡发展的实践(下图)。

　　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党国英，山东师范大学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程道平，中国和文化研究机构主席、前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项目首席专家尼古拉·彼得森，现场与案例报告人互动交流（下图）。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长宁区还是一个极度不平衡发展的地区。当时经济发展是上海10个中心城区的倒数，城区中东中西和南北发展差距都很大。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推动下，1993年长宁区制定了《长宁区总体规划》，明确了区域主导功能定位和建设目标，将涉外经贸作为区域发展的主导功能，其他功能发展都要与涉外经贸主导功能发展形成互相配合的有效结构。以区域环境人口容量为基准，确定了长宁区的人口规模及实施机制，1993年初，长宁总体规划起草小组，根据长宁区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环境承载能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提出“到2020年长宁的人口密度必须控制在65~70万之间（最后确定为70万人），并以此来规划居民居住用地规模和建筑空间容量”。有了人口规模的有效控制机制，从而使长宁在推进区域内容平衡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经济发展用地（包括商业金融业用地、商住混合用地中的商业金融业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占总用地22.64%和公共设施配套建设用地（包括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绿化用地、公共服务用地）占总用地50.57%。从而实现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多内容平衡发展。此外，还确立了面向长三角的点线面布局，着眼区域内东中西南北平衡发展的点线面布局和居住社区的点线面布局。

　　经过近四个五年计划的努力，自上世纪未开始，长宁区的区级财政收入己位于上海各中心城区前列，至今仍位于上海中心城区前三位；1993年确定的区域规划人口70万人，至今为69.11万人；城区内东中西南北差距早已消失，近20里长的长宁区，区内各地房价基本一样。整个区域实现了从不平衡到平衡发展，是上海中心城区平衡发展的典范。

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

二十年根植农村，圆梦乡村振兴

　　来自黄河岸边鹳雀楼下的郑冰，在峰会上介绍了她20年来扎根山西永济农村、发展蒲韩种值专业合作社的案例(见下图)。

　　住建部原总工程师、城市化委员会主任金德钧(下图中间)，城市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促进会主席赖文鑫（下图左一），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山西太原知名记者黄海波现场点评了蒲韩案例。

　　二十年来，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简称联合社）源于农技培训、启于广场舞、发轫于“服务教育再服务”，联合蒲州、韩阳两个乡镇43个自然村，形成了5个专业合作社，拥有3800多户社员。

　　自1998年的农业技术培训开始，联合社在永济市妇联的帮助下，成立了寨子村科技中心和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在为农户后续的培训中又增添丰富的妇女文化活动，在活动中又开始尝试经济合作。2007年国家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探索近十年的郑冰及其团队以培训了多年的当地农户为群众基础，率先发起，在蒲州镇及韩阳镇范围内成立了28家专业合作社。2012年9月联合蒲州、韩阳两个乡镇43个自然村5个专业合作社在永济市工商局注册为“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最终发展成为一家跨两个乡镇的互助性经济合作组织。

　　历经二十年的艰苦探索，如今蒲韩联合社以“服务教育再服务”为宗旨，坚持“真实生活品质提升第一，经济互助第二”的理念，深入社员的生产生活，围绕社员生产经营和生活需求，提供统购统销、生态生产、信用互助、老人养老、儿童教育、手工艺传承等全方位的综合服务。如今，联合社的18名辅导员，每人每天奔走于180—200户社员的田头地尾，在家长里短之间掌握了联合社每一户社员的基本状况、生活需求，为社员提供服务。

　　联合社的“服务教育再服务”模式涵盖了生态生产合作、日常生活与文化服务、资金互助等领域。形成了基于熟人社会的乡村治理载体，积极探索出兼并社会文化与经济相结合的乡村综合组织架构，着力提高农民素质培养与合作精神，积极建设美丽乡村，吸引返乡创业就业。

 “超级社区”：

农村（原产地）电商的社区级城市解决方案

　　超级社区CEO于何，在峰会上介绍了“超级社区”——农村（原产地）电商的社区级城市解决方案（下图）。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韩林飞（下图右二），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刘建宏（下图右三），中轻国融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华彬，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商业不动产专委会常务副主任、海勃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念强(下图左一)结合他们自身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造诣，对“超级社区”案例进行了点评。

　　“超级社区”是什么？为什么要成立“超级社区”？知名三农专家于建嵘教授根据前沿社会组织理论，创立了“规则明确、架构清晰”的社区创业平台，力求通过创新组织模式来做农村电商，用互联网来解决农产品销售的痛点。希望走通一个模式，然后把它复制出去，不仅解决更多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城市化带来的一些问题。 

　　“超级社区”是一个“基于社区的社交化电商平台”，其核心理念是帮助本地人提供本地化的生活服务，同时为“社长”提供一个创业平台。整体构架分为总部（平台公司）、大区（城市合伙人）、社区（社长）三级。社区（社长）负责本社区运营，发展建立社群关系，做好周边商家和用户的服务。

　　“在云南有我们家的茶园，在山西有我们家的小米地，在贵州有我们家的酒厂，在山东有我们家的果林……当地的农民兄弟会按照我的需求种植加工，然后定期把这些产品送到我家。”这是“超级社区”想要打造的生活场景。“超级社区”项目并不是传统意义的电商平台，而是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不仅仅出售商品，更注重传播社区文化。“超级社区”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所有社区创业者都扎根于本社区，在保障社区服务参与各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提升社会经济质量、增进社会信任、促进社区创业、满足消费者需求。

　　“超级社区”项目2015年创立，目前已经铺到了全国6000个社区，提供商品的种类有3000种，已经有了十几万产生过交易的用户，能够影响到的用户更是达到了几百万。“超级社区”实现了盈利，一些收入比较好的“社长”已能够达到月收入万元，同时也帮助农民兄弟实现了创收。

　　通过社区实现有组织化消费和定制生活模式，首先解决了农村经济规模盲目生产的问题，再也不怕丰产伤农了；其次解决了食品安全大背景下的不信任问题，每一件产品都可以追溯源头，甚至具体到生产者。居民通过“超级社区”平台，实现了“生活物品自主定制、社区管理个体参与、社区成员互信互通”。

北京天福园农庄：

复兴中华农耕的乡村实践

　　天福园农庄庄主张志敏登台分享了天福园的案例（见下图）。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修实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凤玲，深圳市中华三农慈善基金会阎迎春，来自宝岛台湾的公益组织——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广东地区领队江智超，中关村不动产商会会长、春晖兴业集团董事长杨建平对天福园案例进行现场点评。

　　张志敏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国际贸易20年，主要做农产品出口。上世纪90年代，她透过食物安全问题看到了三农问题和中华农耕传承危机、看到了从西方传入的化学农业对生态和意识形态的破坏，产生复兴中华农耕文明的使命感。2001年，她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在北京市房山区江村承包150亩地，开始农耕实践。她为这块土地注册了一个名称：天福园。

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给天福园庄主张志敏颁发“2018年中国城市化典型案例”牌匾

　　十八年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生活在农田，白天劳作放牧，夜晚读书写作，整理、研究和探索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精髓，形成“尊重自然，与自然合作，自律地生活”的知识农人思想。她的实践包括：利用自然降水安排农事；不用化肥，打破土壤千年耕种必然老化的神话；保护野草，治愈土地“再生障碍性贫血”；不用农药？，恢复生态系统功能；让农庄构建可持续的生活；城乡携手走出一条新农民之路。

　　经过十几年的辛勤耕耘和精心养护，天福园农庄成长为“生物多样性农庄”，土地肥沃，充满生机，满地蚯蚓粪，恢复野生草类上百种；草丛中生存着各种昆虫和一些野生动物；树林里百鸟欢歌、牛羊自由快乐地吃草；各种果树十多年不施肥、不打药、不浇水，果实美味无以伦比。一个生物多样性农庄就是一个聚宝盆，不仅有可持续生活，还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自1992年联合国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各国纷纷建立自然生态保护区，通常自然生态保护区地处偏远地区。张志敏在北京、距天安门约50公里的地方、依据中国传统农耕方法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恢复生物多样性”的典范。

　　在中华农耕文明的滋养中实践农耕十几年，张志敏给农业下了新定义：农业是人类生活；农业是人与自然合作管理生命的艺术，是用生命欣赏的生命艺术。她认为农田的天职是养育民族，农民的天职是养育民族，政府的天职是养育民族。天职三位一体，和谐统一，国泰民安。她的实践将激励有知识的城乡热血青年怀着复兴农耕的梦想投身乡村振兴。

青田：

中华文明复兴的乡村现场

　　岭南乡村建设研究院、榕树头村居保育公益基金理事陈碧云，在第十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介绍了榕树头村居保育案例。

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给荣获“2018年中国城市化典型案例”的青田村代表陈碧云授牌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规划研究所所长蔡立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执行所长曾真、香港城市设计学会副会长百瑞·威尔逊对青田案例进行了点评。

蔡立力、金元浦等学者现场点评青田案例

　　青田位于广东顺德杏坛镇龙潭村，面积690亩，全村共163户、722名村民。这里在强势的工业化冲击和城市化裹挟中幸免于难。青田呈现出特殊的地域风貌和独有的乡村形态，传统线索清晰可见，历史遗存有迹可循。它既是岭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展现出水乡特有的独特魅力。既保留了完整的村落物质形态，也延续了鲜活的生活现场，呈现了完整的乡村形态与文明秩序。

　　顺德区榕树头村居保育公益基金会是顺德首个在民间发起的乡村振兴公益组织。2017年3月19日，在榕树头基金会成立周年之际，由乡建著名专家携当地村民、社会精英、志愿者，在广东顺德青田村联合倡议：设立“中国乡村文化活动日”，并将“3.19”诠释为：“3”股力量——当地村民、精英（政府、基金会等）、志愿者（院校师生、艺术家、学者），借助“1”个载体——传统乡村文明复兴，探索“9”个方向——《青田范式9条》，形成“树立理念、把握趋势、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推进实施”的重要平台。榕树头基金会将创新协同三大架构——学术引领+公益支持+商业运营，建立五动机制——公益先动、学术引动、项目启动、政府推动、村民互动、资本驱动，树立敬畏历史、尊重过去、以村民为本、低冲击的发展模式。在榕树头基金会、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顺德区杏坛镇政府以及各方力量的集合下，推动乡村文明重构、乡村文化保育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在《青田范式——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路径》的指引下，在榕树头基金会、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岭南乡村建设研究院、顺德区杏坛镇政府以及各方力量的集合下，推动青田乡村文明重构、乡村文化保育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2017年10月6日，佛山市长朱伟到访青田，了解青田范式及青田乡建实践内容，充分肯定青田乡村复兴的理念与实践，并决定由市财政拨款2000万元支持青田乡村复兴工作。在社会各界和各级政府的推动下，青田乡建内容逐步充实，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