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第二次来营口。第一次是在80年代末期，那时我在外经贸部主管整个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当时我们通过联合国请了当时主持新加坡工业经济区总体规划的大师来到营口，制定营口的整个发展战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规划没有实现，致使打造北部新加坡这样一个梦想也没有实现。但是今天，我第二次来到营口的时候，似乎又看到了这样一种前景。
关于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形势，我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走向了一个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整个新兴经济体的重大拐点。它的标志就是在2008年11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峰会在原来发达国家参加的基础上增加了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等11个发展中国家。
二是尽管全球经济力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美国依然处于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美元中心地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次金融危机尽管对美国的金融体制特别是美元以沉重的打击，但美元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打败了欧元，巩固了自己的全球地位。
因此，我们应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判断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对中国，甚至对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机遇。首先，中国城市化是解决当前收入差距扩大，实现共同共同富裕最核心的手段。应该说，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在前三十年解决了一部分人富起来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后三十年最大的挑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而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城市化。因为贫富悬殊也好、收入差距也好，主要是两部分群体，一是城市的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第二就是农民。所以我们要通过城镇化来解决农民进城和棚户区居民居住问题，从而解决我们面临的共同富裕问题。城镇化的意义对中国来讲，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问题。
其次，城市化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最核心要素之一，即人力资源供给最有效的手段，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超过1000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最后，城市化是中国建立内需体制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城市化建立中国的内需体制，那么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就可以从一个依赖出口到依赖内需这样一个增长方式。这对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大的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在推进城市化的时候，不能仅注重“硬件”建设，还必须抓好“软件”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这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极大挑战。因为我们有超过半数的人长期处于农村这样一个小农经济的文化氛围之中，要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之上建立一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文化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城市文化。我认为，在建立新的城市文化当中，要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必须注重城市的法制文化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肯定是法制国家，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必须具有强烈的法制文化。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政府首先要依法办事。法制文化的核心是政府制法，企业守法，全民守法。
    必须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因为在一个法制的国家里面没有诚信，这个法制就变成一个摆设，一个没有办法实现的梦想。这不仅是法制文化的基础，也是商业文化的基础。
必须建立开放的文化。我们的城市必须非常开放，首先是要对农民开放。这种开放的文化还表现在我们政府在制定自己的规划，和实现自己政策目标当中也必须是开放的。我希望西市区和营口在做自己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以行政区划作为一个界限把自己封闭起来，搞一个孤立的所谓规划。因为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不管它有多少资源，它不可能拥有所有的资源，即便它拥有所有的资源，它不可能拥有所有优质的资源，所以它必须学会分享、必须学会借鉴。
    必须要建立和谐文化。这是法制文化、开放文化、诚信文化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我衷心的希望，20年前希望看到的一个中国北方的新加坡能够在营口建立起来。届时，它不仅有强大的产业基地，而且有最开放的港口，最便利的交通。不仅有最发达的经济，而且还有最健全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