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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农民利益受损 新乡村治理筑中国稳定之基
  来源:半月谈    时间:2011-09-26

      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席卷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受到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乡村治理转型,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挑战。

  近年来,乡村的变化更是不断加剧、加深: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取消,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开始获得政府补贴;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农民大量进 城;农村土地被大面积征用,招商引资在给地方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污染下乡,利益纠纷增多……这些变化,正在深刻改变着乡村治理的基础。在不少农村地 区,改变所引发的治理失效,为矛盾冲突提供了土壤。在加强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大背景下,适应乡村的新情况、新变化,调整、转换乡村治理方式,实现乡 村善治,显得尤为迫切。

  当前,在探寻新乡村治理方式的过程中,尤其应该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对农民多予少取的惠农政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化解乡村矛盾;乡村的发展方 向、存在形态也不可能完全以城市社区为模板。所以,我们提出新乡村治理,就是要在过去一些好的乡村治理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探讨乡村治理改革的新视野、新思 路、新途径,以筑牢国家稳定之基。

  乡村新观察

  “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

  一场秋雨,让吕梁山上的核桃树、枣树等,显得更加青翠,即将成熟的果实,寄寓着农家沉甸甸的希望。

  开车行驶了十几里山路,来到吕梁山深处山西省临县玉坪乡玉荐村所辖自然村——长青村时,已是下午4点。打开车门,入眼处阡陌纵横,一派初秋风 光。然而,与以往儿童喧闹玩耍、鸡犬悠然觅食的村庄不同,长青村被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寂静之中,散建于山间、坡上的一些农家窑洞,有的已经破落坍塌,洞前的 院落有的已被种满了作物。

  清冷的秋雨中,作物的生机和村庄的寂静,给记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同来的当地干部指引下,记者找到了长青村53岁的支书刘晋福。老刘正在家里吃饭,按照山里人的习惯,这是当天的第二顿也是最后一顿饭。

  刘晋福早年丧妻,平常和一直打光棍的二弟一起生活。不过这一天,家里变得热闹起来——在市里打工的三弟夫妇在中秋节前回来了。

  刘晋福说,现在长住村里的有6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也只有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点。平常都是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见。”说着,老刘轻轻地叹了口气。

  靠近临县县城的城庄镇阳宇会村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但也面临着与长青村同样的问题。村干部马占奎说,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

  阳宇会村是山西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记者在村里看到,村户间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绿树成荫;广场上,篮球架、大戏台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学校、 卫生室、便民店等公共设施齐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点左右,除了几个上学的孩子、出门溜达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几位村民,偌大的村子里再也看 不见其他人。72岁的村民高香莲对记者说:“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

  寂静的村庄、紧锁的房门、独居的老人……在山西吕梁山区的临县、静乐县以及太行山区的平顺县、武乡县等地农村采访,记者不时能看到类似的场景。

  数据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临县白文镇桐村共有1200多人,常年和临时性外出打工人员近800人;静乐县神峪沟乡大山头村在册人口220多人,实际常住人口只有11户29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平顺县虹梯关乡碾凹村在册人口近80人,常住人口不到20人……

  在大山头村,随处可见村民常年外出后留下的坍塌窑洞,村里没有人声,不见人影,似乎只有那几条游荡的狗,还能证明这儿确实居住着村民。这个行政 村没有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没有文体活动场所,也没有卫生室。村民看病、买日常物品都要步行4个小时的山路到20公里外的镇上。即便是平常磨面,也得用驴子 驮到七八里外的另一个村庄。等待剩余时光的耗尽,似乎成了留守的10余位老人的全部生活。

  曾经被人们捧在手心、辛勤耕种的土地,随着青壮年劳力外出以及留守老人年龄的增大,许多也已渐趋荒芜。大山头村原有1200多亩耕地,现在村民 耕种的只有100多亩。远处的山上还能依稀见到耕地的田垄,只是如今已长满了数尺高的野草。在阳宇会村,离村稍远一些的两三百亩耕地现在也已荒芜。

  一些村干部说,由于年轻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劳力。刘晋福说:“我们也想给村里干点儿实事,但老年人思想转变不过来,还有人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腾那些事干什么。发动不起来,出工不愿意,出钱更不行。”

  养老也成了新的难题。高香莲老人说,孩子们出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前途,作为老 人,当然理解,也支持。这些年农村发展得挺好,老人们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将来还是有些担心。“现在还能相互照顾,年龄再大点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挣 钱,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村里乡里又没有养老院,到时候怎么办呢?”

 “农民现在进步了,可村干部的工作难度增大了”

  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苏海安胡集村54岁的老支书胡仁福有那么点“小郁闷”:村里修公路,工程队的人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种的一小片黄豆毁坏了,双方闹起来。胡仁福到现场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说干了,到傍晚才勉强调解好纠纷。

  “这种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话就搞定了,现在居然要费那么大劲。”老胡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边说边摇头,“你说这修公路也是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里为争取镇上支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可到头来还得求着村民!”

  胡集村是一个有5000多人的农业村,这几年道路建设跟不上需求,村民提出要修几条路。村里没钱,让村民集资很多人又不肯;村两委打了很长时间 报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镇里的扶持。可自从今年7月道路开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没少“求人”——修路涉及农户拆迁,一些农户提出就是给补偿也不愿意 拆,因为房子拆了不方便。结果,到现在工程一直是断断续续的。

  老胡的牢骚,不是个例,许多地方的村干部都有同感。山东省章丘市旭升村支部书记术沛河坦陈,现在农民进步了,权利观念增强了,经济上也更加独立了,这本是好事,可村干部工作的难度因此大多了。

  从山东平阴县城驱车到东阿镇乔楼村时,已是下午4点多。汽车从柏油路拐进村里的土路,扬起一路灰尘。迎接我们的村支书高德溪看上去很精神,但谈起村里的情况,他多少有点无奈。

  “现在农村不好管了,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村里5个干部,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事情,事情办不好村民会有意见,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高德溪说。

  乔楼村是个纯农业村,全村182户612口人。住在村东头的谢秀芹说,她平常极少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平时都不打什么交道”。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新。它所带来的,不仅有广大农民负担的减轻,还有农村社会生态的悄然变化,广大农村土地上的一个重要群体——村干部的权威,也伴随着“催粮要款”时代的远去而面临挑战。

  在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村,清瘦的村委会主任王叶刚猛吸了口烟,眨巴着眼睛,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王叶刚说,去年9月开工的 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户 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

  行走各地,记者深深感受到,中国的乡村如今所发生的变化,可谓前所未有——乡村再也不是宗族式的乡村、集体农庄式的乡村,也许,一个“散”字,可以道尽乡村社会生态的巨大变迁。

  村庄散了。很多地方尤其是东部,乡村合并造就了不少动辄数千人的超级大村。村子大了,村民不知道村干部是谁,村干部也不知道村民住哪里。

  人散了。产业分工使得农村不再只有纯农民,还有工人、农民工、小商贩、企业家等等,他们与基层组织的联系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乡间流行的语录是“有田有钱不靠你,不偷不抢不怕你,外出挣钱不理你,出了问题要找你,解决不好闹死你”。

  经济纽带散了。以往,“催粮要款”是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也是一种权力,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由“收钱”转为“发钱”,尤其是粮食直补等惠农资金如今都通过一卡通、一折通等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农村干部与村民的经济纽带就更少了。

  江苏太仓一位退休村主任感叹,税费改革是天大的好事,但现在农村工作缺少抓手,政府与群众、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相对比较游离。一些致富能力不 强、公信力不高的村级组织很难谈得上有凝聚力,更别说威信。“人心不齐,修条路、办个厂什么的都很难,出现矛盾后也不能很好地解决。”

“生活好了,邻里间却陌生了”

  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岳阳湘阴县管辖,但界头铺镇离长沙市区只有30多公里。宽阔笔直的公路两旁,时不时可以看到“对接大长沙”之类的巨幅广告,离镇上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已经划出了一大片区域,集中了一些从长沙市区搬迁过来的小厂。

  从界头铺镇往金华村是一条乡间水泥路,路边稻田里的晚稻再过些日子就要收割了。车行5公里左右,转个弯,一个小山塘边上,就是易志军的家。“又是整整一年多没回来了”,走进屋里搬了把椅子,坐在家门口的樟树下,易志军叹了口气。

  易志军在长沙买了一套房,村里的房子平常只有父亲和小孩住。10年前他外出打工,赚的钱越来越多,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离家10年,村里的变化很大,而易志军感触最深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感。

  村里的房子越修越漂亮,水泥路也通到了各家各户,但儿时的朋友大多已远去,有的进了城,有的到外地打工去了。在村里,很多人见了面好像认得,却叫不出名字。“这次回家是带孩子到城里上学,以后回来的次数会更少了。”易志军淡淡地说着,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惆怅。

  “村里人外出打工,确实比在家里赚得多,但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融洽了。”村民易朝晖说,这几年,村里离婚的多了,大多数都是男人在外面赚钱后不要原来的老婆了。“村里的老人都觉得这很不好,一下子出了好多陈世美。”

  58岁的易正春是易朝晖的叔叔,儿子在天津打工,媳妇和孙子跟着进了城,女儿则嫁到了镇上,开了一家服装店,只有他和老伴一直在家务农。老两口住的一幢两层小楼,显得空空荡荡。

  “人和人确实疏远了。”易正春说,以前每到农忙时节,四邻八舍都会互相帮忙,主家称肉打酒,忙完了农活,大伙聚在一起吃顿饭、喝几杯酒,气氛很融洽、很快乐。“现在不同了,邻里间互相帮忙的少了,耕田、打药、插秧都得请人、雇工,一个工50多块钱。”

  湘阴县界头铺镇金华村只是全国许多乡村的一个缩影。在湖南、江西等地农村采访时,记者同样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在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浸染下,传统乡村那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纯朴乡风正逐渐消逝,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正在向城市急剧靠拢。

  “突出的表现在人情关系日益金钱化,社会关系逐渐陌生化,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化。”丰城市袁渡镇政协联工委主任邹毛如说,现在要组织村民开个会很难,大家都忙着办自己的事,人都凑不拢,有时乡里组织村民们开个会,没有“误餐费”,好多人都不愿意来。

  “经济发展了,一些农民的精神面貌却下降了,只讲个人利益,不讲集体观念。”湖南省宁乡县道林镇农民杨跃进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杨跃进曾是宁乡县著名的减负组织者,发动过不少群众反贪减负。如今,杨跃进是一名村民小组长。

  “如今别说组织那么多人,组织几十个人修条路都很难。”杨跃进说。作为组里的负责人,他多次想组织农民在组里修条机耕路,但有几个农民就是不同意,“本来路修好了大家受益,但只要一提到出钱出力,许多人就死活不同意。”

  陌生的乡土、远去的乡情。在乡村行走,记者的胸中不时涌动一种淡淡的伤感。也许现代化的大潮下,传统的乡村终将远去,可在记者的心头,依然期盼能看到袅袅炊烟,听到悠扬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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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发展了,有的农民利益却受损了”

  沈良发坐在村头,不时望一望身边正在建设的工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这声音打破了村庄的静谧,也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

  现年57岁的沈良发是长江岸边安庆市宜秀区大桥办事处沙桥村农民,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耕地维持生计。5年前,当地政府引进的一家企业落户村里, 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前年,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又一家饮料企业进驻村庄,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亩1.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如 今,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居住在村庄里,却已身无寸地。

  “两三万元的征地款,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但标准很低,男的年满60岁、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金。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沈良发对记者说这番话时,脸上挂着几分忧郁。

  失去土地以后,沈良发的孩子们拖家带口外出打工,在城市漂泊,而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守着村中的房屋。“我们说是农民,没地;说是工人,没岗。现在是农不农,工不工。”

  记者与村民攀谈了解到,这个村约有一半的土地被征收,不少家庭全部失去土地。从沙桥村口放眼看去,一边是现代化厂房和脚手架高耸的建设工地,一边是破落的村庄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的农民。

  当地一位干部表示,工厂的进驻改善了基础设施,带动了经济发展,还使得不少村民获得了就近工作的机会,真不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要反对。

  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在当下乡村,利益正在分化。在同一件事情上,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民众互相之间,都会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判断。

  中部地区某县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当地的一家矿山企业每年缴纳的税收多达2亿元,一度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四成,企业还为当地解决了数十人就业,不少村民也因矿而富。说起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地方政府领导如数家珍。

  不过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运矿的卡车从村里经过时尘土飞扬,沿街两边房屋都积满了黄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压得崎岖不平。

  由于这一矿山的尾砂坝存在安全隐患,从去年年初开始,当地政府决定对坝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迁,尽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细致的工作,但村民对搬迁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纷纷。

  一些村民说,企业开采矿山赚了个盆满钵满,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有的人靠着矿山也发了财,可我们这些村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相反,我们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压坏了,最后还闹得要背井离乡,这事搁谁身上心里都不好受啊!

  这样的冲突并不鲜见。在记者采访的村庄中,不少是靠兴办矿厂,发展加工、养殖等产业致富的,但村民受益严重不均。一位村干部坦言:“经济是发展了,但有的农民利益却受损了。”

 “应多为群众服务,但弯还没转过来”

  最近正值村两委换届,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连城镇城南村支部书记曹凤平告诉记者,他已经62岁了,下一届想退休。村两委班子共有7人,有5个都不想再当村干部了。他说,除了待遇低,工作量大,还有更让他们为难的事情。

  “考核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曹凤平说,他当了35年村干部,税费改革前,整天收费收税,干群矛盾十分突出。税费改革后,干群关系有所缓解, 村干部的工作重心也要转变,多为群众服务,但现在弯还没转过来。村干部疲于应对镇里下达的各种指标任务,如果完不成就会被“一票否决”或扣工资。

  以下是曹凤平的自述:

  城南村共有3800多人,是一个不太富裕的农业村,但镇里给村里下达的指标任务却很多。

  一是招商引资任务。今年镇里给城南村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是2000万元,村干部交500块钱保证金,如果完不成就扣钱。我们这个农业村没有资源和区位等优势,根本无法完成,只得认罚了。

  二是计划生育抚育费征收任务,即超生罚款。按照规定,这项费用应该由政府部门征收,村里没有行政执法权。但镇政府给村里下达考核任务,完成有奖,完不成就扣工资。抚育费的征收标准是二胎6万元,三胎11万元,根本就收不上来。

  三是妇检指标。镇里规定,下达妇检通知当天,参检率要达到90%,10天之内参检率必须达到98%,完不成就罚村干部的钱,漏检一例扣10块钱。可现在村民外出打工的多,就算当天通知,人家马上往回寄检验单,有时10天也到不了。

  四是招工指标。县里企业用工短缺,也给村里摊派招工指标。但由于工资太低,农民不愿干,村里就不得不贴钱帮企业找农民工。

  五是农业保险指标。农业保险是商业行为,本当自愿,但上面也下任务,要求村里要达到98%的入保率,成了强制保险。在实际操作中,因受灾后赔付不到位,有的农民坚决不入保。

  还有令我们村干部头疼的事情就是收费。原有的税费项目没了,但新的收费项目又来了。如上级要求村民每人交5元的综治费,用于巡逻队员的工资和购 买器具。但老百姓交了后,仍难避免偷盗等案件发生,于是来年就不愿交。为了收齐各种费用,我们必须三番五次挨家挨户跑,磨破嘴皮,操作不当还可能引发矛 盾。

  记者在多省农村调研发现,曹凤平的经历有一定的普遍性。乡镇干部们也坦承,“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为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只得依靠 村干部。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刘集镇镇长路军说:“一般乡镇都有数万名群众,乡镇工作人员不过几十人,如果没有村干部,根本忙不过来。”

  不过一些村干部在忙于完成乡镇政府下达的任务时,却忽视了对村民的服务工作。不少村民反映,现在村干部上门宣传政策的少了,导致大家对于如何享受国家的惠民政策,如办理低保、残疾人补贴等,都不是太清楚,村干部应该多做些政策宣传。

  湖南省常德市政法委副书记饶南丙说,新时期农村干群矛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需求冲突,要化解这一矛盾,一方面需要上级政府进一步转变作风,根据老 百姓的需求,更科学地确定地方发展的目标及对村干部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村干部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带领群众致富、完成工作任务及服务村民的能力。

新乡村治理路径探究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大量外流,加之农村税费改革的巨大影响,乡村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半月谈记者在晋皖湘赣鲁苏等多地农村采访感到,乡村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我们一贯印象中的乡村,它在经济基础、社会生态、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 征。在这些乡村里,既有的矛盾有所缓解,但新的问题又浮现出来。在此背景下,基层干部群众和有关专家认为,应当加快探索适应新形势的新乡村治理模式,以推 动农村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适应乡村多种变化 治理需要崭新思路

  记者在多省农村采访时,基层干部群众普遍表示,新时期农村矛盾冲突和干群关系有所缓和,根本原因是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发挥了效益。

  近年来,中央在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又采取了粮食直补等多项补贴措施支持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并实施新农合、农村低保、义务教育免费、新农保等 政策,切实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无疑,目前乡村出现的新的治理难题,需要“多予少取”的惠农政策继续发力,但仅限于此已经不够了。

  湖南省常德市政法委副书记饶南丙表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发展,我国农村正加快向现代多元社会变革,农民身份和生存状态发生很大变 化,利益诉求也呈现多元交织趋势。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依附感弱化,呈现一种松散状态,村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专家表示,为适应乡村新形势,一种新的、更加全面的治理方式亟待建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认为,新的乡村治理方式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为,而应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来管理公共事务。在这个过程中,多种类型、不同层面的社会力量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实现共治。

  在这种治理方式下,并不是所有公共品都要政府来供给,诸多公共品可以由社会组织甚至私营部门来提供,如在教育、卫生、环境等领域,社会组织都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有许多事情,也可以充分调动民间力量,而不必什么事情都由政府来操办。由民间组织出面,让农民自己操办,成本低,效率 高。

  赵树凯说,新乡村治理就是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多种社会力量成为发展的主体,让这些主体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协同共治。这其中,政府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再是唱独角戏。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干部应向服务转型

  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城关镇张桥村村民张忠良说,现在村里干群之间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不过希望村干部能给村民提供更多服务。本村村民希望干部能帮 村民办几件事:一是村里的变压器太小了,村民家里的大件电器越来越多,700多户人家不够用。自己养了100多头猪,有时候电机打不上水。二是希望村里搞 一些符合农村实际的规划,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三是国家的惠农政策,比如办理低保、残疾人补贴等,村民都不知道,村里应该多做这些政策的宣传和告知工作, 特别是现在外出打工的多,常年在外的人更不清楚相关政策。

  张忠良的感受和希望在新时期的农村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饶南丙生动地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干部找群众办事;90年代,是群众找干部办事;到了现在,一些群众是要求干部办事,老百姓看到干部服务不到位就会产生意见。”

  不过,基层干部和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基层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回应群众关切、转变观念搞好服务方面还存在一些实际困难,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责权严重 不对等、村级组织存在“泛行政化”倾向等,导致基层干部忙于应付经济发展指标和上级交办的行政性事务,而对新时期农民在矛盾调处等社会管理、公共文化服务 方面的要求很少能够顾及。

  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李小伟等人认为,新形势下加强乡村治理,除了要求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自觉转变观念、适应群众要求、加强服务之外,还应当 加快乡镇机构改革步伐,推动其由行政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可以借鉴城市行政服务大厅模式,根据农民实际要求和地方实际统筹设立办事窗口,提升乡镇政府为农 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村级组织则要更好地代表农民利益,发挥为农服务及在管理村级事务方面的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建立的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度,受到群众欢迎。如近年来安徽亳州市谯城区推出了政府“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工作模式, 将农民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列成211项,分门别类之后,由基层政府及村级组织为群众无偿代理、全程服务。过去的“干部动嘴、群众跑腿”,变成了如今的 “群众动嘴、干部跑腿”。

  挖掘乡村治理资源 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化解乡村矛盾与冲突是各个时期乡村治理的重中之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山西省长子县信访局副局长牛素红等人认为,化解 矛盾的办法主要包括司法渠道、政府与村级组织主导的调解机制,以及乡村内部的民间调解机制等。在现阶段,可以利用程序化的现代司法体系来化解乡村冲突,但 对于农民群众遇到的一些比较琐碎的实际问题,这种办法有时效率低、成本高。此外,在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存在一些不足的情况下,在个别地方,由基层 政府主导的调解方式也受到部分农民排斥。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发展出一些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和地方性知识,解决一些小规模纠纷和矛盾,受到农民欢 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不久前有一条路压坏了,农民的橘子运不出去,群众意见很大,乡镇党委也没办法,最后还是当地的柑橘协会牵头把人请进来,想办法把货 拉出去。协会还找到市委书记,请求其号召大家吃“爱心橘”。

  2009年10月,太原市晋源区成立了以退休村干部刘春根为首的7个老党员、老干部组成的华晋太汾专业合作社调解委员会,并得到区司法部门的指 导与帮助。两年多来,已成功化解30多起较大的经济纠纷、缠访案件,日常还口头调解多起邻里纠纷,并在村庄宣传党的政策,对化解农村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专家认为,在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引导培养农民法律意识,增强政府解决基层问题的能力、更好地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同时,加强乡村治理的一大重要思 路,是充分挖掘乡村社区的本土资源,提升农村自治水平,提高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通过民间调解机制来化解村庄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当前应当重视和 培育农民较易接受的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组织、乡民理事会等民间纠纷调解组织,做好引导和监督工作,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整合多方形成合力 共同维护农村稳定

  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稳定之基,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郑风田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基层维稳体系还存在多头受理、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等弊端,出事后看似谁都管实际却没人管。因此加强新时期乡村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应当整合司法及其他相关部门的矛盾排查和冲突处理资源,打造党委领导下的维稳“全科医生”。

  小店区位于山西太原城乡接合部。2007年12月,小店区委整合街道乡镇的综治办和司法、信访、法庭、派出所等行政司法资源,挂牌成立街道、乡 镇综合治理工作中心,并在各个街道、乡镇设立矛盾纠纷联调窗口,随时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政策性强、涉法涉诉的重大信访案件,由综治工作中心牵头,协调公 安、司法、法院、检察院、国土等部门联合调处,变“平面调解”为“立体调解”,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融合,形成了多位一体、多元联动的“大 调解”工作格局。2010年全区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民间纠纷3407件,调解成功率为95%,其中运用大调解工作机制调处矛盾纠纷76件。

  2009年7月,山西恒大绿洲地产公司拖欠小店村土地补偿款1.8亿元,村民聚众围堵工地。小店街道办事处迅速启动联合调解机制,经公安、司法、法院、国土等部门及时调解,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小店区政法委书记张建平说:“立体调解工作格局使大量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妥善化解,有效防止了矛盾激化,减少了不稳定因素和群体性事件。”

  对群众反映突出、带有普遍性的复杂疑难问题,湖南省洞口县推行部门联合接访,县乡两级定期召开民情汇报会,县乡主要领导主持联合办公会协调有关 部门统一解决。洞口县委书记黎仁寅说:“推行部门联合接访,有利于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使一大批重大疑难信访案件得到妥善解决。”

  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研究中心主任陈文胜认为,新时期农村稳定工作呈现出新的特点,上述地方创新信访维稳机制,整合行政司法资源,以群众工作统揽信访维稳工作,这种维稳思路是一种新的、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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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6年《质量振兴纲要》到2012年《质量发展纲要》,再到近日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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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高质量重构产业空间的实践与探索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域。凭借着“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30多年来经济发展一路高歌,以仅占全国0.43%的土地,产出 ...
以白云机场为例论TOD模式在粤港澳大湾区 ...
航空+轨道+公路+航运的多式联运,成为当代中国城市之间连接的重要方式。机场,作为城市中规模最大、能级最高的交通枢纽,是城市与世界交往的窗口。纵观国内外知 ...
城区平衡发展的实践与理论——以上海市长宁 ...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长宁区还是一个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地区。当时经济发展是上海10个中心城区的倒数,城区东中西和南北发展差距都很大。在小平南巡讲话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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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幼云 前中国就业促进会执行副会长、前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
   张幼云: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前中国就业促进会执行副会长   &nb ...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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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29 0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