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10年，蔡义鸿先生以“城市病”隐喻城市化狂飙的隐疾时，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由2003年的200万增长到2010年的480万辆。15年后，中国城镇化率突破67.00%，但“城市病”已从局部梗阻演化为系统紊乱——北京轨道交通里程从336公里跃升至1178公里，早高峰地铁满载率仍超120%；深圳房价收入比高达35.9，年轻人“掏空六个钱包”仍难圆安居梦；郑州“7·20”暴雨虽推动152个海绵城市试点，但83%未达内涝防治标准。当智慧城市技术日臻成熟，当“新城运动”转向存量更新，这场关乎9亿城镇居民生存质量的治理革命，仍在效率与公平的撕裂中艰难突围。
一、交通治理：血管扩张难解“代谢失衡”
1、规模跃进：全国城市轨道交通里程突破1万公里，北京新能源车占比达32.5%。
2、效率陷阱：北京通勤时耗较2010年增长34%；全国年均拥堵经济损失超2500亿元。
3、深层矛盾：过去十年，道路资源年均增速3.2%，而机动车保有量年均增速5.1%，“以基建治堵”陷入边际效益递减困局。
二、规划迭代：蓝图与现实的碰撞
1、雄安试验：起步区“15分钟生活圈”覆盖率达92%；成都TOD模式降低职住分离度12%。
2、旧模式惯性：全国新城新区规划面积超现有建成区总和；昆明呈贡新区人口密度仅为规划目标的41%。
3、结构失衡：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虽降至28.7%，但“土地换发展”思维仍在三四线城市蔓延。
三、技术与人本：治理价值的抉择
1、效率提升：杭州“城市大脑”使重点区域通行效率提升22%、；上海“一网统管”处置超90%城市事件。
2、人性缺位：北京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覆盖率24.3%；全国适老化改造社区不足15%。
3、终极追问：当算法优化红绿灯配时，北京胡同老人仍在攀爬没有电梯的六层楼梯——技术理性与人本温度尚未找到平衡支点。
【致原文作者】
蔡义鸿先生：
您在2010年警示的“城市病”，已在技术革命中变异升级——北京机动车摇号政策催生“车牌租赁黑市”，雄安新区“数字孪生”技术难阻某些城市继续克隆“大马路+大广场”模式。
15年间，您的诊断依然振聋发聩：当9.3亿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35%未能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国家发改委，2023），当地方政府将“智慧城市”简化为监控摄像头覆盖率，“城市病”的病灶始终未变——权力与资本合谋下的权利剥夺。
未来十年，治愈“城市病”或需回归常识：让城市规划从“地皮的几何学”回归“人的社会学”，让技术进步从“管控工具”转型“服务媒介”。毕竟，衡量城市健康的终极标尺，不是轨道交通里程数，而是外卖骑手能否准时送达且不必闯红灯，是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买到菜且不用爬楼梯。
【原文】城市病的病根在哪儿
刊发于《城市化》杂志2010年第11期
著名学者梁思成当年曾在日记中写道：“北京城不会得感冒，但总有一天它的交通会得心脏病。”如今，他的担忧已经变成现实。交通拥堵不仅导致经济社会诸项功能的衰退，而且还将引发城市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成为阻碍发展的“城市顽疾”。
日前国务院已原则同意了北京关于治理交通拥堵的方案。其实，从2003年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以来，北京就开始了“治堵”历程。纵然在这八年里各种治堵措施层出不穷，然而，时至今日，人车矛盾依然无法破解，成为京城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棘手难题。有人戏称这就像人的循环系统出了毛病，循环系统不通畅就会削弱免疫系统的作战能力。
消化系统是将食物转化为能量的“加油站”。对不少城市来说，在盲目扩张的过程中，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都跟不上来，似乎就是城市“消化系统”不畅的问题。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化本来就是让人们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现在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贫富收入的巨大差距让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更加强烈；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大半生的财富；上海高楼大火夺走50多条生命；郑州自来水管发生7年来第十次爆裂；北京国贸桥下两年三次跑水、塌陷；南方暴雨来袭，广州、桂林等多个城市瞬间变成泽国。
政府对于城市的重要性就像大脑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一样。以北京为例，先是向北扩张，后来又要东部崛起；搞了几年卫星城后，又觉得还是摊大饼的效率高；望京模式没有解决城市人口居住难题，天通苑却让城北地区陷入瘫痪。鄂尔多斯新城和京津新城因人气稀少，被媒体批为“鬼城”、“空城”……。从一些城市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出，在大广场、大马路、大拆迁之后，很多地方的发展规划像是在东闯西撞。城市建设如此折腾，如果不是城市的大脑——政府出了问题，恐怕不会有这么热闹。
在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之前，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有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如果仅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城市病”还真具有了流行性传染病的特征。这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免疫力太差？还是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致病基因——浮躁冲动和政绩的喜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预言，在21世纪这个世界将发生两起大事件，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新技术革命让地球人之间的距离已经很近，世界也变的异常透明了。然而中国的城市化在高歌猛进中却突然患上了综合性的“城市病”。城市化发展无可阻止，但是仅靠传统的思维模式，“城市病”已经不可治愈。看来我们确实需要调整方向了，特别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这个根本。
（作者蔡义鸿系城市化网创始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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