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全会主要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公布引发各界讨论热潮：全面放开“二孩”，80后将成“最孤独的一代”？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否说易行难？养老金全国统筹，能否解决百姓“老有所养”的难题？
“十三五”规划《建议》谋划了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之路，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既是“十三五”的收官年，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年梦想的实现年；而“十三五”（2016—2020年）阶段，无疑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冲刺阶段——对于这一关键时段，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怎样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直接反映城镇化的健康程度。”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三五”《建议》“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的目标做出说明。习近平指出，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55%，城镇常住人口已达7.5亿，“问题是这7.5亿人口中包括2.5亿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常住人口，他们在城镇还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带来一些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相差约2.5亿人，这一数据最早是由城市化委员会于2012年发布的。城市化委员会主任、原建设部总工程师金德钧对比委员会发布的《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截止到 2012 年底，我国的户籍城市化率是35.33% ”，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2.57%的数据后指出，二者“相差达17.24个百分点，涉及人口约2.5亿人。这些人不全是农民工，但是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他们虽然生活在城镇、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然而他们的身份认证和社会保障等都是游离在城市之外的。”金德钧认为，应当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市民身份、尊重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的贡献，“将这些在城市有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外来人口逐步登记为城市的居民户口，使他们平等地享受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基本的公众服务”，“只有认真地解决了这2亿多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才算得上真正实现了人的城市化，也才能真正提高我们国家城市化的质量”。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早已提出，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一目的与《建议》“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是要加快落实中央确定的使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正相吻合；而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正是《建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有评论称，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决定，最引人关注、与民众生活关系最为直接的，莫过于全面放开第二孩生育和职工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两项，这两项改革剑指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最敏感的问题——“人口老龄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中国13.67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为2.12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5.5%；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亿，占比10.1%。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单独二孩”政策，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十三五”《建议》对人口政策再做调整，“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对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表示，在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这一政策积极调整既顺应了群众对生育二孩的普遍需求，也有助于优化人口结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红利是人口红利，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较高。年轻人为未来国家发展作出了贡献、打下了基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使得老龄化成为突出问题：近年来，中国15—59岁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减少，农村转移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也已经过去，人口红利显著下降；201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率已达15.5%。在此背景下，适度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支出压力，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提高居民的储蓄率和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此外，男女比例失调也与过去过分强调人口计划有关，人口政策适当放松，还有利于减少对人口性别的人为控制，缓解我国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王远鸿认为，“‘全面放开二孩’符合人口学、经济学规律，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全面放开二孩’会为未来提供更多的适龄劳动人口，使中国经济从人力资源的角度不枯竭”。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未来5年应“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时也指出，要“进一步提高绿色指标在‘十三五’规划全部指标中的权重，把保障人民健康和改善环境质量作为更具约束性的硬指标”。
“十三五”《建议》“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并用很重的篇幅强调坚持绿色发展，释放出党中央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和信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重恩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则认为，绿色发展理念与《建议》提出的创新理念、协调理念有着内在的联系，“‘十三五’时期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措施的关键时期，通过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大幅提高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减少环境和资源成本所占的比重，是必然的选择”，“环境保护治标治本措施以及环境与发展协调发展同步推进，艰巨性前所未有。为了让环境保护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必须建立科学、稳妥的发展战略。我们既要有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感，同时也要有耐心，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方式、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相结合的方式逐步解决环境问题。”
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建议》提出要“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对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分析道，“过去环保执法实行属地管理，受到地方制约比较多，执法缺乏刚性；省以下垂直管理后，环保执法的体制机制更加顺畅，地方环保部门可以较好地摆脱地方的不当干预”，“这是环保体制上的重大改革，是保障未来绿色发展的重大举措”。
对于如何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徐绍史提出了一系列举措：第一，低碳发展，提高非化石能源占比，鼓励煤炭的清洁利用，形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第二，节约高效利用资源，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从总量和强度两方面来控制；第三，采取市场化手段进行管理，确定水耗、能耗、地耗等的标准，同时开展水权、碳排放权的交易。在第24届中国城市化论坛上，李秉仁也表示，国家规划及会议文件中屡次提到“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然而我们要做的是“在城镇化过程中怎样推进绿色发展”，“这需要我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习近平表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这一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
“十三五”《建议》也提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要“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今后5年，扶贫攻坚应该是最难、最硬的任务之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全面脱贫的目标的实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体现了公平正义”。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多次上调扶贫标准，2009年从2008年的年收入1067元上调至1196元，2010年再上调至1274元；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沿用至2014年。国家统计局于2015年2月26日发布数据，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4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人。习近平表示，“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同步小康，任务繁重，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十三五’是加快扶贫工作的关键时期，需要多措并举，精准扶贫，增加贫困地区‘造血能力’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未来5年中国要“构建专项扶贫、惠农政策扶贫、项目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多方力量和多种模式有机结合、互为支撑的‘大扶贫’新格局”，要“鼓励贫困地区根据自身自然条件、要素禀赋、经济水平，大力推进以特色农业、资源型工业、民族和边关旅游、劳务经济等为主的产业扶贫，找到扶贫开发的‘点’和‘根’，提升贫困地区‘造血能力’，培育贫困农户有效的自我发展机制”，要“完善金融扶贫机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扶贫事权，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和资金，改变扶贫体制分割和资金‘碎片化’现象，形成合力”，同时要“加强公共服务，提升基础设施，改善贫困地区的‘软硬件’，为贫困人口有效脱贫、防止返贫营造良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