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市农经办（农研中心）开始了土地信托相关试点工作，先后在门头沟、怀柔、平谷等多个区县开展了探索，推动了“富民”系列拆迁资金信托产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过两年多的努力，2014年2月27日，北京乃至华北地区首单土地信托“金色田野2014008号”正式落地，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密云县穆家峪镇水漳村签署协议，将水漳村1680余亩土地统一流转给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经营。此次签约不仅标志着北京乃至华北地区首个土地信托项目正式落地，也标志着北京农村金融创新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水漳村位于北京市密云县穆家峪镇，全村有1680余亩农用地，全部由本村圣水樱桃专业合作社经营，种植草莓、樱桃、葡萄和蓝莓等高附加值水果。由于前几年在大棚、基础道路、苗木以及引进技术、人工等方面的资金投入量较大，加之水果还没有产出，所以合作社扩大再生产资金严重不足，经营困难。

　　土地经营的困境影响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村集体分红缺乏收入支撑，近几年甚至不得不借钱分红。而村民除获得每亩1000元的流转费外，仅能够在年终得到一些实物分红，大部分农民靠进城或到周边村镇打工养家糊口。

　　　水漳村将现有的1680余亩土地通过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方式集中起来，统一委托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将土地交给圣水樱桃专业合作社经营，信托公司除支付相应的1000元每亩的流转费外，还将为水漳村下属经营主体圣水樱桃专业合作社提供约1800万元信托资金额度，用以支持其扩大生产、改善经营，促进其实现全面盈利。待其实现盈利后，按照合同约定比例，向信托公司定期支付超额收益，超额收益按照1:3:6的比例向信托公司、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农民股东分配。此外，北京信托特别与北京华联集团合作，将圣水樱桃合作社的农产品直接对接华联集团旗下的超市，以保证圣水樱桃合作社农产品销售渠道畅通。

　　水漳村土地信托的基本特点有以下几个：

　　一是守住了四条底线

　　即水漳村在推动土地流转过程中，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不变、坚持土地的用途不变、坚持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坚持土地流转和经营利用依法合规，守住了基本的底线。

　　一旦决定，就要坚决推进落实。为此，他更是以身作则，亲自撰写《论文化育人——结合我县校园文化建设进行》、《谈和平县如何探寻文化育人之路——以我县近几年教育发展为例》、《谈学校文化建设》、《论文化育人的多维性》、《论细节与校园文化建设》、《深入推进文化育人 迈向学校文化自觉》等十几篇文章，在《和平教育》刊发；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推进文化育人工作，以此统一全县教师思想，形成推进文化育人的合力。不久，和平县举办了第一届中小学校长论坛，研讨文化育人理念，加快推进文化育人步伐。

　　很快，和平县教育局相继出台了《和平县中小学实施文化育人中长期规划（2011-2020）》、《和平县中小学强项和特色建设规划》、《和平县文化育人特色学校评估标准》等5份规范性文件，稳步、系统推进文化育人。

　　随着近一段时间以来土地信托在各地的实践，社会上一些人基于对信托的误解，纷纷对土地信托提出质疑和担心，认为这样会导致社会资本盘剥农民、土地变性、违规建设以及农民利益被侵害等问题，此次水漳土地信托的实施，有效防止了上述问题的出现，做到了土地不变性、不改变用途的同时充分维护和实现了农民的利益，用事实回应了上述质疑：

　　一是合作社得到了急需的发展资金等要素资源，土地资源被有效盘活

　　通过开展土地信托，水漳村圣水樱桃合作社得到了1800万元的资金，可以用于开展其急需的苗木和技术引进、设施更新、市场营销等，从而突破了资金瓶颈，有望顺利步入发展正轨。以合作社发展步入正轨为契机，水漳村土地经营状况转好，同时借助信托公司的优势，实现了水漳村1680亩土地与城市资本要素市场的有效对接，其土地资源的市场价值得以有效发现。

　　通过开展土地信托，可以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和经营过程中的很多实际问题：

　　一是解决了土地流转中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以前农地流转要么由农民分散流转，要么由村集体或者政府主导集中流转。前者往往导致流转效率低、经营风险大，且农民无法充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后者虽然提高土地流转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却往往无法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通过引入信托公司这个中间人，利用市场的方式集中流转土地，既解决了农民谈判能力不足的问题，又避免了政府、集体集中流转对农民权益的侵害，用市场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二是解决了土地流转和经营过程中的风险问题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城市化乡村建设专委会主任

　　蔡继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杨海浩：正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马庆斌：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处长、博士

　　Jacques Saint Marc（雅克·圣马克）：法国总理府特派代表、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合作项目负责人

　　张幼云：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就业促进会执行副会长、中国经社理事会理事

　　观察一些农业发达国家，似乎并没有在农业领域出现过土地信托的做法，并不是说人家没有我们就不可以有，我考虑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因为农户的力量小，和大公司谈判怕农民会吃亏，我注意到，水漳村案例中小户农民先期已经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而农民组织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时候就是要商量价格问题，这就已经发生了散户与大的有组织的单位的谈判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农业的周期比较长，如果信托机构起到了组织的作用，那么在第一、二年组织成功且秩序稳定后，信托机构就不用再做什么操作了，但水漳村的案例中，信托机构还是要在专业合作社每年的盈利中拿走10%的管理服务费，这种交易实质上就是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要算总帐，此前内容说明农业最终的产出有10%在信托环节被分配掉了。

　　今天峰会的主题是“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新型城镇化涉及到土地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问题都直接与城镇化有关。我们所讲的土地制度改革包括三块地：一是征地。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需要占用农村土地，过去无论是公众利益还是非公众利益，我们都一律采取政府征收的形式，这与《宪法》相违背。《宪法》明确表示，国家为了公众利益的需要才去征收土地，但城市化和工业化并非都是公众利益，因此，这种征地制度要改，这涉及到城镇化。二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与新型城镇化有关。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的宅基地该不该流转。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宅基地被闲置，闲置的宅基地本身也是建设用地，能不能通过增减挂钩或其他方式使它们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这三块地都与城市化有关。现在我们讨论的案例是农业用地，农业用地跟城市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听了这个案例我很受启发，在农村土地制度彻底改革之前，土地信托确是一种农村金融体制的创新，而恰恰农村金融体制创新在现实中也有非常高的需求。土地信托和我们曾经做过的工作有些类似，正大在建设峪口镇畜禽养殖基地时，也需要土地、需要同农民打交道，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将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和金融机构拉在了一起。虽然如此，却无法解决融资问题，怎么办？于是正大公司和平谷的国有公司——谷大公司，共同成立了一个平台公司，这一平台公司就起到了类似信托机构的作用，由这个平台公司再去与银行融资。当时华北还没有土地信托机制，平台公司是我们为融资而绞尽脑汁想出的一个解决办法。由于当时的土地经营权无法抵押，所以我们又与农业合作社签订了一个20年的不可撤销产权协议，从而拿到了银行贷款。

　　在当下的中国，有一个人尽皆知的主题，就是改革，因为土地改革关乎中国的未来。大家都是改革大潮里的实践者，我能体会到水漳村改革的巨大压力，因为任何一个改革任务都十分复杂，改革中的很多问题有时更是想不到、看不到的，只能随机应变，因此，能坚持做下去关系中国的发展。

　　案例中说 “我们是依法合规地干”，实际上是不合法的，因为《土地管理法》中有一条规定：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不能入市。前不久国家出台了拟将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县区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文件，文件显示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暂停《土地管理法》中“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不能入市”的条文，这说明我们允许改革，但并不是依法而是按照社会的发展需要在改革。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改？中国之所以能够是新中国，是因为“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翻身作了主人。但后来发现碎片化的经营虽然让农民吃饱了，却成不了富人，因此我们还需要改革，这个改革就是“赢土豪，合田地”。今天的“土豪”是懂市场、懂经营的人，“合田地”也不是把地给了这群人，而是三权分离。

　　今天我听到很多中国城镇化方面的成功案例，在法国也有类似的案例。作为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的一员，现在我在中国的工作就与这两方面的城市化内容有关。在法国，城市化发展主要聚焦于如何改善城市管理，但其目的并不是建“城外城”，而是如何把“城中城”建设得更好，因为如果没有郊区，那么城市就不能称之为城市，也就是说城市来源于乡村；而如果郊区只是郊区，那么也不是今天我所要讲的内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所举的例子是法国的城市——里昂。里昂市的位置靠近港口，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里昂的郊区是很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区域，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居住的场所从农田地区不断向南推移，这时只有乘坐机动车才能快速进城，因此，在1990年左右，法国郊区的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这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变化，里昂市因此决定把75%的新增城市建设在城内。

 　　刚刚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土地流转方面的内容，这是为了更好地集约利用土地、为了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而听了Jacques Saint Marc先生所讲的内容后，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我们在为了更好的发展前景而进行土地利用时，千万不要只看到那些城外的新土地，更要看到城中。如果新开辟的土地中有大部分是在乡下，那就要求我们要进行综合的设计，既要全面地创新，也要把改造旧的与创造新的结合起来。因为片面追求新的东西，绝不是我们城市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