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未有突破的“京津冀一体化”，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后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国家战略的定位下，备受瞩目的“中国第三极”正在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习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七点要求，被看做是贯彻落实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于中国城镇化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具体举措。

　　依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的专家优势与智力平台，本刊试图从京津冀一体化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意义的角度，解读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以期让广大读者对京津冀一体化这一国家战略有更全面、更系统、更清晰的认识。

　　京津冀协同战略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战略，从国内实际情况和国外经验来看，这是势在必行。

　　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国力的提升，得益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大背景。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渐成为主力，首都北京在职能、地位和作用上，从过去仅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首都，成为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城市。其次，在滨海新区的带动下，京津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促进了京津冀整个地区经济实力的提高。比如，过去河北被认为是区域的洼地，近年来开始出现变化。首钢搬到曹妃甸后给唐山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河北的其它地区像保定、廊坊，随着整个地区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紧密联系程度，经济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配置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京津冀作为国家经济的第三级也罢，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空间也罢，怎么提都不为过，而且其发展潜力和发展总量都不可估量！

　　 应该说，京津冀城市群的崛起，将是中国国力提升和中国经济发展从南往北推进形成的具有高端目标的，在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即将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这种发展有别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国际影响力方面的作用也将远远超过这两个区域。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北京现在已经是有两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这个规模在世界上也属于超大规模，这里面交叉了太多的其他功能。为什么要和周边地区做联动，因为从世界各国大城市发展趋势来讲，中心城市的发展一定要走区域协调发展的道路。把目前和首都核心职能不太相关的功能，如一般性制造业、一般性的服务业疏解出去的话，对于缓解北京方方面面的压力是有好处的……

　　习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七点要求，可以视作一个总动员令。他是希望京津冀各自抛开“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不再囿于过去的恩恩怨怨，而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从一加二大于三的角度考虑问题，更好地推动优势互补，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从而能够达到整体的效益最大，各自也获得相应的发展利益。这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 实际上这是要求地方政府在考虑问题时，不能光考虑自己，要换位思考，只有平等互利才有持久的合作。在中间层面上破除思想方法上的误区，非常关键。

　　七点要求中，第二点和第七点尤其重要。第二点是解决思想观念的问题，即突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合作共赢，持续发展。第七点则是倡导通过市场来调整，而不是走原来的老路，让中央来作指示、当裁判。各方都有利益诉求，必然是平等互利的博弈谈判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毕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诸如京津冀这样区域之间的关系，如果中央领导重视了，就更容易推动一些。因此，习总书记的总动员令，不仅给出一个大的战略方向，也会起到一定的鞭策作用。

　　实际上，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土局成立伊始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就是京津唐国土规划研究。所谓京津唐国土规划，其实就是立足于京津冀一体化这一理念而展开。彼时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中间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反复，主要是客观条件的影响，包括体制条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这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回过头来看，最初我们确实不具备进行一体化操作的条件……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来认识。作为改革开放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手段，区域经济合作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力。京津冀在推进产业对接协作方面应采取如下战略：

　　（1）建设区域经济共同体，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共赢

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壮大，都不是一个城市孤立成长发展起来的，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区域靠城市带动，城市靠区域支撑，城市与区域之间构成了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共同体。通过合理分工与合作，可以使各个城市和地区能以各自的经济利益的实现来获得“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区域经济效益。

　　京津冀地区从发展条件看，已经具备了很好的产业合作基础，京津冀各市应该以促进区域快速发展为总体目标，树立起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理念，把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竞争力视为自身必须承担的重要任务，在壮大自身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区域总体竞争力的提高。

京津要放下大城市的架子，主动与河北各市展开密切合作，河北各市要有开放的眼界和共同发展的心胸。只有各方抛开狭隘的行政区观念，才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使京津冀地区占有一席之地……

　　首先，要确立正确的发展指导思想——协同发展。针对京津冀的发展，我认为，我们已经走了30多年要素向大城市集聚的发展之路，现在可以说大城市发展相当有规模了，各类发展要素和城市功能都在狭小的都市空间高度集聚。我们在享受着要素高度集聚的效益的同时，也在承受着日趋严重的都市病，问题严重的是——这一趋势还在继续着。要素集聚是国际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在遵循这一规律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避免都市病的严重冲击。在未来的都市空间发展引导上，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三大都市群，不能继续强调要素过快地继续向大城市集聚，而应当强调发展要素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均衡配置，强调城市功能要素的高端提升。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特大型复合功能型城市，其未来发展目的非常明确。其一，充分发挥大国首都的作用，有重点地参与国际性、全球性的城市竞争；其二，增加国际城市的多元承载力和社会包容性，既发挥中国东方古都的独特魅力，又争取更多的国际型功能组织的作用；其三，发挥地域性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不与周边地区争资源、争要素、争职能，以核心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

　　其次，要有科学的功能组织，即功能高端。特大型城市或者叫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必须走高端发展路线，竞争的对象不是周边地区，发展的重点应当在创新性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功能高端就是必须要注意把政治、文化、科技等城市功能保留好，维护好，从一般性的制造业、物流业中退出来，同时发挥核心城市的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的资源优势，敢于将优质资源向周边地区外溢，不断创新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多元高端业态，这样才有可能发挥引领作用，协同并带领周围各类城市有特色的发展……

　　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大，人口密度高，以北京为核心的区域做为首都对生态环境有较高要求，而区域内发展并不平衡，大量的人口和产业集中在北京，一方面是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环境容量有限，另一方面是周边其他城市发展落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也是近年来雾霾、水荒、垃圾围城等环境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根据资料，北京市劣V类水体比例超过40%，大气达标天数不足50%。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通过统一的环境发展战略，疏散核心城市功能，通过优化京津冀的产业结构，扩大环境容量，以实现未来区域内的可持续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京津冀协同发展7点要求中专门提出的原因。

　　京津冀各城市都面临类似的环境问题，而北京作为首都的关注度最高。2013年，北京的第三产业比例约占3/4，但天津和河北等地仍以工业和农业为主，第三产业比例都不足一半，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带来诸多现实的环境问题，如困扰北京的雾霾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周边的污染传输，天津的燃煤用量是北京的2倍，河北省的燃煤用量是北京的12倍，以及周边大量的化工、钢铁企业，都是造成北京和华北地区雾霾的因素，去年以来北京密集出台了大量相关的治理政策和措施，全市“国内最严地方环保标准体系”将超过60项，但成效并不明显。大气、污水、垃圾等环境问题更多地需要放在一个大的维度去考虑，仅仅依靠一地的力量去治理，结果往往是投入巨大、收效甚微，目前，京津冀区域内统一治理已经成为了共识，只有通过合作建立统一的标准、统一的监管预警和应急机制、执行统一的管理措施，从顶层设计上实现跨区域合作，才能真正解决京津冀各城市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

　　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在三中全会深化改革这样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历史时期，要特别强调创新体制机制，通过深化改革构建以公共交通网络为导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模式。从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京津冀一体化不是新问题，但在治理雾霾，在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发展形势下，它的确又是一个新课题。

　　京津冀一体化和长三角一体化、珠三角一体化有非常大的不同，后两者在区域发展上更加均等化，而北京周边100公理的范围内环绕着一个贫困带，差距特别大。原因在于，北京作为首都，一个特大城市，聚集效应大，扩散效应小。这与北京的产业结构、城市定位有很大关系。北京主要是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比较集中，而珠三角是以加工业为主，加工业扩散相对比较容易。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基础设施不均衡，交通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它包括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由于相差太大，不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都不愿离开北京到周边去，也因此没有办法发展这些产业。

　　另外，我们国家由于行政体系条块化分割，在两个行政区域，比如两省或者两市之间都存在断头路的情况，这在京津冀地区尤为突出。所以，总书记在讲话中说，要自觉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因为造成断头路等基础设施不均衡很大程度上就是各自为政，没有从更高层次来看这个问题。京津冀要得到更大的发展，就要按照总书记要求的，构建现代化的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网络……

　　总书记提出这样的要求，意味着京津冀城市群目前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方面做得还不够，其中的体制和政策壁垒还很深，距离区域一体化的协同发展这个大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经济发展是各地政府的头等大事。“政府之手”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不容低估，各地政府主体意识空前强烈，竞争发展成为主流。政府自身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竞争发展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或称为“场上队长”。对资源和政策的“争夺战”成为各地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京津冀城市群中包含了我国行政级别最高、首位度相近的两座城市，作为不同的发展主体，在此前的竞争发展中，国家分别给予了这些主体以不同的政策和资源配置，其力度之大、资源能级之高在全国不可多见。竞争发展的结果就是：北京充分发挥了“首都”资源的唯一优势，不仅强化了行政、文化等“首都”内禀性功能，在高端经济资源的聚集方面也明显占据了优势。天津作为一个重量级的直辖市，以滨海新区为基本载体争取到了国家一系列重大项目布局和十分显赫的政策优势。而河北虽环绕京津，但不是一个城市主体，虽紧邻京津，但只能依托京津，虽以“为首都减压、为北京分忧”的高姿态准备承接京津的功能外溢，但真正的“外溢”直到今年才现一些端倪。总之，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并没有因为这几个主体在空间上的紧邻而出现“一体化”的态势。显然，前一轮竞争发展的导向、城市政府作为竞争主体的意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都是今天这种“紧邻化”而非“一体化”格局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