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县作为山区县、省级贫困县，经济、教育发展均比较落后。如何加快教育发展步伐？这是和平县历代教育者思考、探索、尝试破解的问题。为探索破解之路，和平县勇于实施“文化育人”，并已经走过四个春秋，在硬件校舍设施设备、师资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大力推进“一校一强项”和“一校一特色”工程，取得了教学质量的稳中提升，辍学率大幅下降，学生多元化成长成为主流，逐渐形成“人人有兴趣、个个有专长”态势。由于成效显著，和平县“文化育人”于2014年12月30日被广东省教育厅列入全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那么，和平县是如何提出、推进文化育人的？又破解了山区教育哪些难题？

　　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大量人口流向城市，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尤其是山区农村人口递减幅度更大。农村人口的变化可以从每年新生入学人数变化得知。从2005年到2010年，和平县新生入学从9300多人减少至3600人，每年减少1000多人。新生人数急剧减少的大背景和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化浪潮，另外一个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逐年显现。因为城市化，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由此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的留守儿童。目前，和平县中小学留守儿童占在校生76%，有些乡镇甚至高达90%。留守儿童由于缺乏家庭亲情、家庭教育、家庭监管，导致人格扭曲、性格异常、习惯异化。哪怕在校生活，也难以融入集体生活，较多出现厌学、逃学、弃学等现象。2010年全县近30%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厌学现象，而出现厌学现象的学生中，留守儿童占80%以上；逃学人群中，90%以上为留守儿童；弃学人群中，95%以上为留守儿童。如果不破解留守儿童问题，厌学、逃学、弃学等现象就会逐年加剧，最终会动摇素质教育的根基。

　　如何破解上述难题？这是摆在和平县教育局领导面前的一道现实而急需破解的难题。对此，和平县教育局领导内部出现了几种不同声音，如这些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扭转过来，我们这批人无法完成此重任（不去搞什么教育改革）；这些问题既有师资、管理，也有硬件建设方面原因，因此，在目前情况根本无法全部解决（即使尝试教育改革也是徒劳无功）等。

　　震耳欲聋的口号不如实实在在的行动。黄伟平局长没有参与辩论，没有明确表态，而是深入一线进行调研。当他看到公白中学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活动、亲子教育活动等让学生天天快乐、健康向上，全校辍学率为零，而且该校多年教学质量在全县名列前三时，他异常兴奋，深入思考，萌生出“文化活动→文化育人”的念头。假如全县中小学都像公白中学一样，问题不是很好解决了吗？

　　一旦决定，就要坚决推进落实。为此，他更是以身作则，亲自撰写《论文化育人——结合我县校园文化建设进行》、《谈和平县如何探寻文化育人之路——以我县近几年教育发展为例》、《谈学校文化建设》、《论文化育人的多维性》、《论细节与校园文化建设》、《深入推进文化育人 迈向学校文化自觉》等十几篇文章，在《和平教育》刊发；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推进文化育人工作，以此统一全县教师思想，形成推进文化育人的合力。不久，和平县举办了第一届中小学校长论坛，研讨文化育人理念，加快推进文化育人步伐。

　　很快，和平县教育局相继出台了《和平县中小学实施文化育人中长期规划（2011-2020）》、《和平县中小学强项和特色建设规划》、《和平县文化育人特色学校评估标准》等5份规范性文件，稳步、系统推进文化育人。

　　教师文化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目前，全县共订阅教育类期刊5653份，比2010年增加4600份；全县教师每年发表教研论文400篇以上，比2010年增长250多篇；全县教师共完成校本教研专著或教材19部，比2010年增加15部；完成教研课题立项66项，完成结题28项目。

　　校园社团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目前，全县中小学共有社团或兴趣小组1100多个，成为全市校园社团最多的县区；每所学校都成立了文学社，成为全市唯一一个校园文学社全覆盖县区。多数学生都参加了一个社团以上，每年至少参加社团活动7场次以上。多元文化活动开展成为全县中小学的常态，多元成长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道靓丽风景，参与社团活动成为学校德育的最有效载体。在丰富多彩的社团文化活动浸润之下，师生乐意留在学校，学校也因此成为师生共同的家园，心灵的港湾。

　　Nicolai Peitersen（尼古拉·彼得森）：《道德经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作者，中国和文化研究机构副主席，国际绿色经济协会咨询委员会专家，前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项目首席专家、在华协调员

　　Lyna（丽娜·斯容）：法国国家公务员培训中心培训发展

　　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

　　赖文鑫：中华两岸和平发展促进会主席、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

　　首先，我想向和平县教育局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我很惊讶，能够在中国听到这么优秀的教育案例，这对于全国的教育界而言都是非常好的学习榜样。

　　在欧洲，我们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也就是说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所享受到的公共资源水平都是一样的，大家去的都是一样等级的医院，上的都是一样好的学校，即使是对于那些非常乐意居住在偏远山村的人而言，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也是一样的，人们不会仅仅因为公共服务的方便和优质性而搬到市中心去生活。但中国目前要做到像欧洲那样把公共服务设施完全平等化，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和平县而言，如果仅仅从硬件上进行改良，可以把先进的教学设备引入到乡村中去；如果想要提高软件水平，就要考虑如何吸引国家级或者省级、市级水平的教师到山区对孩子们进行教育，这确实是个难题，也是作为城市管理者和政府官员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教育与城市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首先，我要向和平县教育局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这也让我有耳目一新的体验和感受。我对案例中的内容非常感动，我能从他们身上深深地感受到教育爱好者的那份热情。同样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也希望能够在教育方面给出一点小小的建议。

　　我非常赞同“一生一特长”的理念。“一生一特长”不仅仅可以让学生学到技能，还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自信，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更加有信心，这能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神经学的有关调查显示，积极的情绪对学习情绪的调动、自信心的建立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而能够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树立信心，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和平县教育局做得非常棒。

　　在留守儿童这一领域，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已经做了七年，现在我们仍有80多位年轻的大学生住在重庆、长沙等地的乡村，解决老师和学校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孩子们回到家后怎么办？平时没有父母怎么办？因为，在乡村，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问题，只靠像和平县这样优秀的学校和老师是无法解决的，这是个全社会的问题，这三类人群如果出了问题，那么我们每个城里人也不可能有好的未来。所以，我在这里感谢峰会组委会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我主要提三点建议：第一，形成一个公共政策，让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将服务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作为他们进入工作岗位之前要上的必修课，这就是新的“上山下乡”。这对于大学生本身也非常有帮助，我们的80多位大学生提高得很快，他们不光帮助别人提高，自己也有很大提升。他们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学业陪读、家教、给学生辅导功课、情感陪护、能力培训等。留守儿童有了问题，他们就是知心姐姐和哥哥；能力培训主要是把孩子组成一个个兴趣小组；人格培养主要是培养留守儿童的自信心、爱心；最后是生活陪伴，教他们怎样保护环境等等。

　　我来自台湾苗栗山区最穷困的农村，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从小跟着奶奶长大。我的老家在广东，因此我曾经以为全世界都是客家人，直到上了小学才知道有普通话，到小学四年级才会讲完整的普通话，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中，我就是很典型的留守儿童，所以刚刚讲到关于留守儿童的内容，我非常感动。

　　十几年前我就到过和平县，当时是以学者、专家的身份去的，我曾对他们提出过三个建议。第一要发展农业。和平县种了很多猕猴桃，是我带着很多专家一起种的。但要发展农业，却不能只卖猕猴桃，而是要发展农业产业化。第二要发展智慧物流产业。我建议在和平县建立物流转运中心，因为和平县位于广东省的边缘，是广东向内地城市辐射的一个重要基地。第三要发展教育。我在台湾小学毕业后，由于家里没钱供我继续读书，于是我就背着草席离家出走，并全部凭借自考完成了初中、高中、大学的学业。1981年，我考取了台湾高等公务员考试国家土地管理的优等第一名，并一直从事城市规划的工作。后来，我放弃了公务员的身份，进到工厂工作，从生产线作业员开始一路做到了新加坡和台湾四家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我讲这些内容的目的是，和平县的孩子也都是客家孩子，我希望他们也一样可以从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自己的未来，而不要妄自菲薄。

　　这一节我们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乡村教育的发展问题，另一个是留守儿童问题。两个问题有一些关联，在乡村教育方面和平县做得非常不错。

　　我再讲讲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最近几年我们非常关心这一问题，但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关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方法，都不足以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因为只要我们认为城镇化或城市化是一个必然趋势，那么我们就要面临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那就是我们的许多农民必须背井离乡在外打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减少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确实有很多做法，包括廖晓义老师提到的大学生“下乡”，包括Lyna女士讲的拍摄视频等等。但我认为这些都不足以彻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因为我们是人，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与不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是有巨大差别的，我一直不相信一个外来人可以代替孩子们的父母，因为我们认为亲子培养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