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昙华林，那精美的教堂、牧师楼和西式的民居，令人惊异百年前武昌的开放程度。武汉三镇的现代化是从1861年汉口开埠开始的，如果以长江为界，汉口是西方文明“挑战”的前沿，武昌就是中华文明“应战”的堡垒。可是，历史的丰富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武昌并不是“租界”而是“华界”，作为“华界”的武昌城内，竟然坐拥美国、英国、瑞典、意大利四国的教区，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医院、学校、育婴堂和住宅与中国人比邻而居，散落于武昌城内凤凰山与花园山之间狭长的街巷内。这种在中国政府管辖区域内的国际化社区，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所受的历史教育，我们不能不重新打量我们的前人，他们的胸襟、胆略与能力。“被动开关、全面开放、全面进步”——这就说明了武汉何以在开放之后短短的50年就“驾乎津门，直逼沪上”，开演了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共和大戏。然而除了简单的几段说明书，我们对昙华林所能知道的太少了。

　　花园山上有一座嘉诺撒仁爱修女堂，曾经是嘉诺撤仁爱修女会分院，开办育婴堂、教理班、工艺所等公益事业，并在此开办武昌圣约瑟诊所。嘉诺撒仁爱修女堂的后面是一座天文台，残垣断壁之间你会发现一块块青色的城砖，也许这就是武昌城拆除之后城砖的再利用？不到百年的建筑，据说“所建年代已不可考”。当一个城市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的时候，这个时代所有的读书人都应当惭愧……

　　昙华林从来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旅游景点。无论是首义门还是农讲所，都承载了宏大得多的历史题材。昙华林优秀历史建筑多，文物建筑少。在武昌，记载着重大历史信息因而具有鲜明的纪念意义、教育意义的建筑并未集中于昙华林。全区59处文物中昙华林只占5处。但若论优秀历史建筑，全武汉139处，昙华林就有27处。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观，将近代史简化为革命史、将革命史又简化为党史，而昙华林并不是抗日烽火、革命风云的经典地段，很少具有纪念性、仪式感、供人仰视的建筑，相反都是些融入了人们日常的信奉、求医、就学、居家的场景，她是武昌城的日常生活，是这座城市的家长里短。她是用并不显赫的点点滴滴全息地纪录着这座城市作为市民栖居之地的真实生命。惟其真实，因此反而叫人体味不尽、联想不断、亲近不已，这大约就是如今年轻一代的游人络绎不绝的原因。

　　昙华林不是一个优秀历史建筑紧凑密布的地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与街区保护的法规，重建筑而轻街区，强调同类的“历史建筑尽量紧凑集中”，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水平。据说上世纪70年代一次考古，由于现场保护不够，勘探中的文物被雨水淹没，最后只好“打捞”出来做了一个展览，完全失去了原来的三维关系，受到考古界一位老前辈的严厉批评。因为脱离了文物之间的空间关系，“文物展”与“盗墓展”就没有区别了。历史街区保护也是这样，假如只看到50几座历史建筑，不顾它们之间的联系，不顾当时和现在的社会生活……

　　昙华林被再度“发现”是在2003年，这一年3月17日，长江日报《黄鹤楼》副刊以整版篇幅刊发了《昙华林，一部活的近代史书》，编者大声疾呼，专家纷纷建言，还有本地作家方方的文章：“记忆就是文化”。毫无疑问，由此昙华林进入了公众视野，4月1日，《武汉市旧城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第二年的6月，武汉市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到昙华林调研座谈，拉开了昙华林历史街区的抢救、保护、开发的序幕。这一阶段正与国内众多城市开展历史街区保护同步。

　　说到当代中国的历史街区保护，可以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琉璃厂进行了国内最早的旧街区改造。在这片历史老、地段好、基础差、居民贫困化的街区，由政府主导规划设计、拆迁改造。将一个有着大批原住居民和相对集聚的文物字画店的老旧街区，改造成为一个金碧辉煌的仿古街。巨大的改造成本使得飚升的租金无情地将琉璃厂的业态向着高端推举，琉璃厂成为一个几乎专门面对外国观光客的字画文物街。在1985年专家评估会上，对这一场改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拆真造假和高档化两方面。陈志华先生批评这次改造：“古而不朴，增华过甚；拆真古董，换假古董”，另有专家批评这场改造“高门槛排除了众多为普通市民、知识分子服务的业态”。然而一场金碧辉煌的改造还是迅速对全国形成示范，从那时起，举国上下拆旧建新，打造“唐城”、“宋城”之类仿古商业街成为一时风气。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城市出现了一股新气象。这就是1999年在上海出现的“新天地”。在此前后，1998年在天津出现了恢复意大利租界的“意式风情街”，2003年在成都出现了整旧一新的“宽窄巷子”。在一个有实力有品位的开发商操作下……

　　昙华林就象武汉历史的后院，起于新世纪的保护建设犹如打开了一道通往后院的大门。进门后越走越深，遇到数不清的新问题。历史建筑活化的体制之困，便是一桩大难题。

　　其实，拥有和使用历史建筑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威尼斯宪章》要求：“做历史性城市和地区的保护规划，应该是一项多学科的综合工作，事先须由考古、历史、建筑、技术和经济等各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必要的调查”。俄罗斯修复学院的创建者、历史建筑修复专家普鲁金曾说，“历史建筑的修复决不是房屋的修缮”，普鲁金和他的教师学生是以对历史建筑极大的敬畏与珍视，从一块烧焦的木片，一片脱落的墙皮研究建筑的材质、工艺，然后制定古建修复的方案。这种光复旧物的态度在意大利、西班牙、在英国、在整个欧洲可以处处感受到。19世纪末期，威廉·利华为他的兄弟利华有限公司所建设的“阳光之港”（时代约略等于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当时邀请30多位建筑师为工人所建的住房、剧院、教堂、美术馆，今天已成为英国的历史保护区。一位居住其中的退休飞机工程师告诉我，他10年前买了这里的一套房子，按法律他不能更改建筑的外观。我在英国还听说，如果一座百年前的墙体在建造的时候以马血搅拌灰浆，那么今天在修复的时候也必须用到马血。于是当世界各国的游客观赏意大利那些以不同颜色的大理石修复的罗马石柱的时候、当人们欣赏西班牙那些粉白的墙壁上刻意留出的一段中世纪红砖所砌筑的拱卷的时候，心中油然而生的不仅是对逝去的辉煌的感慨，更会感慨这所有的修复，都是为了展示“人类集体记忆”——让本地的居民和远方的客人由此增加对历史的实感和审美的品位……

　　一旦有个地方成为新闻热点，不同角度的诉求就会扑面而来。商家看到租金升值、居民看到拆迁机遇、企业看到地价洼地，而政府会从不同的角度赋予这个地方不同的功能。那些偶尔到来的高层领导，带着看惯了“亮点”的目光，更希望看到一个“打造”出来的成果。而昙华林自己已展示出一个历史街区的复兴是如此复杂——“比登月航行更复杂”。英国城市规划泰斗彼德·霍尔说：“因为登月目标明确、且全过程是物理性”而“城市规划多目标，多数过程是人的行为”。同样，美国城市思想家简·雅各布斯说：“城市是有序复杂问题”。她批评那些由精英脱离了公众而制定的城市规划“就像所有的乌托邦计划一样，任何重要计划的权力只属于手握重权的规划者”。那是“一个家长式的政治和经济社会”、“一笔勾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

　　昙华林正在显示出一个多功能、全方位、富有艺术气质的完整城市街区，人们看待她的眼光也从单纯的“历史街区”、“文化产业园区”，回归到一个有完整生命和健全人格的城市社会，昙华林正在“复兴”。

　　你看，昙华林小学的学生课余做小导游，他们向全区中小学生发出倡议，做了解武昌热爱武昌的武昌人。正象《威尼斯宪章》所倡议的那样：“必须促使各年龄组的人理解历史性城市和区域的价值，并使居民都来保护它们”。

　　你看，“牵手昙华林”、“昙华林艺术节”开始了，由文旅公司和民间艺术机构和资深音乐人联合创意发起。“生命在于运动、旅游在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