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 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国土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技术指导：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 办：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承 办：城市化委员会城乡市容环卫专委会、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新华社 中新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光明日报 中国建设报 中华建筑报 城市化网 新浪网 搜狐网 腾讯网 《城市化》杂志
主 持 人：李津逵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
顾 晴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城市化》杂志副社长
时 间：2015年10月31日
地 点：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12楼会议厅
10月31日，第24届中国城市化论坛在郑州宇通重工举行。论坛上，住建部城建司市容环卫管理处处长杨海英说：“我国中小城市市容环卫亟需构建标准化、管理精细化、设备机械化、推进市场化。干净的环境卫生不仅是每个市民所希望的，而且能够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原建设部总工程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金德钧，住建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市容环境管理处处长杨海英，河南省住建厅总规划师刘福明，郑州市城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赵新民，中国建设科技集团副总裁徐文龙，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聂永丰，城市化委员会副主任李津逵，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白良成，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设备成套研发中心主任王丽莉，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朱蕾，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部委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齐聚论坛。与会嘉宾以主题报告、多方对话等形式，共同参与了论坛各个环节的互动。
会议致辞环节，李秉仁、刘福明、李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结合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及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精神，李秉仁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的成就是斐然的，对于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5%，2020年将达到60%，2030年将达到70%，这表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充满活力。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没有提60%、70%的城镇化率目标，但提出2020年人均GDP和城乡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是说，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要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应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因为这涉及到社会和民生。另外，无论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十三五”规划建议中，还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的文件里，都讲到要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这需要我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解决问题，需要推进现代化，在环卫行业同样需要推进机械化进程、现代化进程。”
根据住建部《2014年城乡建设公报》统计，截止2014年年末，我们国家有653个城市、1596个县。相对工业废物量每年32亿吨，生活垃圾清运量是2.4亿吨，比例较小。其中，城市垃圾大概占1.9亿吨，处理率达到86.3%，按照严格标准，处理率大概在50%左右。处理方式上，卫生填埋是主要技术，占相当大的比例，焚烧处理这几年发展比较快。我国目前有填埋场1658座，基本上覆盖每个城市和大部分县城，处理能力达到每天近50万吨。
预测到“十三五”末，填埋场会达到2400多座，基本覆盖所有县城，并随着其它技术的发展逐步进入相对稳定期。填埋场主要填埋物将从原生垃圾变成焚烧后的残渣和处理后的废灰，我们正在制定新规范，针对今后建设的填埋场提出新的技术要求。目前的垃圾焚烧厂在建设上基本沿用BOT模式，由于选址越来越难，污染控制标准越来越严，因此出现几个特点——一城多厂、一址多厂、超大焚烧厂。预计“十三五”期间（2016—2020），垃圾焚烧仍然处在比较快速的发展阶段，全国焚烧厂数量会进一步增加。结合现有在建项目分析，“十三五”期间焚烧厂年均增加量约为35座/年，2020年，全国建成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将超过400座，还有200座进入规划建设期，规模处理能力达到40万吨/日，到2025年左右达到50万吨/日。
关于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发展与展望，主要有11个方面。一是资源回收。中国生活垃圾资源回收率约为32%，以市场化回收方式为主，主要由个人或企业进行回收，回收量约为1.2亿吨/年，并未纳入生活垃圾清运量统计。
关于“我国中小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一体化解决方案”，我将从五个方面来阐述。
一、生活垃圾的产生
2013年，我国658个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72亿吨/年，平均清运量合约47.12万吨/日。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9.3%。面对如此大量的生活垃圾，每个城市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符合该市特点的收集转运体系。
生活垃圾产生源主要包括道路的清扫、居民小区、集贸市场、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产生的垃圾，这些垃圾收集到垃圾桶或垃圾箱，由环卫部门负责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
二、收运系统的建设
收运系统从内容上分包括四大系统，即收集系统、运输系统、配套系统和管理系统。收集系统和运输系统密切联合，互为相依。所以，收集系统在建设过程中，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收集点、收集站尽量建成可压缩式，垃圾尽量少地遗撒和外露，尽量减少视觉污染和嗅觉污染，提高环境效益；二是重视配套设施建设。如：污水尽量直接排到市政污水管网，少设死井；要增设降尘、除臭设施；三是提高自动化控制水平。如每个收集站或点要设有小型控制室，对垃圾称重计量、设备运行情况、维检修情况等实现实时统计和监测。
郑州市是河南省省会，近年来，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里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一是郑州市市域面积7449平方公里，占河南省16.6万平方公里的4.5%，却承载了河南省10%的人口。截至去年年底，郑州市建成区面积达到412平方公里，人口突破700万。从经济总量来看，郑州去年GDP达到了近7000亿元，占河南经济总量的20%；一般性预算收入达到833.9亿，占河南省的近三分之一。这几个数字足以说明郑州作为一个有上亿人口大省的省会城市，承担着多么大的建设任务，同时，这也给郑州环境卫生管理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郑州现在生活垃圾产生量每天在5000吨左右，污水处理每天在145万吨左右，随着这几年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基本做到了全收集、全处理。特别是从2012年起郑州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截止到今年年底，在四环近600平方米区域内基本上消除了城中村和棚户区，每年拆迁面积在1亿平方米左右，产生的建筑垃圾每年在8000万方左右，这是目前郑州市的现状。
在郑州市环卫工作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规范环卫体制，提高环卫职工待遇。我们通过规范环卫作业体制和作业模式、提高环卫职工待遇、规范用工条件、加快环卫之家建设步伐、坚持开展办实事活动、开展帮扶救助活动等措施，加大环卫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二是优化作业方式，推进精细化管理。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改进作业模式，变扫马路为“吸扫联动”；推行精细化管理，变定性评价为“以克论净”；实施精细保洁，立体作业无死角；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污水、垃圾和大气污染等严重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而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运行效果不好，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日益加重。同时，市容环卫市场化也面临着投资能力不足，效率较低、管理较差、服务质量不理想，城市环卫工作的主体单一，环卫市场化程度低等困境。推进环卫市场化的好处是，转换政府职能、实现“管干分离”、降本增质、让政府和民间取长补短、做到投资主体多元化、减轻财政负担等。目前，影响环卫市场化的因素主要有：政府的信誉度和政策稳定性不够、适应环境保护市场化要求的环境法律政策体系亟待完善、环卫项目成本不合理、缺乏专业化的机构和人才。就目前的环卫市场化运作模式，不论是BOT、TOT，还是较为新颖的PPP模式，“融资租赁”均可以从融资延伸到建造、运营、维护等环节，从而丰富各个模式的资金渠道。目前的融资租赁模式有两种，一是直租模式，二是回租模式。
接下来，介绍一下融资租赁的几个案例。一个是环保设备租赁。A市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承租人”）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急需购置300余台清扫车。由于所购车辆不具备盈利性，主要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银行贷款受局限，无法根据财政拨付情况选择还款方式，因此想通过融资公司办理该笔业务。承租人选择了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来购置车辆，融资公司经过调查，了解到承租人为市政部门，此次购车是根据市委、市政要求购车，还款来源为政府拨款。在融资公司不需要承租人提供抵押物的前提下，双方确定了融资租赁方案：由承租人自行选择厂家和型号，确定设备总价2亿多，承租人首付30%给厂家，其余的70%由融资租赁公司根据设备购买合同约定支付给厂家；租赁期内，设备所有权属于融资租赁公司，承租人使用该设备，并根据市政拨款情况，两年内分8次偿还。本案例具有鲜明的融资租赁业务特征，即：租赁物为独立、可移动的行业设备，租赁期限相对不长。此次融资属于大型融资项目，总价值达2亿多。通过融资租赁，承租人既获得了设备，达到了市政要求，又顺利实现了融资，节约了流动资金，也能够按照拨款情况进行还款，保证了信誉。
第一，伴随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空前高涨，对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由于“邻避效应”，人们对垃圾的收运处始终带有一种既需要又排斥、反感的态度，致使垃圾收运、垃圾场选址等的难度增加，这是摆在大、中、小城市面前的一个共同问题。
第二，虽然市容环卫行业越来越重要，但该行业在人们心目的地位与大家对环卫的期待和要求并不成正比，没有相应提升。比如，通过很多公开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公众对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电厂的技术进步、以及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工作认识不到位，说明这个行业的地位还有待提高。
第三，能不能把大中城市垃圾收集和处理模式和技术搬到小城市和乡镇？这是一个大家有疑问，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又很难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因为它涉及范围广，包括标准问题、收集和处理费用问题等。不管怎样，大、中、小城市和乡镇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垃圾的收集和运输都要坚持机械化作业。所以，宇通重工发展保洁清扫车辆，无论在什么形势下，都将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小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应用市场。
垃圾处理的基本路线是：源头减量、废品回收、再生利用、能源回收、最终处置。历史传承下来的垃圾处理方式只有两种：一是填埋，二是焚烧。
我国在超大型城市建立了超大规模的垃圾焚烧厂，一个厂的焚烧量可达6000—9000吨，世界罕见。垃圾焚烧需要规模效应，这在大城市可以实现，而这种方式是否适用于中小城市？现在，我国对中小城市的界定主要以行政区划为标准，这一界定标准不一定适用于垃圾处理，因此，我们首先应在垃圾管理层面对中小城市做出界定；其次，判断垃圾焚烧状态的基本依据有两点：第一，温度等级——技术层面处理好垃圾；第二，环境质量——不要对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
从上述两个指标来看，垃圾焚烧是否可行应看这个城市的垃圾产生量：若能产生300—500吨垃圾便可行，小于这个量则要慎重。我国垃圾焚烧不能再走日本小规模焚烧的弯路：以前日本有3000多个垃圾焚烧厂，现在减少到1000多个，淘汰的正是那些焚烧量只有几十吨的小厂。我国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市，要想搞垃圾焚烧，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要盲目跟风，否则容易带来后遗症。
相比中小城市，农村垃圾问题更典型，我认为：第一，要从抓农村垃圾分类开始；第二，一部分垃圾（比如厨余垃圾）可以就地处理，无法就地处理的垃圾再集中处理。一些小城市的垃圾处理也可以参照这种方法。
在生活垃圾收运处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点是垃圾处理场选址难，这是整个过程中最难的环节；第二个难点，是环卫处理中的协同处置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在城市近郊区建设固体废物综合处理园区，解决项目建设用地难的问题，并且对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形成循环经济产业园。这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循环型社会的有效途径。
循环经济产业园可实现城市多种固体废弃物的协同处理处置，实现厂内、厂外道路、供电、供水等设施共享，有效地节省土地资源，进而节省项目投资。同时在园区内多种物料协同处理的过程中，可实现整个园区内各项目之间的物料循环、能量循环，进而实现与社会之间的大循环，也为政府节省了很多资源。然而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难实现：首先，选址是第一难；其次，在建设运行过程中，多个单位参与建设和运营，彼此之间很难形成循环。尽管如此，循环产业园的建设也比单独建厂要好，能做到外部设施（道路、外电、外水等）的共享。
郑州市目前在城市市容环卫领域存在的问题，有一些是共性问题：第一，地方政府对环卫领域的投入资金问题。现在，郑州市环境较好的区域保洁投入平均为9.5元/平方米，也就是说，一亩土地上每年投入环卫经费6000多元。第二，环卫设施落地难是基层环卫工作中最头疼的问题。根据规划，现在郑州市准备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各建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但是没有哪个区愿意接纳。我认为，可以按照市场化的方式、以经济手段、通过建立环境补偿机制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比如，若把垃圾发电厂建到中牟县，把金水区和郑东新区的垃圾都运到中牟去，每吨垃圾要给中牟一定的补偿。此外，我们还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全民关心环保、支持环保，使环卫一线职工得到受尊重的社会地位。第三，标准问题。没有严格的标准，做好环卫工作显然不太现实，因此，国家要先制定统一的标准。然而由于全国各地气候条件不一、人们生活习惯在改变，所以环卫标准也不应一成不变，而是要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制定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环卫保洁标准。第四，推进“机械化+人工”的操作方式。当前环卫机械的质量、性能都越来越好，同时价格越来越低，而人们的工资是逐年上涨的，所以，当我们使用机械化工具时，在标准相同的情况下，支出不是在增加，而是在降低。未来，环卫、保洁行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
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市容环卫建设和管理要求，国家在一些方面有两套不同的标准：如国家卫生城市对环卫的检查，就分大中城市和县城的不同标准；又如垃圾处理建设方面，有适用于大中城市的垃圾填埋、焚烧、堆肥建设标准，另外又有专门的《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建设标准》。而中央财政预算给不同规模城市的垃圾处理场和转运站建设的投资标准基本是一致的，在单位投资相同的情况下，小规模的垃圾转运站和处理场就会带来建设和运行水平低下造成的二次污染问题等。
要解决此类问题，通过小城市的收运处理规模化和技术进步，降低单位投资和运行成本是发展方向。比如：通过城乡垃圾收运处理一体化的打包处理模式，把农村垃圾纳入小城市，200吨的变成600吨，就可以焚烧发电了；从企业成本的角度来说，企业在设备和技术研发上，应降低单位投资。比如，发改委拨给各地建垃圾转运站的资金是8—10万元，如果一家企业找到改进型的垃圾转运方式，以5—6万元的价格在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做起来，那么这家企业就有了生命力和竞争力。表面上看，中小城市垃圾处理场规模小、单位造价低，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反而变成了高投资。所以，我们应围绕降低单位投资的要求，改变中小城市的环卫模式，实现管理和技术进步，使其有效地向规模化转变。
面对过去30—40年生活环境的改变，作为一名企业家，我能做什么？无论于公还是于私，我想都要尽一个企业家所能，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于私来说，做好这一领域对企业、股东、员工都是有利的；于公来说，今天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恰恰是企业发展的机遇，抓住机遇、满足社会需求，就等于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要想做好自己的事业，首先要有一颗利他的心。那么，环卫产业该怎么做？要走进市场、走进社会、走近客户，设身处地地站在环卫工人、城市管理者的角度来想问题。只有学会换位思考、换位体验，经营“利他”，才能“自利”。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我们只是其中一小段上面的几个点，对于整个产业链，我们必须向对整体产业有着深入研究的专家和机构学习，形成联合，才能站在更高的层面审视现在所做的事情，弥补现有的不足和差距，向社会输送价廉物美的解决方案。
提问：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地方的垃圾焚烧站出现了低价中标的恶性市场竞争。请问陈朱蕾老师，您对这一现象怎么看？
陈朱蕾：上个月某公司以26.5元/吨的垃圾处理服务费，中标某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确是刷新了中标的低价记录。10多年前的上海虹桥垃圾焚烧厂，焚烧1吨垃圾政府补贴服务费200多元，之后补贴价格到100多元，再到近几年的60—80元范围，现在又降到低于30元中标。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首先我们不排除考虑垃圾焚烧技术进步的因素。风力发电技术进步，近20年其建设和运行成本下降就超过了50%。但是焚烧的技术进步，并未神速发展到在十多年时间内几乎导致发电成本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跌落，况且目前国内企业的技术差异尚未拉大到显著的价格差异上，所以有理由认为主要是市场行为的价格差异。实际上，垃圾焚烧的成本来源除了政府补贴，主要来源于发电的获利和发电的补贴，服务费所占比例只有15%左右。在盈利模式较为清晰、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前提下，和其它行业一样，价格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以26.5元/吨中标价为例，其它入围的企业均低于40元/吨，并未高到60—80元的范围，中标的和未中标的服务费所占比例相差只有5%左右。垃圾焚烧的整体政府服务费价格走低，是否恶意？究竟会带来什么隐患？需要几年后才能看到真相。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反对恶意低价中标的，担心可能出现的各种隐患。
李津逵：请各位领导、专家谈一谈：中小城市的市容环卫要搞好，政府应该做什么？企业应该做什么？社会应该做什么？每个人心中的定位是什么？我们应用怎样的价值观和理念来做这件事？
白良成：我认为就是两个字——透明。在公众对事情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去做，显然是不行的。
聂永丰：第一，正视现实；第二，以降低向环境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善环境为主要目标，把所产生的垃圾收集起来进行合适的处理处置，而不是单纯把限制提得太高。此外，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应考虑小城市和乡镇的实际发展阶段和经济条件。
王丽莉：虽然说我们环卫工作者（无论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装备工作，还是工程设计）是环境卫生的第一责任人，但是环境卫生是大家的，各个部门——尤其是政府各部门应该互相协调，共同面对现实，面对中国国情，解决实际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中小城市市容环卫问题，受邀前来参加研讨的既有国家、省市级的主管领导，也有业内权威设计机构，还有顶级专家学者，并有以宇通重工和李勇董事长为代表的企业和企业家。我的感受是，研讨中谈到的意见和观点都非常实在、中肯，也都很深刻。在上午的主题报告中，杨海英处长、徐文龙主任、王丽莉主任，赵新民书记和白钢总经理都提出了很多启发性的观点；在下午的互动环节，我们把几位国内顶尖专家请上台，他们的发言为城市市容环卫工作现存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通过今天的会议，我认为，要想做好城市市容环卫工作，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领导要重视，这是中国一切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最大的特点。我们的经济是政府领头的经济，社会治理更需要政府领头，因此引起领导的重视至关重要。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陈政高部长便曾说过：“一个城市的环境卫生可以折射出这个城市领导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也可以看出这个城市领导的责任心、决心和毅力，这是工作取得成绩的关键。”
第二，切实做好城市规划，该协调的要协调，该调整的要调整。现在，城市中相互影响、相互干扰、相互污染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一定要做好城市规划，使之更科学、更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