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市病”在我国多个大城市集中爆发。不仅仅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出现了由人口剧增引发的“城市病”，就连二三线城市，甚至连小城镇都“犯病”了。有人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用无限的吸力把它周边的资源、人力都统统一股脑给吸附了过去，吸进肚子之后，却又发现自己并没有足够宽容的肠胃把这些都给消化吸收掉，最后闹到医院。
    有负责城镇化工作的人士感慨：“城镇化归根结底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如果老百姓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面对的是糟糕的城市服务，那么转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使得我国“城市病”问题更具复杂性、综合性，凸显的是各种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医疗服务跟不上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步伐...

    “城市病”是对人口及相关发展要素向大城市过度集聚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的统称。国际经验表明，城市病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快速城市化阶段往往是各种“城市病”的凸显期和频发期。2011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标志着我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的发展阶段。与我国高速城市化如影随形的是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如今，“城市病”已成为各地城市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
    北京和武汉首次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城市病”这一词汇。北京明确承认“累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城市病”， 第一次把“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列入2014年度...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出现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人口流动问题、汽车社会带来的交通问题、能源消费引发的环境问题、城市扩张和土地财政酿成的土地问题及房地产泡沫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近年来PM2.5 污染，更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危机感高涨。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民网就公众关注的21个热点问题展开网上调查。在针对“目前中国最为突出的城市病有哪些？”的问题调查中，有31.16%的网民认为“环境恶化”是中国目前最为突出的城市病；26.88%的网民认为是“人口超载造成公共资源紧缺，带来医疗等生活便利性不足”；25.47%的网民选择的则是“社区治理水平较低，行政管理仍强调管理大于服务”...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管网等市政设施不能有效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设施不足以及处理率低等问题凸显，这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引发的市政公用设施供需矛盾。当前，城市高楼大厦林立，人口密集，交通拥堵，对灾害抵御能力的不足也令人担忧。
    近年来，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气象灾害的消息不绝于耳，其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也令人印象深刻。2010年11月上海的高楼大火，给消防营救造成巨大困难；2012年7月北京的一场特大暴雨造成几乎全城交通瘫痪和上百亿的损失，再次拷问这座飞速发展的城市是否已经...

    数据显示，今年3月1日，北京轨道交通全路网客运量首次突破900万人次大关，再创历史新高，上海地铁日均客流量在一年前也逼近700万，高峰限流措施频繁。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中，每3个人中就有1个是外来人口。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 “城市病” 已不是大城市的专利，这些“症状”正快速由中国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传染”。本应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如今却成为人们忧心忡忡的对象。
    由于发展思路的单一，在发展方式和发展所遭遇的瓶颈让很多乡镇都难免重蹈大城市的覆辙：小石棉、小化工、小电镀，城市有城市的工业毒害...

    “城市病”是世界工业化中的通病，只是中国发展迅速，把这个过程缩短了，比较集中地凸显出来。正如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分析我国“大城市病”产生的基本原因时所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突然在十年、二十年间有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扩张，产生了交通拥堵、城市环境压力大等问题，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城市的基础设施正在建设，还没有结束，这也是成长中的城市所避免不了的；我国属于制造业大国，传统制造业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污染。
    在正视我国“城市病”产生的客观原因的同时，有专家指出我国的“城市病”除了拥有与其他国家“城市病”相同的成因之外，还具有许多我国特有的体制性成因...

    现代城市是一个融合环境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等系统在内的复杂体。中国以往的城市管理模式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对城市管理的理解比较狭窄。有专家指出，我国“城市病”的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模式严重违背规律外，还在于粗放型的城市管理。“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以北京为例，早在2005年，北京就制定人口控制规划，并且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按照这个规划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是1800万人，中心城区850万人，但实际情况大大超出了这个控制目标。据北京两会透露，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达2069万人，中心城区人口达1300万人...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比如，大城市、城市集纳了太多资源，与小城市、农村的关系并未达成和谐生态的关系，势必造成人口的单项流动，进而引发“城市病”，折射出我国城市化畸形发展。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蔡继明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直言：“‘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祸，因此不应轻易谈瘦身，否则容易抹杀一些问题，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他进一步说：“有人看到大城市‘生了病’，什么人多、车堵、出行难啊，就以为是‘大’造成的。可世界上同样还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没有‘生病’，甚至人口比咱们这些城市还多的城市也没‘生病’。比如美国纽约，比我们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意味着解决“城市病”成为当代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责任，而有质量的城镇化被认为是我国“城市病”的治病良方。
    不少受访者指出，农村与城市均衡发展是治疗“城市病”的一剂良方，真心期待各级政府始终树立以人为本治理城市的理念，在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农村配置，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从“资源高地”的高压态势中解脱出来。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指出，从长远看，只有实现了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形成错位互补的城市集群，才能破解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带来的“城市病”难题...

    “城市病”是我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成长的烦恼”，其预防和治理是我国城市化必须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我国的一些城市单从调控人口规模入手解决“城市病”远远不是“对症下药”。那么，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新业在接受采访时直言：解决城市病，政府应该从责怪“人太多”的懒政中走出来，改变治理社会的方式，改变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
    郑新业认为，解决“城市病”根本是要调整市区两级的财政关系。他分析说：“在分灶吃饭的体制下，央地关系的矛盾在市区两级上也同样存在。企业上缴的所得税，中央得60%，北京市得20%，区县还有20%，所以区县一级有非常强烈的动机要去争取、吸纳企业...

    “城市病”属于当今社会发展中的“疑难杂症”，症状多样、病因复杂。然而，在“城市病”表象的背后，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改变、各项社会制度亟待改革和完善。
    蔡义鸿从我国体制角度予以了阐释：“我们在干部选拔任命方面，不尊重官员的个人选择，比如有的地方官员在城市治理方面做出了一定业绩，本想继续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却被调离了。除了政绩观，综合考量才是解决之道。”
    有网友指出：我国建国60年多来，是一群不懂城市的人在管理城市。不是说让城市管理者都学城市规划学，而是要对专业官员尊重。蔡义鸿对此表示认同：对于城市规划，权力者不能从内心产生敬畏感。应加强规划立法，让权力服从于社会历史责任，才是破解...

    城市是工业经济与工业文明的载体，其衍生的“城市病”正是工业文明病的集中表现。从根源上看，目前我国的“城市病”属于工业化“城市病”。
    从东京、伦敦、纽约等城市的发展历程，“城市病”最严重的时期是在其工业化发展的高峰阶段。由于工业企业集中于城区，吸引人口大量集聚，进而造成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严重的“城市病”问题。在工业化发展的这一阶段，东京都和伦敦的城市人口也达到最高峰。在工业化阶段完成之后，东京、伦敦、纽约等大城市开始了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伴随工业企业外迁，城市人口也经历了下降的过程。而针对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病”问题，政府开始更加注重规划引导的作用，采取措施疏解城市职能，解决城市资源过度集中问题，这些大城市的“城市病”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