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城里干什么?我干得怎么样?”这一系列的问题一直是困扰许多到城里被“城市化”的人的问题。7月27日,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我的城市化》首发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不同行业的领导、专家、学者和作者出席了会议,并就书中的故事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胡存智说,《我的城市化》这本书是我国城市化的一个缩影,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是在城市定居,只有“安居”才能“乐业”,才能对这个城市有归属感。
对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胡存智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要放开城市建成区户籍人口就地市民化;二是要落实完善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落户政策,推动大中小城市联动,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三是要进一步弱化各种与户口挂钩的福利与政策措施,建议今后出台的政策措施不再与户籍挂钩。
《我的城市化》这本书非常好!很多内容看上去虽然是各个作者写的经历,但实际上都反映出一件事——我们都是从农村开始被城市化的。我1978年到北京的时候,是一个学生,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所有的财产不超过200元,还是我老婆娘家资助的。
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一系列巨大变化,《我的城市化》这本书中谈到很多,这些都如同在写我们自己,所以城市化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社会的变迁。我们国家非常幸运,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很平稳,而且发展很好。实际上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城市化过程中特别是农民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上,我们现在依然面临很大的挑战,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发展中的问题。当年,我在考察我国城市化的时候发现有两个特点,我们国家城市化发展得很好,没有贫民窟,但在墨西哥、巴西、菲律宾等国家,贫民窟却非常严重,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特殊,而是我们国家城市周边的农民用自己“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避免了我国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国家宅基地早年只许自己用,不能出租,不能买卖,这是宅基地的特点。实际上城市周边的农民用自己“违法”用地解决了贫民窟问题。
从我们所从事的实际工作角度看更清楚,我们所做的唯一贡献就是没有查处它。近十多年来,北京每隔一段时间会清理一次,如浙江村、大红门等城中村清理了,结果搬到了唐家岭,又清理了,再搬到后厂街……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柔性的解决办法,解决了贫民窟问题,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制度优势。因此,我觉得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很多值得继续发扬、继续发挥的制度优势。
《我的城市化》这本书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个很鲜活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的主人都是亲身经历城市化的个体,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从社会的微观主体——人的角度来看城市化非常实际、非常具体、非常生动。这本书我基本都阅读了,特别是秦佑国教授的文章我看了两遍,我在问自己,我们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我的城市化》这本书告诉我——我们中国城市化最根本的动力就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动力。农民为什么要进城?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他想找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或者找一份收入的机会,进城以后能够更好地发展,因为城市的条件比农村强,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居住环境,以后为我们的后代,为他们的发展打下一个基础,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想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是个农村的孩子,当年考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很狂妄,老师问我“清华大学你填不填?”我说清华大学是干什么的?他说是盖房子的,我说盖房子不去,他说科技大学去不去?我说科技大学是干什么的?他说研究科学技术,我说那我去。那时我是农村的孩子,什么也不知道,我父亲也只念了两个月的书,反正不识得什么字。别看我报考科技大学是为了搞科技,其实我想的更多的是我毕业之后能够有工作。
只要考上大学我觉得就有饭碗、有工作了,就是抱着这个目的。现在有这么多农村进城的农民们,他们的子弟们,就是想追求美好生活。为什么要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不是专家们说的,劳动力从低价值的区域流向高价值的区域,那些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价值、生产力,只知道到城里能赚钱、有工作,城里条件比较好,住得也比较好。
我们目前谈城市化的时候要转变一些思路。因为之前谈城市化、包括《我的城市化》这本书,都把焦点放在农民工进城,然后如何融入城市、城市户口、小孩上学、居住等问题上。
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城市是一个政权所在和商品交易的地方,这就有一个交通的问题,所以就有了路。例如,丝绸之路从秦汉就有了,丝绸之路上的蚕谁养的?肯定来自于中国,发端于中国。蚕农种桑叶养的蚕他吃了吗?消耗了吗?他穿了绫罗绸缎吗?他们不吃、不穿,我们称他为蚕农,他们养蚕出产的丝绸却成为国际贸易的货物。我们在这基础上就可以想一想,这样的农村难道仅仅是自给自足吗?(编者注:秦佑国教授为此撰写了《蚕种场的随想——城市化的一种模式》一文,刊于本期《城市化》杂志第70页)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城市化难道都是农民进城去做城里工作就叫城市化吗?现代技术的引进,改进传统的农业,尤其是现代农业它本来就不是自给自足,它就是全球贸易中的一环,这就是我提出的城市化可不可以在当今进行振兴乡村呢?城市技术、资金都是可以下乡的,其实前两年就已经开始了“建设特色小镇”。这些东西不是为农村的人服务的,而是为城里人服务的。这两年李克强总理又提出要动员复转军人、知识分子、专业人员,还有城市的资金下乡。
首先很高兴看到《我的城市化》这本书出版,这是城市化委员会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一个成就。人的城市化应该是城市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我觉得这本书从方方面面反映了这个问题,这也是很好的范例、多种范例,应给予充分肯定,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贡献。
另外,我已经87岁了,饱经沧桑,我1932年生,经历了国民党统治时期,1948年投奔到解放区,然后进入新社会。对于城市化我的体会是很深的,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我一直没有离开城市,但我的根儿也是农村的,因为我的祖父带着我的父亲从河北武清闯关东,第一站到了辽宁黑山农村,我叔叔这一支还在农村,把他评为贫农。为什么我能够脱离开农村呢?因为我父亲后来学会计,参加了东北军,到了吉林,我家就落在长春,我就生在长春,一直没有离开城市,后来进入首都。
我来参加研讨会,原因有二:第一,我也是农村出身的;第二,我原来研究方向之一也是农民工市民化,当时还做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农民工市民化障碍与途径”。大概在2006年,我带人回我们村做了一个调研,也写了一本书《村域经济视角下的农民收入与支出》。我很想做第二次调研,因为我们村现在几乎没有人了,我十年前回去的时候,村里人平均年龄快40岁了,中位数年龄现在快50岁了,我过年回去的时候都怪恐怖的,村里空荡荡的没有人,我想我们城市化和老一代传统农村的衰落可能是同一个过程。
江苏地区的城市化,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式,但是我们大多数地区包括山东很多地方也没有做到。我想江苏也主要是苏南,苏北还是大量人口在外迁,大量人口迁移到城市里面。这是一个大浪潮、大时代。
《我的城市化》算是一本案例集。我们下去做调研的时候也是附上好多案例,我觉得大时代、大浪潮当中的命运沉浮在这里面表现得特别好。我甚至觉得这种白描式的记录可能几十年之后,你翻来再去看,它的意义比我们写的那些不咸不淡的学术论文可能更有历史的记录价值。
城市化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话题,而且中国很幸运,因为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平稳、最和谐的城市化历程。就世界范围来看,所有的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伴随的是社会融合性。例如,当年就有一个德国青年被他父亲派到英国管理家族的商场。他因为爱上了一个纺织女工,所以接触到了英国最底层工人阶级生活,他为此写了一本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社会现状》,他和另外一个德国青年写了另一本书,就是《资本论》,他就是恩格斯。他经历了整个英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历程,见证了社会被加剧的过程。
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五一”工人大罢工,使得“五一劳动节”由此而来,法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典型故事,就是奥斯曼计划,也就是城市更新计划。奥斯曼不是巴黎的规划局长,也不是建设局长,而是法国警察局长。我们知道,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社会的改变。
奥斯曼计划就是要拆掉城市里脏乱差的贫民窟和弯曲不直的街道,修建笔直的花园大道,建立花园小区,配套公共设施,让整个城市生活品质上一个台阶,这些词我们可能都很熟悉。但是当时要由一个警察局长来推动城市的更新,而我们知道城市的底层和游民诗人和左派在街道里面垒起堡垒,跟政府对抗,抵抗拆迁。
我与城市化确实有缘,因为我是学医的,之前就被邀请参加过雾霾对城市、对人体伤害有关话题的研讨会。
这之后也跟城市化特别有缘,我经常阅读《城市化》杂志。因为我们学医的可以说知识比较局限,从上大学到现在从医30多年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不断学习医学知识,因为知识在不断更新,以前上大学那些课本到现在能用的几乎很少,所以业务负担也比较重,平时接触社会化知识确实很少。但是我从城市化这本杂志上丰富多彩的内容中汲取了很多知识,也对城市化非常感兴趣。曾经《城市化》也约我写过一点这方面的文章,我真的没有想到咱们搞得这么有声有色,有这么重大的意义,我确实感受很深!海纳百川,一个专栏汇聚成《我的城市化》这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发行,既是“以人为本”城市化进程中的真实记录,也能为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今天莅临这个会议。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文章是如何从最初一个杂志的栏目,到今天编辑成书的过程。
《城市化》杂志从2008年1月创刊,一直希望通过栏目的设置、内容的组织从多个层面去宣传报道国家在城市化领域的重要事件、热点话题,客观公正地记录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轨迹,给中国的城市化留下一点可以追踪的历史记录,起到一点资料价值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对国家在城市化方面颁布的法规政策、取得的各种成绩感到兴奋,同时也对如何反映“人的城市化”这类感性的内容感到困惑,毕竟人是城市的主体。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人与城市的和谐。城市建设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人服务。一直以来,《城市化》杂志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关注,例如,吴文媛院长就是其中的一位。
2012年9月24日,吴院长专程从深圳来到北京,与杂志社同仁就如何办好杂志深入探讨,其中她提出开辟“我的城市化”栏目,谈及开设这一栏目的初衷,身为城市规划师的她当时特别动情地说:“每个城市无非是在不同阶段下要求雷同的项目而已,我们设计出的城市本身与我们的工作一样乏味和重复。直到有一天我们认真关注生活在其中的人,他们的故事和城市建设年鉴的对照瞬间暴露我们在建设目标上的心口不一,他们的故事让这个城市的面貌有了依据和时间坐标,也让我找回了工作的乐趣和意义。”
我们当时看到《我的城市化》初稿的时候就觉得这书稿跟一般做城市、做案例或者做其它方面有很大不同,书稿都是以人为主,而且是正面选取人物,基本涵盖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有大学教授、城市白领、农民工、大学生等,所以我们从编辑的角度来看,这个书给我们的感觉是内容非常丰富。
从内容来看,每一篇文章的温度又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写自己,写“我的城市化”,写“我”如何进入城市,“我”在城市如何生活的,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每一篇文章是有感情的,而且这些感情是非常真挚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非常有温度的。
在编辑当中,得到了编者很大的帮助,这52篇稿子都是他们精选出来的。从出版、编辑角度来说,帮我们省了很大的心,因为我们拿到的稿子是成熟的。我们觉得每一篇文章都会受到不同的启发、感动。这是我们在编辑当中最大的感受。
现在《我的城市化》这部书出版了,作为出版社,作为编辑来说,我们准备后期做好营销推广,让这本书能够在市面上让更多的读者接触到,因为这本书涵盖的读者面是很广的,适合各个不同的阶层、读者群,很好把这本书推广出去,这本书可读性非常强,它的故事性是有的,人物形象可通过文章感受出来。所以怎么把这本书营销推广好,让更多读者接触到这本书是我们接下来工作的重点。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城”,权力集中并设防的地方;“市”,物品交换、货物贸易的地方。货物运输和人员流动要交通,就有了路,陆路、水陆。“丝绸之路”,秦汉即有,运送货品是丝绸。丝绸是种桑养蚕的产物,种桑养蚕的是农民,但蚕农并不吃桑吃蚕,也不穿绫罗绸缎,他们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是依赖“市”和“贸”的农民。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鲁安东教授及其团队在苏南发现一类“蚕种场”的民国时期建筑,具有被动式的温度、湿度、通风的精确控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2015年应鲁老师之邀,我写了“蚕种场随想”。本篇算是“续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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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蚕业发端于中国,丝绸一直是中国人引以骄傲的遗产。但到十九世纪末,受到采用现代蚕业技术的日本的挑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建议成立蚕桑学堂,引进现代技术。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杭州蚕学馆。其第四期毕业生《申报》总经理史量才1904年创办上海女子蚕桑学堂。还有河南、云南等省也建立蚕桑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