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26 日 , 在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办主题为“市民·市场·市长”的第34 期城市化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针对我国面临两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展开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是我国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挑战，也是扩大我国消费市场、拉动内需难得的发展机遇。

　　据统计，截至 2018 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3.37%，两者相差达16.21 个百分点，涉及人口 2.26 亿。“户籍人口城市化进程越往后，难度越大。一些城市即使放开户籍，也不会吸引农业人口大规模进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集体经济过于封闭带来的障碍不容忽视。”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农村室主任蓝海涛认为：户籍城市化和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高度关联，目前进城农民工手里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等土地资源无法正常交易变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进程。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蔡义鸿主持本次研讨会。北京中德信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银河、华忆（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彭祥林、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对外合作部部长宋薇薇、在河之洲平面设计以及活泼地互动设计创始人周南等，与会嘉宾从不同领域为“人的城市化”和提升中国城市化质量建言献策。

　　关于“市民·市场·市长”这个主题，我主要从两个角度讲一下。

　　第一个角度，目前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市场化改革滞后，阻碍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进程

　　户籍人口城市化进程越往后，难度越大。一些中小城市即使敞开户籍大门，也不会吸引农业人口转为城市户口后大规模进城。主要有两点理由：

　　第一，城乡户籍吸引力差距缩小，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动力。集体经济制度是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在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这一制度障碍。按照人口学的推拉理论解释，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当中，面对城市的吸引力和农村的排斥力二力作用，到了一定阶段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是很自然的。但在中国，这个自然过程遇到了非常大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市场化不足的障碍。

　　在推行城镇化过程中，中国碰到了一些问题，其中很多是以前计划经济制度设计中遗留下来，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觉得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问题需逐步解决。这包括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户籍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取消户籍？怎么样取消户籍？户籍问题牵扯到资源公平分配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这些成就应该回馈给老百姓，特别是给农民。我们现在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是不公平的。医疗、养老保险、社会福利救助，这些方面国家应下大力气统一解决，真正把农民五险一金问题解决了，生存有保障了，他要不要这块土地？怎么利用这个资源，产生更多的效益，就是他的选择了。我认为户籍问题，可能还很难做到平衡，还要逐步解决。国家应该拿出大力气来，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选择做农民种地，也可以选择进城打工，打工企业给的福利和社会、政府给的福利应该是同时的。目前所有社会保险都转到企业身上，压力很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合作医疗其实拉大了差距，制造了新的不公。我觉得在城市化过程中，在农民转换过程中，首先应该解决社会福利的问题，就是保险问题。应该让农民觉得人是有尊严的，你是公民，是市民，是对中国做过贡献的，任何时候国家都要照顾你们。

　　我前几年承担了济南市新型城镇化规划、泰安市新型城镇化规划、济南市人口市民化发展规划等的编制研究工作，这几个规划都已被政府以红头文件发布实施。在规划编制研究工作过程中，我产生了许多思考和体会。

　　今天的主题是“市民·市场·市长”，市民就意味着市民化，我在做市民化发展规划的过程中产生过困惑。山东省做了全省的市民化发展规划，又推广到各地市，有的重点县也要做，我也作为评审专家，去评过多个规划。省里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对市民化的要求是自上而下任务分解，到2020年每个地级市应完成市民化落户多少万人，市民化任务压力十分艰巨，意图是促进，但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落户口，随着政府户籍制度的改革放宽，乡村进城人口不交宅基地承包田就可以落户城市。例如一个家庭三四口，老婆落了户，带着孩子就可以在城市上学，丈夫的不落户，在城市长期跑出租，家里保留着农村户口和三项权益。以落户口为导向的市民化，遇到了重大障碍。

　　今天讨论推进农村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我在基层工作，就谈谈基层的情况。

　　有一次到城郊山区的农村调研，往回走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看到几个孩子在放学囬家的路上，在水库边打水漂，要趟过一条河，再翻过前面山坡才到家。山里村庄少，看不到有下地劳动的农民。大家很为孩子们的安全担心。前年，我参加一个“三同”活动，就是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星期的时间，大家一起搞了个调研。调研的重点是村民生产生活情况、孩子受教育情况和土地使用情况，还到附近一所小学里搞了一个赞助活动。那个学校共有30多个学生， 6个老师，从1年级到6年级，公共课往往是大合班。周围村庄的孩子都要在这里上学，孩子都盼着赶快读完书，考出去。村里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有的土地进行了流转，在城里买了房。留下老人和孩子在家里，但凡有条件的孩子都跟父母到城里上学去了。我问户籍问题能解决吗？这些人把户口迁到城里去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故土难离，村里有他们的牵挂，土地、房屋，还有乡情。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收入，还要拿回来贴补家用。村里富裕人家，其主要收入并非来源于农业。

　　现在，农村环境面貌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城乡差别仍然是十分巨大。“村村通”工程成绩显著，路修好了，出门不在踩泥巴，车可以开到家门口，农民用上了各种电器。当时，村里正在进行改厕，但有的农户还是担心粪便不能及时变成肥料，怪可惜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仍然落后。

　　“市民·市场·市长”这个主题，结合市民就是市民化；市场是两个市场，人力资源市场，以及消费、生活和文化市场；这两个问题给我们市长们提出什么挑战，我们城市怎么管好，为什么出现城市病……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和思考。

　　政府应该注重社会效益，我曾经跟朋友调研过，对城市而言，农民工是负担还是机会？比如，在深圳的某一个街道，95%以上都是流动人口，本地的原住民只有不到5%，政府部门的压力很大，因为流动性太大了。我就问，你觉得这究竟是包袱还是机会？他想了5分钟才回答这个问题——说是“机会”。而在两年后，各个大城市就开始抢人了，事实证明人力资源对城市而言是一个宝贝，要提高城市化质量，人的流动性非常重要。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也有一个例子，在农村大家都有养鸡，那每家都会有多余的鸡蛋，如果让鸡蛋只在这些人内部交易，肯定是卖不出好价钱的。当前，几乎所有资源流动都是农村流向城市，我喜欢用一个词叫“单向高速路的流动”，导致了如今的城市患“城市病”，农村则患“农村病”—空心化。城市向农村的输出流动有没有？很少很少，往往只输出了一些制度、管理、指示。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想到农村去买一套房子，不可以；想去农村买一块地自己种点喜欢的作物，很麻烦。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下海了，目睹了中国40年城市化进程中的整个剧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了国家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从一个地产商角度来看，很多城市都有城市病，从经济形态到建筑形态，呈现的文化属性和特点都不是很明显，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城市化发展非常快，速度很惊人，但被发展的对象，相关的人经过了教育没有？就像农民工进城市，没有任何安全感，很焦虑，很恐慌，这是城市化带来的。

　　第三个问题，城市的综合配套和公共资源有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

　　第四个问题，城市被改得面目全非了，让城里的人找不到童年记忆。无论出差还是旅行，到了一个城市，甚至都不知道身在何处，这样的城市没有灵魂。

　　第五个问题，城市现在要考虑可持续性发展，它的IP决定了它的经济形态，它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它的建筑，决定了一个城市的面貌，最终呈现的是人文特征。

　　“市民·市场·市长”这个主题比较宏大，涉及面比较广，我是做实体产业的，主要从事环保产业，涉及危险废弃物、固废、水处理等。我们做的过程中主要需要研究市场需求及行业发展方向。环保行业已经发展很多年了，这两三年感觉整个政策层面、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需求越来越大，企业压力也越来越大。在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环保处理需求，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发展过程中会经历的阶段。我们在设计产业的时候会考虑与整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的市场需求，从而帮助解决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相关问题。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生活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没有雾霾，没有污染。

　　第一，我们帮助企业解决环保问题，主要针对大型工业企业。第二，对城市产生的各种废弃物，进行合理处置和有效利用，现在有提法叫做城市矿产资源，城市浪费的这些资源怎样重新利用，这是非常大的市场，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非常明显，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把城市面临的废弃物、污染物，集中进行利用和整治，国外有一个提法叫做“静脉产业园”，非常形象，这也是循环经济研究的范畴。我们觉得这个提法和设想非常有合理性，是非常好的思路，我们也在研究，看看从这个方向如何来做。“静脉产业园”会涉及到气、水、固、危废等相关技术，技术方面有较高的门槛，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专利技术，目前属于国内领先的技术，这是我们的部分优势。

　　我是做贸易的，有一半时间在国外。我有两个企业，一个是生产客车，主要在国外卖，另一个做红茶，在斯里兰卡有自己的茶园，在中国有30多家连锁店，用红茶做功夫茶。

　　我们每年都组织做公益活动，先后去了内蒙古、青海等地，先找红十字会，然后在当地找一二十个学习成绩好但由于各种原因上不了学的孩子，每年把钱汇给孩子的学校。我们去的时候都会带一些茶叶过去，也带我们的孩子去感受一下。我去之后发现，当地文化教育没有上去，孩子各方面素质差了很多。比如，我们带文具过去，他们就会抢。解决这些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发展经济，当然有领导也说过，“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去一些“一带一路”国家，相比之下我们先进了很多，高铁、高速公路、顺丰等物流渠道解决了很多问题。

　　褚时健那个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主要是他们的宣传好、规划好。政府如果有好的规划，比如说这个地区适应种橙子就种橙子，适应种猕猴桃就种猕猴桃，要统一规划。在一些特色镇，可以讲一些故事，要把故事给讲好。还有就是引进当地土特产，把物流做好，这需要上层的规划，这个力度最重要。

　　我是做媒体出身的，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文创板块。在做文创过程中，政府也积极推动，思考自己的文创应该怎么做，但往往除了把博物馆的东西挖出来，做复制品，再做一些设计之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比如各个古镇、各个主题的园区，做文创过程中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没有找到自己城市的灵魂，觉得别的地方有个什么样的楼房，自己也得盖一个，最好把天安门也搬到他们那里去，这样就可以跟北京一样了——完全是模仿，不知道属于自己的东西才是唯一的。

　　做文创板块过程中，首先要把自己本土的文化IP挖掘出来，因为那是在地文化的灵魂，也是整个城市和别人不一样的、具有吸附力的载体。就像平时我们一说到胡辣汤，最正宗的肯定是河南，到底是河南哪一家？这还不知道，肯定要去找，不同地方的好东西都集合在平台上，包括城市规划、建设、未来发展等。就文化行业来说，政府部门的人一定要真正有文化，尤其是审美、美学的判断，而不是说让某些领导干部拍脑袋弄出极其丑陋的建筑。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进行过普遍性的、系统性的视觉审美教育，这是其一；其二在文化的审美方面，许多东西被阉割掉了。现在，人们开始慢慢往灵魂、往心灵中寻找自己独特的IP，包括从方言里面去寻找那种温暖和吸附力。我做文创以后，经常跟我们的团队一起思考，也遇到了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未来的城市规划、发展，包括政府，应该把自己城市的特色挖掘出来，一城一品。我们小时候到一个地方去是因为一个人、一个景点、一个吃的、一个故事，我们就去了。

　　关于“市民·市场·市长”这一主题，我想通过两个案例来谈一下。今天正好有来自山东的专家和学者，我们之前操作的“好客山东”，是省级的形象设计和定位，还有威海以及长岛。  

　　从设计角度看，我理解的城市化进程是市场化的过程。虽然政治上有很多规定，但越来越表现为年轻化、品牌化，更是国际化过程。国际化并不是让我们只学习国外，而是自信心的问题，文化自信的问题。品牌化，城市之间的竞争，包括区域竞争、省的竞争，还有参与整个经济竞争，产生的品牌差异问题，都涉及到城市的个性和定位。

　　年轻化的过程，是因为我们城市的消费主体，80后、90后、00后，陆续进入历史舞台，他们是在互联网中长大的族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已经在变化，甚至我们的软件硬件并没有跟上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好客山东”形象设计打造的时候，是山东旅游局的局长在负责。后来也有一些遗憾，鲁菜馆和山东客栈并没有深入下去，当时已经进行到形象和规划的探讨，只是时机问题，没有进行，这是关于衣食住行全面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