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如是说。而“城市安全”无疑是美好生活的最大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正变得更发达、更繁荣、更包罗万象。与此同时，随着城市运行系统日益复杂，社会变革逐步加深，城市安全风险也在不断加大，各种风险深度交织、相互缠绕。如果防范不力，就可能酿成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经济损失。尤其是近年来，一系列突发性的恶性事件频频上演，如何尽快提升城市安全风险治理能力和应急管理水平，已成为当下亟待补足的一大短板，也是高悬于头顶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019年1月8日上午11时17分，北京市西城区宣师一附小校内，一劳务合作校工为发泄不满情绪，持日常工作用的手锤在课间将20名学生打伤，其中3人伤势较重；
2018年11月22日中午，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第二小学门口，一男子因夫妻矛盾轻生厌世，驾驶一辆黑色奥迪逆行冲撞过路儿童队伍，造成6名未成年人死亡，18人受伤；
2018年10月28日10时08分，重庆市万州区一公交车在万州长江二桥桥面与小轿车发生碰撞后，坠入江中。据调查，事故原因为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殴致车辆失控；
2018年10月7日下午，四川达州南城升华街一处路面出现塌陷，4名路人瞬间被吞没。就在消防官兵和救援人员全力救援时，又发生了二次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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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城市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已成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识。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安全”作为新时代人民生活的基础指标之一，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环境”一起，作为保障人民生活的必要基础。去年1月7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城市为载体就安全发展问题专门发文。这也标志着我国城市安全进入系统化、规范化管理新阶段，为加强城市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话：“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的更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诸多成长的烦恼也在困扰着我们。一些城市安全基础薄弱，安全管理水平与现代化城市发展要求不适应，不匹配，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需要我们加以分析研究，并探索解决途径和办法。
高度重视城市安全发展中不断增加的风险点
归结起来城市主要风险点包括：
1、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给城市安全发展带来的风险，随之产生交通拥堵、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极地热导效应增强、自然风险加剧等一系列大城市病。
2、城市密度给城市安全发展带来的风险。高密度不仅仅带来了繁华，还会带来交通拥堵、公共设施不足、生态环境困扰、热导效应、面对灾害时疏散通道和急救设施超负荷等诸多问题。“911”事件提醒我们高密度的人口让恐怖分子更容易实现控制目标，2003年SARS病毒蔓延也与高人口密度有关。
3、城市形态给城市安全发展带来的风险。例如，我国普遍存在摊大饼式发展模式，当疫情、传染病、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来临时，城市与赤壁之战当中曹操连环船何其相似！
4、城市成长速度快给安全发展带来风险。一些基础设施陈旧落后，功能区风险点集中，立体交通安全风险大，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安全基础脆弱，应急能力与发生灾难灾害严重程度，复杂情境和实地救援要求不相衬。
5、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给城市安全发展带来风险，且成因复杂性，结果有冲击性、相互的连锁性、影响的持续性。
深入研究城市安全发展当中风险点产生的原因
城市安全发展中风险点产生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方面:
1、城市建设缺少统筹安全规划。主要是内容分散，各项目之间不够协调，部分与重点行业发展规划相配套安全基础设施无法协同推进。
2、相关部门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尤其是职责重叠部分，或者空白地带最容易成为患点。规划许可安全许可各行其是，关联性不足，责任落实不到位，难以实现高危行业建设项目在安全方面源头把关。
3、社会公众安全意识淡薄。相较于国际经验，我国相关组织单位、城市市民参与力量、风险管理能力不够强，积极性不够高，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城市的安全责任者。
随着人口大量流动、产业高度集聚、高层建筑和重要设施高度密集、轨道交通承载量严重超负荷，再加上极端天气引发的自然灾害、技术创新中的不确定性等，许多过去的“城市问题”、已经演变成为“城市风险”，这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极大的威胁。
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原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认为：风险防控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和未来城市管理的重中之重，或者说压倒一切的根本问题。城市，尤其是特大、超大型城市，必须将更多的精力聚焦到风险的预防、事先控制及系统治理上来，聚焦到科学务实的城市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上来。
为此，孙建平在2018年11月23日举行的2018城市风险管理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谈到民营经济发展时说“民营经济面临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联系到我们的城市风险管理研究，也要迈过这三座大山——风险的“火山”，理念的“冰山”，技术的“高山”，但我还要加一座山——市场的“金山”，危中有机，城市风险产业未来潜力无穷。
跨越风险的“火山”
城市安全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随着中国城镇化大踏步前进，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度变革，城市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交织，实际上保障城市安全、规避风险，已经成为一个大课题，对主政者而言，为官一任，执政一方，必须要跨越城市风险这座“火山”。
孙建平指出，城市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定位之上。综合中央层面对安全发展的科学定位和战略举措，我们作出以下判断：
——城市安全应成为最基础、最重要的公共产品。
——基于城市安全的风险防控，是确保城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确保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城市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应该是基于城市安全的系统性、规范性、制度化建设。
融化观念的“冰山”
孙建平强调，从城市安全管理来说，目前首要突破的是观念问题。
具体来说，构筑城市风险防控体系，应按照城市治理的社会、市场、政府三个维度来思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治脚，要构筑体系、搭建平台、创新机制。那么，如何构筑城市风险防范体系呢？
公共卫生是城市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伤害预防与民众息息相关。
一直以来，说起艾滋病人们都为之色变。然而从全球来看，是哪种原因导致人类死亡更多呢？其实，伤害所导致的死亡远远高于艾滋病、疟疾。而且，伤害所导致死亡的，基本都集中于青壮年人口。这无疑令人痛心，而针对伤害所导致的死亡，干预效果非常显著，且只需要投入少量资金。
社区干预投入少、效果好
全球信息里面有关于自杀的统计数据。自杀在2012年排在前15位，2030年预计会下降到16位，全球对于心理健康干预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另外，也有跌倒所导致的死亡数据，2012年排在21位，2030年会上升到17位，跌倒主要是发生在两个人群，一个是学龄前儿童，一个是老年人，老龄化对于跌倒伤害是很大的挑战。
基于社区开展伤害预防有很多优势，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在我们中国，说起社区来通常指的是一个街道、一个镇。在国外，比如日本，一个社区相当于一个市，在韩国一个社区至少是一个区，就像韩国首尔区，他们是以区为单位开展工作。这种优势体现在是小政府，政府可以承诺，可以整合资源。
交通方面可以和交警部门合作，火灾方面可以和消防部门合作，学生方面可以和教育部门合作……社区是老百姓居住、生活的地方，在这个层面发动百姓参与也最接地气。
在社区层面，可以用主动干预和被动干预相结合。什么是主动干预？就是强调人的行为改变。一旦发生事故我们会强调是人的原因。其实有时候从学科角度和全球经验来看，被动干预比主动干预效果还要好。举一个例子，对学龄前儿童，你主动干预，让学龄前儿童自己掌握风险辨别技能，这很难做到。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安全环境，这就是被动干预。当我们设计这个城市，设计儿童娱乐空间、居住空间、学习空间时，一定要站在他的角度设计，要适合他年龄段和认知程度空间，社区也很方便营造安全文化，因为每一个社区成员，他在这个社区都是有归属性。这个社区当中，他会比较容易形成安全文化。
现在，全球比较公认的伤害干预措施有四块：环境干预、工程技术干预、宣传教育干预和立法执法。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又强调，所有的干预一定要进行评价，如果没有评价，你就不知道干预效果是不是有效，不知道干预是不是有针对性。甚至是在设计干预措施之前，就要有一个评价。比如，你社区主要伤害问题是什么？假如跌倒非常高发，就要分析一下这种高发伤害背后原因是什么，然后看到底要采取哪一种干预措施，是采取环境、技术、教育，还是立法方式，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要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要本土化。
一个越南乡村溺水发病率很高，当地在儿童基金会资助下开展调查，对溺水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河道桥梁是溺水高发场所，这个地方没有路灯，骑车人夜间很容易发生溺水事故。于是给桥梁装上护栏，非常简单的措施，也不用花费很多，但溺水事故大幅度下降。还有一个案例，那里的居民家里面有储水池子，还有挖的井，原来上面没有盖子，小孩不小心就会掉进池子和井里面，后来基金会资助他们，有开口裸露的地方加上盖子，溺水死亡率就大幅度下降。在环境改善的时候不一定要高大上，一定要切合当地实际情况。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副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WHO）国家安全社区认证中心委员陈文涛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区安全风险防控与治理研究实践。他与合作者提出了我国社区安全建筑方法与居住路线，推动并指导我国内地100多家社区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国际安全社区。他认为，安全社区建设是完善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途径。
以基层应急救援遏制事故伤害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各类危险源的所在地，也是各类灾害的主要承载体。意外伤害的受伤者在受伤后5分钟内给予救命性措施，伤后30分钟内给予医疗急救，18%到25%的受伤者的生命可以得到抢救或避免伤残；在一些大地震中，主要的还是靠自救；越到基层发生事故的第一现场，事故伤害的时间限制越会成为应急救援成败的关键因素。
突发事件能否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取决于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当前，社区的应急准备不足是共性问题，公众不执行，无监测预警。而救助时间是救助成功的决定因素，所以，需要加强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急救网络建设，制定社区应急准备的指南，强调应急管理以社区为中心。
居民生活在社区，主要的安全感是从社区来的。开展安全社区建设，是通过跨界合作来减少伤害和死亡，增强社区居民的安全感，达到更高的生活标准。
WHO提出在全球推广安全社区模式，积极倡导通过安全社区和安全促进活动开展事故与灾害预防工作。实现安全健康的目标需要个人、组织和社区共同努力，并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展开，包括国际、国家、部门、地方、社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在社区开展。国外不叫安全城市而是叫社区，因为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在社区。
1989年，瑞典社区成为全球第一个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国际安全社区。2018年全球已有400多家安全社区，其中中国大陆有108家。安全社区是什么概念呢？以建立一套跨界组织和程序，联合社区有关机构、志愿者组织、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事故伤害预防和安全促进工作，持续改进实现安全目标的社区。强调社区公众积极参与并在事故伤害中起主导作用，通过社区文化政治等方面作用，实现安全保障的目标。
重庆万州22号车上十几条鲜活的生命，被两个情绪失控的男女带到长江去，类似的遭遇我们在公交车、飞机、高铁……都有可能面对。
“躁动的当下迫切需要一场心理重建”，这是我们研究群体情绪管控这一课题的首要原因。我们每一位都有切身感受和体会：不论年龄、性别、职业，也不论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过焦虑、烦燥、抑郁、冷漠等负面情绪影响。所以有人说当前“戾气丛生”，全面焦虑似乎正成为社会病。
城市公共安全需要做好危机状态下的群体情绪管控
聚焦公共安全和城市风险管理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个人认为所有的风险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物的风险，一种是人的风险。如何管理人的风险？人的心理问题，是社会安全和城市安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有的风险带来的影响是三个层面：
第一，心理影响。生命和财产损害，包括人员的伤亡，会导致情绪失控。伤害一个人造成的恐慌是一家人，最后可能导致社会层面影响。当社会负面影响不断累计叠加，后果有时是不可估量、有破坏性
的。9年前深圳市龙岗区一个民办学校五年级女孩，某天放学莫名其妙在自家门口吊死了，他父母是湖南来的打工人员，他们召集了500位湖南人抬着尸体去学校闹事，有关部门只好现场花钱把500人一个一个请回去。这件事背后的逻辑关系就是心理问题。
我觉得在城市风险中，人的风险更重要，其中情绪风险更重要。不做好危机状态下的群体情绪管控，维稳、城市公共安全都会有大问题。
这些年人的情绪风险，对工作安全和城市管理造成的冲击已经越来越大。2018年5-8月份，滴滴车连续发生两起滴滴顺风司机奸杀案，两个司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城市务工人员子女，小时候是留守儿童，大了是民办打工子弟学生，以后变成城市边缘人，他们成长当中造成严重经历问题。十年前我是深圳市教育局专门负责民办教育工作者，接触很多打工子弟，一定要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做好心理建设。
最典型的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案，打司机的是处于更年期一位离异妇女，没有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司机是人到中年夫妻分居，和母亲弟弟挤一起过日子，他最喜欢自己唱歌，最喜欢唱《再回首》。这两个人应该都有严重心理缺陷，是有着情绪风险的社会元素，这两个元素由于某一个小的事件诱发，导致了15条生命坠江的惨剧。我分析，估计司机猛打方向盘时，脑子里可能有一句话：“老子跟你同归于尽”。这不是个案，从2016年到2018年，各级法院正式立案、上升到刑事案件的公交车冲突223起，这是一个大概率社会事件。
人心是最难测的，人心是危机之源。要建物理和法理隔网，更要注重情绪的梳理防护。管子曰：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心安心治是治身内圣，国安国治是治国外王，二者究其实乃一体。人心不安如何能城市安、国家安？这个问题讲到多大都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