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一：范院士，欣闻您荣获2018年度埃蒙斯奖，在此向您表示祝贺！据说埃蒙斯奖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只遴选一位获奖人，您是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学者，那么，年度埃蒙斯奖的评选标准是什么？评委会授予您这一大奖的理由是什么？您有什么感触？
范维澄：埃蒙斯奖是以被誉为“国际火灾科学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Howard W. Emmons (1912–1998)命名的重要荣誉，用来表彰全球在火灾科学公共安全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您说的没错，埃蒙斯奖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遴选一位获奖人，我投身这个领域近40年，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做了些事情，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的确挺幸运的。
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共安全十分重视，亲自到我们清华的公共安全研究院做过视察，强调“把国家的重大安全问题作为你们的战略选择”，在清华大学做这样一个学科建设，符合清华大学的定位。我们这些年践行习总书记的指示，在学科建设、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技术标准、战略咨询以及学会和国际影响上都积极开展了工作，使得清华公共安全研究院进一步具备了服务于政府和社会，与兄弟单位合作的基础和条件。
提问二：城市安全是全球共同面临的课题。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升城市公共安全应急保障能力，是我国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使命。您如何看待我国公共安全形势？从全球范围看，我国公共安全水平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范维澄：我国当前公共安全形势总体向好。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全社会普遍关注，民众积极参与，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安全获得感。国家应急平台体系基本建成，成套化技术装备输出国外；应急能力建设初见成效，大幅提升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产煤百万吨死亡率减少到十年前的不足百分之五；自然灾害监测预测预警时效性和准确性明显提升；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研判和控制成效明显；社会安全风险防控网基本形成，快速反应和现场处置能力显著增强。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公共安全科技的水平总体上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约十年的差距。第一，我国公共安全技术水平处在“领跑、并跑、跟跑”三跑并行的状态，但绝大部分还处于“跟跑”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仅仅是在某些点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总体安全技术水平仍需要大力提升。第二，引领和支撑国家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技创新体系尚未健全，需要调整和加强。第三，与领先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成果向优势技术转化的能力较弱，技术竞争总体上还处于劣势。
提问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4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在您看来，快速城市化为我国的城市安全带来了哪些挑战？
范维澄：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我国正处在公共安全事件易发、频发和多发期，维护公共安全的任务重要而艰巨。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国际化快速推进，各种变革调整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公共安全问题总量居高不下，复杂性加剧，潜在风险和新隐患增多，防控难度加大，给公共安全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以前做过一个统计，我们国家城市化大规模快速推进，和安全生产事故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一个正向相关的关系。我国的城市化让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城市人口和产业都高度聚集，高层建筑和重要设施也高度密集，轨道交通也超负荷运行……这些都会让城市安全隐患加大、城市风险加剧。
提问四：近年来一系列安全事故让人触目惊心，今年8月哈尔滨市一座仅4层高的温泉酒店发生火灾，20名度假者丧生，而此前的天津港“8·12”爆炸事故、上海“12·31”外滩踩踏事故、北京西红门大火事故……您如何看待这些突发事件？对于发展公共安全科技有怎样的启示？
范维澄：城市突发事故的出现主要是两大类的问题，一类是自然灾害等外界灾害性作用对城市的影响，与城市原有的脆弱性相互作用，导致灾难的发生。第二类，虽然没有自然灾害，但是城市内在运行的复杂系统超越了它的安全极限，发生灾变也会酿成重大事故。
这些突发事件暴露出城市安全体系和管理存在漏洞和误区。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公共安全应急保障能力，构建安全发展城市，正成为当下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使命。
这一国家战略需求为公共安全科技创新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公共安全技术具有独特性、复杂性和交叉性，生命力持久强大，将在国家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
提问五：今年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要求“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些不无现实的警示意义。城市在建设和发展中如何增强安全性能？
范维澄：城市发展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住安全关、质量关。
对于城市安全的思考，首先当然是从风险分析切入，什么地方有风险，发现识别和评估这个风险。第二，如果想比较快速地监测到风险，就需要监测很多参数。现在有了物联网，在它的前端可以来探测我们所需要了解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第三，在处置城市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避免部门各自为战、条块分割，就需要一个体系化的治理。第四，如何快速地恢复。开始要做这种智能化的设计，然后要搞清楚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的脆弱性在什么地方，再根据它可能发生的这个突发事件来采取措施，减少城市的脆弱性，增强城市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
习总书记一再强调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要求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就是说城市应该考虑到点、线、面。一个城市要增强安全韧性，从城市安全关键环节来讲，除了风险评估、检测预警、应急处置救援、恢复重建、综合保障，现在可以用到的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和发展，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和三元社会的新一代公共安全技术，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将能为智慧城市提供强大的公共安全保障。
提问六：您刚刚提到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为智慧城市提供强大的公共安全保障，国外有什么好的做法值得借鉴？
范维澄：从国际上来看，这些年来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安全这一块还是发展得很快的，有很多新的做法和技术。比如，美国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对城市的基础设施保护和灾害的管理下了好几次总统令，国土安全部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规范和管理性的文件，从技术上也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欧盟在第七框架项目里专门提出智慧安全城市的项目，重点是对它的基础设施网络，同时开始体现城市安全的精细化和智能化的管理。日本设置了总体的架构，把它的各个部门的系统统一地信息汇总、大数据分析、安全评价，进行综合研判和协调处置救援。
提问七：2022年，我国将首次举办冬奥会。您作为科技部本届科技冬奥重点专项会的专家顾问，请您谈谈如何确保“安全冬奥”？
范维澄：我关注的课题之一是北京冬奥会的安全保障。“安全冬奥”的保障是和城市的安全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提出了构建智慧安全城市的框架，即：一个中心、一网一图、三大基础支撑和多项安全应用。一个中心是指公共安全管理中心，对于北京而言就是整个冬奥会的“安全专项指挥部”；一网一图分别是“城市安全监测物联网”和“城市安全综合监测一张图”，它们将依托城市安全大数据平台、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和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三大基础支撑，并应用于综合应急、预警信息发布、生命线安全等城市安全解决方案，整个框架的有序协作将共同确保冬奥会期间的安全保障工作做到源头监控、精细治理和高效处置。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此前曾与安徽省合肥市合作，实践这种从风险源末梢监测预警到城市决策中枢应急指挥一体化的理念，合肥市于2017年启动“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系统”，运行一年多来，平均每月各类预警36起，联动处置15起，并曾成功避免过重大事件的发生。这一系统总体实现了对物联网、大数据、云服务、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并适时动态扩展，做到了一张图掌控全局，建立了直观可视化的预警体系。
历届奥运会的“一体化指挥中心”极大提高了应急准备、应急响应等能力，这也是奥运会安保工作的经验，北京要做的是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感传知用”功能，通过智能应用科学判断安全态势，预防为主，切实提高应急能力，确保奥运安全。
